顺治四年（1647），五十三岁的谈迁遭遇了一场几乎足以击垮他的变故。

他用了二十多年、反复增订六次的一部明史书稿，被人全部偷走了。

那是一部已经积累到数百万字的大书。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谈迁访书、借抄，搜集明代史料编纂成文。到书稿被盗时，这部书已经陪伴他走过大半生。然而一夜之间，一切努力彻底归零。

黄宗羲后来为谈迁作墓表，记下他当时说的一句话：

“吾手尚在，宁遂已乎？” （《谈孺木墓表》）

书没有了，手还在。巨大的挫折没有摧毁谈迁，他毅然选择从头再写。

四年以后，书稿重新完成。可他仍然没有停下。顺治十年（1653），已经年近六旬的谈迁带着书稿北上北京，访问前朝遗老、查阅档案，继续补充、核实书中的记载，最终编成今天我们读到的这部四百余万字的《国榷》。

但谈迁为什么愿意用半生时间，甚至在全部心血毁于一旦以后，仍要重新写一遍明朝的历史？

这还要从他最初动笔时说起。

不满官修《实录》，他选择自己动笔

天启元年（1621），二十七岁的谈迁开始编写《国榷》。

那时明朝还没有灭亡，记录本朝历史的官私史著数不胜数。尤其是历代皇帝去世以后，由官方纂修的《明实录》，按年月记录皇帝在位期间的政事，是最重要的明史基本史料之一。

但在谈迁看来，这些官方记录不足以构成一部可信而完整的本朝历史。

实录本出于朝廷史馆，修撰者身处当朝政局之中，对某些敏感人物和事件难免有所避讳。此外，《明实录》未曾刊印，只有抄本，一代代传写、修订下来，又会出现各种缺漏和篡改。至于民间流传的各种明史著述，则质量参差，常有舛误。

不满于此，谈迁决定亲自动笔，重写一部完善的编年体明史。

黄宗羲后来概括谈迁的工作为：

“汰十五朝之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之邸报，补其阙文”。

《明实录》仍然是《国榷》最重要的基础，但谈迁同时广泛搜集其他文献，用不同来源的材料彼此参证、精心考订，力求还原历史真相，纠正《实录》等书的歪曲之处。

所以写作这部书时，谈迁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非常明确的追求：要把发生过的事情重新考查清楚，尽可能记下本朝历史最真实的样子。而后来发生的明清鼎革，又让这件事变得更加迫切。

1644年，李自成军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覆亡。

对谈迁来说，眼下发生的不只是一场改朝换代，也意味着他正在编写的那段历史，突然失去了继续由本朝官方保存、修纂的可能。

尤其是崇祯一朝。明代此前各朝均有《实录》可供依据，崇祯朝却因战乱频繁、京师骤然沦丧，并未留下完整的本朝实录。到了南明弘光政权，局势更加仓促、混乱，许多史事也更缺乏稳定、完整的官方记录。

可以说，越接近一个王朝灭亡的时候，历史材料往往越复杂。而恰好经历了这个历史断裂的谈迁，便不得不自己寻找材料。

邸报、地方志、私人著述，以及亲历者的见闻和回忆，因此成为谈迁补写明末历史的重要来源。1647年书稿被盗之后，他又重新开始搜集材料。他先是从嘉兴一带的藏书家借书抄录，重新恢复旧稿；顺治十年，他又携稿北上京城，继续查访前朝史事。

当时的北京虽然已是清政权的都城，但仍聚集着大量曾经亲历前朝政事的人：故明官员、降臣、皇亲、宦官以及遗老故旧，都可能提供官书未载的线索。谈迁一面访人，一面查书，把新获得的材料不断补入书稿，也因此替后人保存了研究明末政治和社会的重要线索。

半生心血，凝聚成怎样一部历史？

今天通行的《国榷》正文一百零四卷，另有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约四百二十八万字。

在进入三百余年的编年叙事以前，谈迁先用四卷卷首，将贯穿有明一代的重要人物和基本名目分门依次开列：从历代皇帝、后妃、宗室诸王，到各地疆域，勋臣、外戚、内阁与部院官员，再到朝贡诸国等，为正文中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关键信息，提供了一份可随时翻检、对照的总览。

正文部分则采用编年体，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朱元璋出生写起，一直记到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覆亡。随着时间线索，三百余年的政治、军事大事次第展开。

《国榷》不仅纪事完整，编年清晰，谈迁也尤其注意官方记载语焉不详、有所回避的史事，往往对其另加考订。比如朱元璋晚年诛戮功臣事、建文朝史事，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等，《国榷》都留下了值得重视的记录。

尤其到了万历朝以后，书中的史料价值更加突出。这一时期离谈迁生活的年代最近，他能够搜集到较多邸报、地方文献和当事人的见闻。崇祯、弘光两朝又缺少完整的官方实录，因此《国榷》保存的相关材料，对后世研究明末政治、军事以及明清鼎革尤其重要。

谈迁也并非只做史料的整理者。遇到重要事件，他还会把自己的意见以“谈迁曰”的形式附在其后，有时又列入前人的评论，让不同意见并置。考订事实与评判得失，在书中并行不悖。

一介布衣，留下了官方叙事之外的明朝

《国榷》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它始终是一部出自个人之手的私家史著。

没有稳定的档案系统、庞大的修史机构，写下这四百余万字的，只是一个家境贫困，长期靠替人抄书、作文等方式维持生活，一生从未真正进入仕途的读书人。

也正因如此，谈迁在面对历史时，拥有了另一种位置：明朝已经灭亡，他没有必要再对前朝人物有所忌讳；入清以后，他又始终以故国遗民自处，无意于迎合新王朝所需要的前朝叙事。这也影响了本书此后几百年的命运。

《国榷》中保留了不少触犯清廷政治忌讳的记载，尤其详载建州女真以及明清战争史事，因而在清代并未正式刊行，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但也正因此，《国榷》没有进入《四库全书》的官方编纂体系，也就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删改。这不意味着在几百年的抄传过程中，其文本完全没有被改易之处；但与不少经清廷官方审查、删削的明代文献相比，《国榷》确实保存了许多格外珍贵的原始内容。

谈迁生前没有看到这部书正式刊刻。他去世后，《国榷》继续以抄本辗转传世。直到近代，张宗祥搜集不同抄本互相校补、整理标点，这部沉睡数百年的明史巨著才逐渐形成今天通行的面貌。从1621年第一次动笔，到二十多年后书稿被盗；从五十三岁发愤重写，到近六旬携稿北上访史；再到数百年间的代代传抄，最终整理刊行，《国榷》的命运本身，也像它所记录的那段历史一样曲折。

谈迁投身著史三十余年，始终是一介布衣。他没有朝廷背书，没有他人资助，没有家底支持。支撑他写完这部四百余万字大书的，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的、近乎执拗的坚持：官书有失，就另寻材料；记载有疑，就重新考订；原稿丢了，就再写一次。

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历经磨难的普通人怎样以过人的学识和意志，倾尽半生与遗忘、散佚和时代巨变争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补官史之阙、存一代之实的明史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