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宇宙，星光永恒。“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国际性的、永久性的崇高荣誉。只有名垂青史、四海留芳的姓名才能跨越天地距离、突破时空局限，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2019年4月6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及哈佛大学国际小行星中心将273936号小行星命名为“唐荆川星”（273936 Tangjingchuan 2007 JC16）。
唐荆川，一个在常州人心中颇有分量的姓名。他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文可称宗，被誉为嘉靖三大家之一，其后他更以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持续在学界发力，成为“唐宋派”领袖。他武能抗倭，研习武术、传承“阳湖拳”，与戚继光有师徒之谊，“掷笔毙刺客”“金头玉臂”等逸闻典故亦是广为人知。
唐顺之，世称“荆川先生”，亦赞其为中国文章宗师。有此成就与他屡次“请朝”而遭“削籍为民”有关，故而得以专心治学的经历有关。尤其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六年（1541—1557），其为躲避喧嚣，以至隐居阳羡（今宜兴）山中，“杜门谢客，砥节益严”，一心苦读。
山中读书无岁月，他每天或在山中游历，或静坐竟日，“冬不炉，夏不扇，行不舆，卧不烟，衣不帛，食不肉，备尝苦淡”，与乡野村夫交游亦是和光同尘。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沉淀，除经史子集之外，唐荆川更对天文地理、易经八卦、奇门遁甲无一不通，成为继明朝圣人王阳明之后的又一“通才”。他不仅是位文艺青年，更能文理双修，在数学领域自由徜徉，他极其精通元代的“回回术法”，尤其擅长“孤矢割圆术”，是当时公认的算盘高手，乃至还编写出《勾股孤矢论略》《勾股六论》等著作。
文坛则更是唐荆川的“主舞台”。明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主宰文坛风尚，他们的文章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词气安闲，雍容华贵，缺乏刚健劲直的精神气。至明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不满文坛此状，举起复古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然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均存在严重缺陷，复古却又泥古。以王慎中、唐荆川、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兴起遏制其思潮,其中最彻底转变摹拟法式创作风气的便是唐荆川。
“唐宋派”认为按照文学发展的规律，唐宋诸大家的散文是对秦汉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更高的艺术成就。为让中国文学循着传统主流的方向前进，应当“取法唐宋，规抚秦汉”。
唐荆川果断提出要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为提供标准，他选辑秦、汉、唐、宋文的选本《文编》。其中，唐宋文章只选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等八人的文章，并声明唐宋文就以此八家为优，其他人的文章一律不取，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此后，茅坤根据唐荆川的思路，编选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至此，“唐宋八大家”成为文学上的一个固定名词流传后世。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唐宋八大家之说，盖始于唐顺之。”此当肯綮之论也。
唐荆川弘扬“唐宋八大家”“文以载道”写作方法。他提出“文必有法”“有法之法”和“文无是法”三大核心内涵。他倡导写作要言文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作文语言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此外，他认为“直写胸臆”是达到“本色”的绝佳途径,只有“自胸中流出”的字句才能达到属于自己的本色。其首创的“文法”说、“本色”论,至今仍然奉为指示后人的作文门径。
唐荆川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且各体兼备。《叙广右战功》是记叙文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以太史公笔法,塑造主人翁英勇善战、胆识过人的大将风范。散文《竹溪记》被视为唐宋派的代表作，两篇散文收录于《古代散文十大流派》。《明文海》收录唐荆川各体文章多达40篇。《明史·文苑》称他写的文章恢宏恣肆“纡徐曲折,有大家风范
作为大明第一学霸，唐荆川不仅以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散文创作傲立文坛，还凭借功勋卓著的抗倭事迹扬名战场，他曾以功升右佥都御史，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横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一带，常抢掠十数县，流害数千里，百姓深受其扰。当时的唐荆川虽隐居阳羡深山，仍为此“愤懑废食”，多赋诗感叹时势。
嘉靖三十七年（1558），时年已51岁的唐荆川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为兵部职方郎中，担负起为国抗倭、保民平安的重任。
他先是领命前往明九边重镇之一的蓟镇（现天津蓟县）核查兵籍，他不辞劳苦，与蓟镇驻军将领一起跋山涉水，视察军务。经过详细调查与认真核实，查出兵员缺额三万多名，其余亦多不能胜任守边御敌。同时，他细心考察军情，查看长城内外的形势，提出一系列加强边防的建议。期间，他据实上书并提出九条良策，蓟辽总督王忬及以下俱被贬秩。
随后，唐荆川又被派往浙江一带视察军务，与浙江巡抚兼总督胡宗宪协同抗倭。经过临阵观察和深思熟虑，他提出“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的谋略。针对倭寇的武器特点和善于近战的情况，唐荆川选择鸳鸯阵并加以改良后在军中传授推广，成为明朝此后杀倭一大利器。
嘉靖三十八年中月，唐荆川率舟自江阴直抵上海崇明，驱逐盘据在三沙岛的倭寇船队出海再实施围剿。此战斩敌首120级，击沉佞船13艘。三沙首捷后，唐荆川又督师取得江北淮安姚家塘大捷。
嘉靖三十九年，唐荆川不顾重病在身，又乘船巡视江海，行至南通时，终一病不起。一代通才，就此陨落，时年54岁。唐顺之病逝讣告传到京师，嘉靖帝破例恩准唐顺之公祭安葬。按常规，四品朝官只赐祭，不赐葬。唐顺之为国为民辛劳而死，破例得到皇帝赐葬的礼遇。
唐荆川去世六年后，他生前寄予厚望的戚继光，经过一路追杀，终于在安南万桥山，杀绝最后一股倭寇。
常州学派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是近代思想启蒙与改革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唐荆川正是“经世致用”思想弘扬发展的重要一环。
《明史》记载：“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经世致用正是《六编》的思想内核，体现了唐荆川成圣成贤的心理自期与学为世用的现实关照。其中，《左》《右》两编在编纂体例设计上独具匠心，有着中国传统史学“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义。
《左编》以历史正史所载君臣事迹为主，参以其他记载纂成编，分为君、相、名臣、谋臣、将等24门类、142卷。细致的分类，使圣贤与昏庸，忠与奸泾渭可分，起到了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作用。他把上下二千余年世运之兴衰、人才之淑慝、民命之休戚、地形之险易利害，历历如指诸掌，不烦探索而得其，可谓用心良苦。
《右编》是《左编》的姊妹篇，编录了历代名臣的奏疏和论说。它的编纂顺应了当时朝代发展的要求。建文帝时，就曾命儒臣辑历代名臣奏议，目的是“致治之道”，希望“君能善纳言，臣能尽言不隐”，以达“天下未有不治”之世，记录从洪武到嘉靖九朝名臣的经世之言的《皇明名臣经济录》由此诞生。而《右编》不限于皇明一朝，而是编录了历代名臣的奏疏和论说。唐荆川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辑录40卷“有资于治道的言论以资于经世之局”，这对中国史学立言是有开创性贡献的。
面对明后期内忧外患、国运衰颓的时况，唐荆川力图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其从文从政皆以经世致用为精神内核，首先当时束书不观、空谈无根的学风受到影响和改变，继而以“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形成。
《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指出，东林之学集大成者孙慎行正是唐荆川之外孙。他继外祖经世思想，从“顿悟”处入手阐明“勤学、好学、审思、明辨、笃行”，通过这五种功夫，获得真才实学。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曾说：唐荆川是常郡无锡东林领袖们的导师。
有清一代，受唐荆川经世致用精神引领，武进成为学术文化的重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吴、皖两派以外，常州学派为另一巨流。”唐荆川之六世孙唐执玉，亦是治世能臣，《清史稿》评价：“执玉……，诸臣皆以开敏精勤称上指，为政持大体，与夫急功近名，流於谿刻，重为世诟病者，固大异矣。”以庄存与、刘逢禄等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在统治者功令严峻，朝臣儒人不敢启口言及时政的境况下，以研治“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掩护“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近代政治学术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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