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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与占卜巫术与占卜是早期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人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早期精神文化的主要创作活动，对早期人类文明的推进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进作用。那么巫术与占卜活动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与原始时期人类的思维方式是紧密关联的。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的怀抱，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终日以生存为务的原始人类面对变化无常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这一方面导致他们对能给他们带来灾厄的自然力量产生了敬畏和恐惧，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变幻莫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进而对这种自然力量产生一种特殊的希冀，希望可以利用这种力量，巫术与占卜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人类通过特定的方式，企图通过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某些事施加影响或者给予控制，以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例如祈雨、驱邪、治病等，这就是巫术。
巫术通常由巫师承担，巫师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如祭祀、跳舞、念咒等，向神灵传达人类的愿望，同时向人类传达神灵的旨意，起到了沟通天地神灵的重要作用。
巫师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在原始宗教活动中担任重要的角色，随着原始宗教向古代宗教的转化，原本自愿为部落服务的巫师自觉演变成了职业神职人员。
中国早期对于“巫”的文献记载有《庄子·天运》“巫咸招”，传说是舜的老师。除此之外《山海经》中载有“六巫"和“十巫"，“六巫”为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十巫”为巫即、巫咸、巫盼、巫姑、巫彭、巫真、巫礼、巫抵、巫罗、巫谢。
前面说到，巫能够事鬼神、通天地，因此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巫师又增加了许多新本领，因为宗教是当时社会的唯一社会形态，巫师可以说是作为最早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担负起当时社会的全部文化功能。
巫咸便是一位具有崇高地位的巫师，《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雍已逝世，他的弟弟太戊即位。这就是太戊帝。太戊任用伊陟相。当时国都亳出现了桑树和楮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一夜之间就长得有一搂粗。太戊帝很害怕，就去向伊陟询问。伊陟对太戊帝说：“我曾经听说，妖异不能战胜有德行的人，会不会是您的政治有什么失误啊?希望您进一步修养德行。'太戊听从了伊陟的规谏，臒椭树就枯死而消失了。伊陟把这些话告诉了巫咸。巫咸治理朝政有成绩，写下《咸艾》、《太戊》，记载了巫咸治理朝政的功绩，颂扬了太戊帝的从谏修德。
说到巫术就不得不提到占卜，占卜同巫术一样起源于原始宗教，原始人类经常把自然或者生活领域中的某种奇特的现象当成吉凶的预兆，并通过此种预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一般来说，占卜活动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已经出现但寓意不清的现象做出解释，如占星、占梦、占天气。在《尚书·说命》上便记载了这样一个商代的故事：高宗武丁梦见上天告诉他一个贤相即将被派来辅佐他，随后他便根据梦中出现的地点以及梦中贤相的相貌找到了傅说，最后傅说果然成为了一名名相。
二是在进行重大活动或行动如祭祀、战争、建筑前对即将发生的情况进行占卜。
占卜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有两种，一是把龟甲或兽骨钻孔然后用火烤，然后根据所呈的裂纹形状来推测吉凶，这种占卜方式又称为龟卜。二是用蓍草数目的变化的程序来得出卦象，由得出的卦象进一步推测吉凶，又称为卜蓍。
除此之外还有瓦卜、风角、演禽等。占卜是一种十分神圣的形式，在殷商后期和周代，龟卜和筮卜，周人认为龟卜比筮卜灵验。《周礼·春官》中说：“凡薀旺家的大事，都必须先龟卜然后再筮卜。”"到了唐代，在占卜的方法上发明了“以钱代蓍”法，改革了延续三千多年的“蓍草”起卦法。
巫术与占卜起源于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类对自然和自我的进一步认知的结果，巫术和占卜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变到现在仍然存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抓周这一习俗便是流传于江南一带的一种占卜征兆的巫术，于此类活动我们应该辩证看待，这是人类在认识自然与自我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易经占卜之前的巫术文化或许现在的很多人会认为占卜是从易经开始的，换句话说，占卜就是易经。
有着这种观点的，显然是对殷商以前的中华历史不太了解。事实上，在大衍筮法开始出现于殷周之时，古老的占卜术依然存在，乃至存在了几千年，甚至要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氏，而这位伟大的伏羲氏，距今大约有四五万年了。那么古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人际交往时，也和今天的我们一样，会面临很多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今天，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有更多的手段，但在那个茹毛饮血尚未完开化的氏族、部落时代，他们能有什么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
如果用时光穿越器把我抛到那个时代，面对一片陌生的环境，对我有利的条件几乎都没有，我恐怕除了恐惧就是迷茫，乃至束手无策，什么都干不了。
但古人没有，他们也会迷茫，也会恐惧，比如他们不知受什么启发认为“年”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他们凭什么这样认为？反正他们采取了行动，既然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避开他，或者把他赶走。
这种唯心加唯物的观念在古人的思想中时常会矛盾的存在着。首先古人从心里认为这个是坏的，这是唯心，然后便采取了他们认为有效的行动，这是唯物，他们居然能在转眼之间将一对矛盾体处理得非常和谐。
既然认为吉，我们就要接受他。
既然认为凶，我们就要避开他。这和后来的易经观点不谋而合，“易本来就是告诉人们如何趋吉避凶，否则圣人作易何用。”
在“年”这个不利的问题上，古人是怎么做的，我们都知道了，并且也在沿用这种行为，那就薀妄年，用敲锣打鼓、放鞭炮、挂桃符的方式去旧迎新。
由于古人缺乏相应的科学手段。他们在现实环境中所能采取的预知吉凶祸福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就让人觉得不但费解，而且近乎迷信了。
比如古人观察天象，见到彗星就认为不吉。日食、月食就认为天狗吞月、吞日，大凶……，这就薀团代的星占术，这种星占术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生动的描述，还有声占，比如雷电之声，仅仅雷电可能还不足以让古人产生凶的念头，但无云而雷这种反常现象则会让古人直觉做出大凶的判断，且对此无能为力。
鸦啼鹊噪并立枝头谈祸福，燕来雁往相逢路上话春秋。这薀团代文人作的一首对联。但在殷商之前，鸦鹊、燕雁却是用来占断吉凶的，这就是鸟占。比如乌鸦的叫声，恐怕真没人喜欢，嘶哑而凄厉，经常在坟地或某个旮旯里放开喉咙嚎叫，一副你欠了他几百万两银子似的。就是现代人听了也觉得晦气。喜鹊就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像音乐一样优美，且长得较为标致，让人听着舒服极了，并由此联想到自己应该是交好运了。
而燕与雁这样的正常迁徙并不意味着吉凶，而是提醒人们气候变了，农作物该收的收，该种的种。
还有气占，就是望气之术，观察天上的云霞星月之气，如黑气凶，红光吉之类。“岁星汉帝尊方朔”里的东方朔就是望气的高手。
以上这些占卜术都是本着自然界里的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而作出来的一种行为。这种吉凶几乎被所有人认为是确定的，但改变这种吉凶方式，却不是谁都可以胜任的。往往这种能够获得以某种方式来改变吉凶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当时最有声望并受大家拥护的地位较高的部落首领，及担任较高官职以及记录历史的史官。
他们所采取的趋吉避凶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就明显带有巫术的意味。巫术作为一种行为活动方式，其原始目的无非就是趋吉避凶，满足当时的这个群体的愿望。
这些行为方式一代一代演变下来，就成了一道特有的历史风景，一道神秘莫测的巫术文化。
不要以为巫术贴上文化的标签，就以为巫术很文明，很温和，这样想就大错而特错了。
一般来说，因为巫术活动开始之前，要敬神，怎么样才能表达人们对神明的崇拜与尊敬呢？先民们的做法是杀鸡宰羊、牛来祭祀，甚至疯狂的时候，还有焚人以祭。他们希望这样做能感动苍天，感动神明，降福于己。
在追求吉凶真相的道路上，巫术也在不断的前进，那些掌握巫术行使权的大能们似乎感觉到了，仅仅凭着自然界的种种异象来占断吉凶，似乎有些被动了。于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巫术大能们开始了自己动手，自占吉凶，发明了一个又一个人为开发出来的占断吉凶的硬件。诸多硬件中有一种被使用最广，年代最久，从殷商之时直到战国之前，到了大衍筮法完全成熟之后才终于完成历史的使命，幸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这个占卜术就是被后世考古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甲骨占卜术。甲即龟甲，骨为牛骨，只用此两种。因取牛骨成本无疑过高，并不常用，龟甲成本低且便于操作，成为第二代占卜主要工具。甲骨之所以不幸成为古人的占卜工具，主要是因为古人认为龟、牛乃天赐神物，古人迷信，认为龟长寿且有灵气，龟的超级顽强生命力使常常处于恶劣环境中的远古先民们深感惊羡。由于企望人自身长命百岁，而不得不心甘情愿的拜倒在灵龟的脚下，这种远古先民崇龟的文化心态，在汉朝司马迁的史记《龟策列传》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载：“神龟处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二十枚输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之甲，龟千岁内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
司马迁同志记录这段文字的时代距真正龟卜的远古时代已经很远了，至少千年开外，所记录的自然与远古龟卜的真相相差着一定的距离。但不管怎样，远古先民们以龟为神宝，认为龟能行气导引、长生不老，充满了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神灵之性。选择龟甲作为占卜工具，实乃必然（九十年代流行的神龟股气功法，亦从侧面反映了人类对龟的惊羡）。
至于牛，当然说不上高寿动物，但古人却钦佩牛的充沛精力，蛮劲与温驯的性格，用作占卜工具，就是因为古人企望它更能显示占卜的力量。无论龟甲还是牛骨，在先民看来都具有“天启”的神性，可以更好地显示占卜吉凶，以及增加巫术的权威性。那么古代先民们是怎样从甲骨中得出所要占卜的吉凶信息呢？
“卜”是一个形声字，既像甲骨经过烧烤而形成的裂纹，其读音又像甲骨爆裂时发出的声响。裂纹的空间存在与声音的时间流程就成为占卜的前兆，古人根据甲骨裂纹的位置、大小、多少、深浅、长短、曲直、宽窄及空间走向等因素。以及爆裂声响的强弱等因素来判断人事物的吉凶。 “神兆机于动”，龟卜的兆像是千变万化的。而殷商先民又几乎无事不卜，小到狩猎，大到战争。这种占卜符号与占卜目的之间的对应。蕴藏着兆象极其丰富多变的巫术文化内容。
据唐代明星孔颖达同志的《尚书．洪范》记录：
“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霁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气蒙暗也，曰驿兆，气断续不相贯也。以上五者，灼龟为兆，其璺拆形状有五，是卜兆之常法也。”
作为巫术文化的一种，甲骨占卜术有着一整套相当完善的操作仪式。以龟卜为例，占卜开始，求占者需要向实施占卜的大能详细述说占卜的内容与目的，或是大能自己默想此次占卜的内容与目的，史称“命龟”（述命）。
接着便择龟、杀龟，对龟甲进行人工改造，再将龟甲进行烧灼，钻凿，称为“灼钻”，进而观测与解说兆象，也即是由大能破译兆象的卜义“密码”，判断其吉凶，最后还要将卜辞刻在龟甲上，以便验证，也为的是增加卜甲的神圣因素。
这种龟卜体现出来的文化智慧，既是理性又是非理性的。自古龟就被尊为神物，远古先民不敢也根本不愿动其一根毫毛。其虔诚之心当可想而知。想来当初杀龟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是极其矛盾与痛苦万分的。
但是，龟既为“神物”，又是先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占卜工具。但作为占卜工具。捉龟、择龟，杀鬼就在所难免。作为史官界的超级明星司马迁同志有着身临其境的详细描写：“元王得龟大悦而喜，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这大意是说杀龟取甲要择定黄道吉日，因为龟乃天赠，所以要向天礼拜，要杀鸡宰羊，斋戒沐浴，隆重祭祀之后，方可进入占卜的程序。 为了增加龟甲的灵力，“命龟”时还要念咒以献媚取悦于神灵，“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箣，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土偶……”。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
这大意是说，灼钻前须征得神龟的“同意”，有一套严格的仪式规矩，不可造次乱来。“神龟知人死，知人生，为天下最灵”，无非是人类向神龟表达发自内心的崇拜与虔诚，整个龟卜过程无疑披上了一道巫术文化的神秘面纱。
即使周朝大衍筮法出现以后，龟卜依然存在着，带有巫术色彩的占卜之术与相对客观的易经筮占之法居然和谐共处了数百年，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实际上即使在汉唐以后，六爻占卜与五行占卜渐趋成熟之后，巫术文化的现象一直存在着，即使是科学文明发达的今天，巫术文化也一直未能绝迹。甲骨占卜由于特殊及不合时宜的原因，早已为人们所抛弃，但带有巫术占卜因素的一些仪式依旧传到了今天，甚至二百年前的某个不经意的行为带来吉利的事件，却庄重地成为了今天几乎每天都在无数次上演的仪式。
这就是剪彩，一个极具巫术色彩的文化仪式。
剪彩是怎么来的呢？1912年，美国圣安东尼奥有一家大商店将要开张，老板为了讨个开市大吉的好意头，就按照当地的巫术风俗，清晨早早地打开店门，在门前横系一条红色的布带，不料开市前，老板的一个女儿，时年十岁，童心好玩，从店里匆匆跑出来，无意中碰断了这条红布带，于是久候在门外的顾客以为该商店正式开张营业了，便蜂拥而入，竟然从此天天生意兴隆。由此人们便认为门前系一红布带并且将其碰断是一个好兆头，由此发展为今天的剪彩仪式，全世界竞相效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带有迷信色彩的巫术，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但作为曾经风行几千年的巫术文化，对它有所了解，也似乎没有什么坏处。
占卜术的前世今生夜幕降临，炉火已经燃起，乌龟则一定要选新鲜的，以个大饱满为佳。将龟壳进行简单的清洗后，放在一边待用，锋利的刀刃负责将肉与甲迅速分离。
剩下的工序就可以交给火了，温度要高，又不起烟，那么木炭一定是首选。不加盐也无需用油，随着温度的逼近，龟壳中剩余的水份被迅速蒸发，空气中弥漫出蛋白质的味道。
然而等待大众的并非是一顿美食，而是一份“神灵”的启示。
通红的木炭、龟甲的裂纹、忐忑的眼神，构成了眼前的这一幕占卜。
占字最初的含义是，巫师卜问，观察神迹，并将内容刻在兽骨上作为史记。卜字的含义是，火灼烧兽骨后所得到的裂纹。
占卜是商朝人的黑科技，他们将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在背面加以钻槽到即透未透的程度，再用火烘灼。
钻槽造成了甲板厚薄不均，受热后就会导致槽的四周出现裂纹，这些纹路称为“兆”。负责观察纹路的人，也就是负责占卜的人，叫做“卜官”，也叫“贞人”。在判断吉凶之后，会将卜问的内容书写、刻画在甲骨上。那些文字就是甲骨文。
通过对出土的甲骨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占卜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占卜成了整个国家重要的内政活动，和第一生产力。
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先人们，通过这种形式来消除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困惑和对所受伤害的恐惧。这种在生存中渴望预知的心理，在人类早期就已被埋入了基因中。
但是那些充满神秘，而又带仪式感的占卜活动，最终并没能挽救住商朝的灭亡。
那些刻在龟甲上的卜辞，也没有能指点商朝的江山社稷。它们只是见证了，当时人们所有的不安和诉求。
整个商朝的大地上，始终有一双乌龟哀怨的眼神。
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是中华民族最初的文明诞生地。
这里物产丰富，唯独不盛产盐，而盐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传说舜帝的时候，为了给老百姓生产食盐，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舜就让他的一个儿子到巫咸国做了酋长。此国以善于煮卤土为盐而得名。
后来舜的儿子做了巫咸国的酋长，其实就是最早的盐帮头领，带领巫咸国人民生产食盐。因为当地的巫咸人掌握着卤土制盐的技术，他们把卤土（含盐量大的粘土）蒸煮，使盐析出，成为晶体，外人以为是在“变术”以为是一种魔法。
加上巫咸人在制盐的过程中，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一会儿祭风，希望风为他们带来好的气候以利于析盐。一会儿祭日，希望能日头好些，快速晒出盐来。同时怕技术被人偷学去，就弄得神神叨叨的，总之除了不祭雨，其他的没少弄。
他们的祭祀，有各种真人秀表演，载歌载舞的，并且附有各种许愿和祈祷的言语。类似于一台《爸爸，盐去哪了？》的舞台剧。忙活半天最后才开始各道工序，直至生产出白色结晶的食盐。
这样一个过程，在别的部落眼中就非常高大上了，把它看成是在实施一种方术。于是人们称这种会用土变盐的术为“巫术”，即“巫咸国的术”的简称。这就是“巫术”一词的由来。
这种在当今社会，被视为化学反应的现象，却在新石器时代开启了泛灵信仰的洪流。
低效的生产力和对自然知识有限的认识，使得古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处处都能看见巫术的影子。巫术在最初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成为了人们对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生活风险的一种原始管控方式。
原始部族的人们，坚定的认为万物背后皆有灵。以至于头上三尺有神灵的概念，至今还保存在我们记忆的硬盘中。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灵来自于头顶的天上，所以“天”最大。中国人最早的信仰也是来源于天。
古人认为“天”是一个半圆的苍穹，覆盖在四方型的大地上，产生了最早的天圆地方说。多出来的四个角，就叫四海。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皆是兄弟。这是人类在懵懂阶段，最初形成的自然哲学观。
对物质现象的懵懂，对自然科学的无知，再加上环境中存在的危险。构成人类畏惧的源头。而畏惧必定会产生出敬畏的文化。
当部族的人们迫切的希望，可以与神灵沟通时，巫文化与巫师这个职业便自然诞生了。
最初能与神灵打交道的人，最后几乎都成了王。
这种成王的必须条件，在后世一直能见影子，它甚至被指定为诏书的固定格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意思就是，不能跟“天”唠嗑的人，你都没资格当皇帝。
东方皇权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社会的“君权神授”，其实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权利来历的自我洗白。
在统治阶级的这种暧昧鼓舞下，巫术在上古时期引来了长久的野蛮生长，并发展出了多种形式和体系。
祈求风调雨顺，可以多打粮食的成了祭祀体系。为了多子多孙，能让你一夜五次郎的，则演变成了医疗保健体系。
在众多的体系中，巫术的形式被细分化，最终完成了各自标签化的进程，渐渐露出了宗教、艺术、医学、玄学这些近代学科的雏形。
所以巫术虽然起源于人类认知的黑暗时期，但却并非是愚昧的产物。相反，在上古时期它恰恰代表了，当时人类在自然认知上的最高水平。
在与自然力量斗智斗勇和敬畏的同时，人类不断的向着自然规律靠近，才奠定了现代各类科学的基础。
巫师们认为，自然事物的进程不取决于个人意志的激情和支配，而是有其机械不变的法则。掌握法则就可以对事件的发生演变进行干预。而神灵就是能创造出法则的臒蜕力量。
因此在这种认知下，巫师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神灵的代理人。当时许多部落的领袖就是法师，或是兼职着大巫师的身份。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贵族们也是当仁不让的。
古人所谓的事物法则，其实就是找出万物的相似律。所以早期的巫术大致分为顺势类巫术和接触类巫术。
比如用纸或草扎个小人，然后使用容嬷嬷的手法，来达到在现实生活中伤害对手的目的。这一类就是建立在单纯相似律基础上的顺势巫术，原理类似于分形几何学中的自相似性。
而接触类巫术，需要物品与目标的物理接触，例如在目标上放置符咒等等，典型的产物就是湘西赶尸。
赶尸，属苗族蛊术，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亦与祝由科有关，而祝由则薀团人用符咒来治病的方法，是中医的祖宗十九代。
赶尸的起源，民间有书记载。相传几千年以前，苗族的祖先蚩尤率兵在黄河边与黄帝兵团对阵厮杀，直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打完仗要往后方撤退，士兵们把伤兵都抬走后，蚩尤不忍抛下战死的同胞，命令军师把战死的弟兄送回故里。
于是军师装扮成蚩尤的模样，站在战死的弟兄们的尸首中间，在一阵默念咒语、祷告神灵后，原本躺在地上的尸体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跟在蚩尤高擎的“符节”后面规规矩矩向南走。
敌人的追兵来了，蚩尤和阿普军师连手作法引来“五更大雾”，将敌人困在迷魂阵里，这便是赶尸的最早版本。
可见蚩尤本人，其实就是本部族里最大的巫师。
最初能与神灵打交道的人，最后几乎都成了王。现在还能与神灵打交道的人，几乎都有被送进非正常人研究中心的危险。
在尧舜禹的圣人时代落幕之后，中华历史很快迈入了夏和商的阶段。
商朝又被后人称之为“殷商”。殷字有丰盛、富足的含义，在甲骨文中有击磬奏乐，以怡悦孕妇的字形含义。而商字则又是贸易的本意。
商朝最初是一个手工业和经济都相对发达的朝代，通过殷字的象形符号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于认识生命有了更多的兴趣。
但是相比活人，他们对人死后的阶段更有兴趣，他们觉得死者的灵魂会对活人的世界构成影响。那些充斥在自然界里的神灵，都是由死者的灵魂担任的，于是商朝人很热衷于临终后的关怀。
于是如文章开篇描绘的占卜场面，在商朝被无数次的上演，根据史料记载，商王无论用兵、嫁娶、晴雨、生育都要占卜，甚至连老婆牙疼都要卜一下。俨然一个占卜狂魔。
然而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过份顾及鬼神感受的文化，却使活人很失望。也使乌龟伤透了心。
如果把尧舜禹时代的巫术，看成是巫师们的个人秀。那么这种个人秀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于商朝的大市场了。
商朝经济与社会的繁荣，促进了巫术的普及化和规模化，如果说尧舜禹时代的巫术，是完全依赖于巫师个人理解能力的一种行为艺术。
那么商朝的甲骨占卜，则是首次使巫术中的占卜体系变得可视化和需要解释化。
这是将巫师个人意志与预测结果，强行剥离的一种突破性变革。说穿了，这是源于人们逐渐开始对巫师有了不信任。
巫师也是人，就会有人性的恶。所以那些利用话语权，行使罪恶的巫师们渐渐的有点多了。
天下苦巫师久矣的恐怖故事，永远都存在，一直在流传。
汉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十一月，方士及众神巫聚集京城，用妖术迷惑众人。女巫在官中来来往往，教官中的妃嫔们念咒，汉武帝刘彻大怒，从诛杀后官妃嫔到诛杀大臣，所杀有数百人。后又发动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里大搜查，并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十一天才收兵。自此巫蛊之祸就兴起了。因巫蛊的原因牵连受死的，前后达数万人。
战国时期，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当地为保河道太平，常将漂亮女子投入河中献祭。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担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们去，因此大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远地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城里越来越空荡无人，以致更加贫困，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长久了。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俗语有：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
当巫师从来就不需要执业执照，在西方也一样。当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横扫欧洲大陆，人们坐以待毙时，欧洲人终于对巫师失去了最后的耐心。
民间对巫积累的抱怨，以及宗教为了与巫争夺对于世界的解释权，终于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世纪猎巫运动。
欧洲中世纪开始，西方宗教开始改革，反对教皇的人都成为了异端，成为了打压的对象。由于巫师们与宗教的世界观不同，所以自然成为了异端的一份子。对于宗教界来说，猎杀巫师的运动，是打压异端的最佳切入点。
在这场臭名昭著的猎巫运动中，女性成为了主要的迫害对象，把那些寡妇或女财主套一个巫师的罪名弄死，然后群众就能分割她们的财产，使得这场猎巫运动获得了民间罪恶力量的支持。相对于男性来说，迫害女性更容易些，也更能带来感官上的刺激，所以这场运动成了欧洲女性百年的噩梦。
女性被诬陷、性侵、施刑、处死。成为了一个基本的迫害流程。而德国成为了这项运动的重灾区。
在运动后期，人类理智逐渐回归。处于重灾区的德国人率先诞生了猎巫正规化和规范化的作业手册。开启了“程序正义化”的法学理念，对人类整体法治社会的推进，起了决定性的贡献。而这个推进背后的代价，则是欧洲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期。
在最初摆脱巫术的道路上，东方找到了相似律这样的事物规律，进行了知识的架构重组，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陪葬。
在近代科学史上，牛顿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被称之为“科学巨人”。
二十世纪，牛顿生前手稿被拍卖、研究，牛顿形象的另一面渐渐被挖掘出来，通过手稿中那些负面故事，让世人知道了，原来牛顿痴迷于炼金术，这令学界大为震惊，因为牛顿代表着理性与现实，而炼金术则被认为是巫术行为。
英国作家迈克尔.怀特他在反复研究现有资料后，在《最后的炼金术：牛顿传》一书中给出这样一个说法：
炼金术起源于古希腊时代，过程是为了寻找一种石头——哲人石，它具有神奇的功能，能够将石头点缀成黄金。过往的欧洲，不论是意大利诗人但丁或是罗马教皇，对于炼金术都很鄙夷，但仍旧有很多人将一生献给炼金术，例如化学家“波义耳”。实际上，尽管炼金术被披上神秘面纱，其实它就是欧洲人对科学探索最早的尝试，从某种角度来看，近现代化学正是其衍生物。
由于欧洲中世纪的过于黑暗，以及对于巫术过于彻底的排斥，导致西方的巫术只得艰难的往科学的彼岸过渡。而东方的巫术却只能通过慢慢的蜕变。
巫师根据个人意愿，张口就来的“神谕”时代是落幕了，但是换之而来的占卜时代，也并没有多么让人省心。
根据对河南小屯村甲骨片资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商朝人的占卜准确率并不高，经常有占卜结果与内容相违背的。
到了商代晚期，甚至出现了甲骨占辞（对“兆”的判断）、验辞（对应结果）缺失的情况，一种理解是商王和贞人（占卜的官员）的政治斗争获胜，基本控制住了贞人集团，从而垄断了最终解释权，对于不验的情况可以不记载在甲骨之上，称为“为尊者讳”。
还有一种现象就更过份了，堪称地表最强占卜法。
把要占的事情通过正反提问，来占卜两遍，以此可以给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也避免了同一问题重复卜问的“再三渎”的忌讳。
比如问“丁未起雨”，就是问丁未日这一天下雨吗？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丁未不起雨”就是问丁未日这天不下雨吗？也占一遍。
两块占卜的龟甲上，各自刻上不同的判断内容，然后根据当天的事实，拿蒙对的那块示人。
是谁说我们的古人很淳朴的，请站出来挨打。
17世纪的某一天，牛顿颓废的从炼金实验室里走出来，他坐在苹果树下歇息，一颗熟透的果实掉在了他的头上。
这一天，意味着整个欧洲终于向近代科学纳了投名状。
西方经济学家凯斯恩曾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炼金士。
而伟大的华夏民族，在此前也早已成功的抛弃了龟甲占卜。文人们昂首挺胸舔笔磨墨，他们在忙着解构一本叫《易经》的书。
《易经》这本书载誉太多了，以至于都使人忽略了，它薀完甲占卜的替代品或是升级品这一事实。只是周朝的人将手上的乌龟壳换成了蓍草而已。
蓍草，读shi，上部为草，中间一个老，下部为曰。意思是老者站在太阳下，以草作为工具进行占卜活动。这种草一般高不过3尺，相传能生长几千年，是草本植物中生长时间最长的一种。蓍草的茎又长又直又硬，所有古人相信用这种草占卜有着加持通灵的作用。
随着《周易》这位新贵的出现，蓍草占卜口碑炸裂，号称更加“神圣通灵”，淘汰了烧龟壳这种原始混沌，又污染空气的占卜方法。
之后因为孔夫子的大力推崇，在春秋时期登上了神坛，用蓍草占卜成为一种“时髦”，文人们的心中纷纷开始“种草”。
龟甲占卜是逼着将巫师的“神谕”可视化，《周易》占卜则是使占卜行为真正走上了“理论化”的道路。事物一旦可以被理论化，就可以被广泛的普及。
龟甲经过灼钻产生兆（裂纹）的解读理论，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也没有出土过相关的文献资料。目前考古学家只是根据裂纹形状，与对应的卜辞做一些对比后的总结。
对比分析认为裂纹若是直来直去，未断未分叉，那就是吉；相反，有分叉，有断裂，就是凶。这只是个简单的猜测，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判断标准。
但是这个简单的猜测却让我们看见，占卜术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进步。相似律不仅使我们的祖先在认识事物中找到了通用规则，更让他们将这个规则反过来植入占卜工具中，使其成为解释现象的应用。
这是中国古人的智力爆炸，从此西方巫术是路人。正是因为缺乏了这一点，西方的占卜术至今还停留在那个巫术横行的年代。
西方占卜（简称西占）界，至今还停留在水晶球、塔罗牌、星占的阶段裹足不前。而看似最年轻的塔罗牌也其实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
而东方占卜术（简称东占），发展到了《周易》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而已，之后各种花样繁多的占卜形式井喷式的出现。
可惜的是中国的巫术，由于朝着玄学的方向全力蜕变，导致了与近代科学擦肩而过。巫术的主树干下只形成了占卜与中医两枝独大的畸形趋势。而医卜自古其实是同源的。
西方在经过了中世纪猎巫运动的代价后，首选看到了理性的宝贵。这使欧洲的精英们一直守护着自己的理性求知文化，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也有效的阻挡了东方巫术的西进。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姬发（周文王的儿子）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建周灭商。
依据出土的西周利簋的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武王伐纣，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西周利簋的铭文，澄清了武王伐纣具体日期，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根据史书记载，武王伐纣统领的兵力一共是4.5万左右，而当时纣王抵抗的兵力是70万左右。这在人类的战争史上至今都是一个奇迹。
所以获胜后的周人除了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还沉浸在担忧的不安中。胜利来的太快了，周人需要冷静下来总结商朝覆灭的原因，这才能不履前人的覆辙。
而武王的父亲文王创作的《周易》理论，恰恰可以很好的诠释纣王失败的原因。在对待事物上中国人重因，西方人重果。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座右铭。占星术与巴比伦在英语里，Chaldean同时具有「占星术的」和「迦勒底人的」意思。在《旧约圣经》中，迦勒底是新巴比伦的同义词。大约在公元前625年，迦勒底人夺得巴比伦尼亚的王位，创建了迦勒底王朝，即新巴比伦王国。
巴比伦帝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894年，结束于公元前539年。在漫长的千年岁月里，巴比伦人意识到一些自然现象的发生与天上的星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并将一些异常明亮的天体尊崇为神明。
由于巴比伦人只能用肉眼来观察天体走向，他们只是意识到在夜空闪烁的无数星体中，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的运动方式不太一样。对于巴比伦人来说，那些神灵（即天体）在头顶上的夜空中通过与众不同的运行轨迹向地上的凡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存在。
既然那些神灵的存在是肉眼可见的，而且在晚上总能看到，巴比伦社会里那些无需从事生产活动的僧侣阶级就开始研究天体的运行轨迹，试图理解神灵的语言以及可能要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毫无疑问，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对未来的预测，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现代人每天都要关注的天气预报。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乔治·奥威尔《1984》国王和祭司们能不能掌握未来？
反正民众是相信他们能的。不信也没办法，毕竟书写的工具和权力都被掌握在上层手中。
不过碍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欠缺，祭司们的观测、记录以及对未来的预测主要是为国王服务。为了巩固君主制的稳定，维持贵族和僧侣的统治地位，无论是多杂乱的现象和事件，亦或是原本毫无关联的事件，都硬是要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规律和模棱两可的解释联系起来。
这就是巴比伦版本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后顺势形成了占星术指导一切的思想。
占星术的含义也不再只局限于「星的学问」，一切有关征兆和预测的想法和方法全部归纳到占星术的体系当中。
尽管巴比伦人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为天文学成为一门观察科学而奠定了基础的群体，但他们用猜测和偶然性来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对宇宙和天体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最表面的层次，没有深入思考过那些天体在夜空中沿特定轨迹运动的成因。
痴迷于根据星体运行轨迹来预测未来的巴比伦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以维护权威而非真理的「科学思想」锁死了自身文明的进步，而这种悲剧已经在后世的人类历史中不断重演。
占星术与天文学谈占星术与天文学一定绕不开两位大神级人物：托勒密和哥白尼。
尽管托勒密曾将自己的《占星四书》定义为天文学著作，但后世普遍认为托勒密的另一部作品《天文学大成》才是他在天文学领域内研究行星的最重要的著述。
实际上，将占星学和天文学混为一谈才薀团典时期的常态，在当时的普通人看来，这两个词就是同义词。何况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都认为上的恒星能影响地上的人，继承了古希腊先哲之思想与观点的托勒密也难免受到影响。
不过托勒密主动将自己关于天的研究分开，并写成了两本书：《天文学大成》和《占星四书》。
《天文学大成》主讲预测行星位置的若干基本原则，没有提到星的运动对尘世所产生的影响。《占星四书》主讲如何解读行星运动所产生的效力和意义，没有涉及几何模型或是行星。
托勒密特意将「星的科学」分成两部分的行为，无疑是受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柏拉图在《斐利布篇》中称算术的“猜想”部分为哲学家的算术，其他部分为普通人（即商人）的算术。亚里士多德区将哲学区分成提供证明、推理、原因或是一般原则的理论部分和表述如何利用这些原则来制成什么或做什么的实践部分。
其实托勒密自己很清楚《占星四书》里的研究方法显然不够严谨也不够准确，但为了增加《占星四书》的分量，托勒密甚至将占星学和天文学都归为预言的学科，以此维护占星学的权威性。
古往今来，当一个致力于追寻真理的专业研究者做出「只下判断而无需证明或证伪」、「权威优先于真理」这类矛盾的行为时，往往只有一个原因：为当权者服务。
托勒密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开展学术研究事业，而拥有缪斯神庙的亚历山大是罗马世界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这类研究机构服务于罗马上层，相应的，罗马皇帝会保证研究者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托勒密的主要学术著作完成于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的统治时期，而这两位皇帝对学术的态度明显影响到了托勒密的研究方向。
哈德良皇帝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学术界研究者们的年金来源于皇帝在私人领地埃及行省收缴上来的税金，那么在自己的专业上全力以赴就是分内之事。在这位学霸皇帝访问亚历山大博学园之后的数年内，托勒密发表了大量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著作。而哈德良本身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在文学、诗歌、乐器、歌唱、数学、几何学、绘画、武器使用等方面的水平不亚于对应领域的专家。跟着这种大佬混，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保持自尊和追求理想的信念，因为他真的明白你在干什么，并且愿意大方资助你的研究。
安东尼·庇护薀威德良的养子，继承了哈德良的德政。作为五贤帝之一，安东尼一生都在践行「皇帝即公仆」的理念，基本就是后世所有保守主义统治者的典范。安东尼对学术界的态度也是强调责任，领取了国家发放的年金就要有所作为。哪怕薀旺家经济发展良好、财政持续盈余的情况，也不允许有人吃空饷。
对于帝国来说，数学和地理学是非常实用且必要的学问，像经纬度标注详细的托勒密式地图无疑是军事指挥官们首选的必备之物。而天文学对于很多罗马人来说就比较玄了，比起追问世界和天体的本相，罗马人更愿意丈量自己占据的地盘。
尽管安东尼非常重视教育，但这位罗马的「孝文帝」重视的是教育在个人教化与公共领域内起到的作用，也就是偏向实用的学问。
托勒密很会揣摩上意，将占星预言书分为两种：一般型占星书关注整个种族、国家和城市，而特定型占星书关乎个人。
朝为占星士，暮为帝王师。罗马皇帝们基本都有自己的御用占星师。
那些罗马皇帝们包括后世的君主们到底信不信这玩意呢？
历史告诉我们，合格的统治者一向都有忽悠民众而自身免疫的能力，管他信道信佛还是信上帝，君权不能动摇，更不能屈服于神权。
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罗马的宗教政策都较为温和，但拜神归拜神，宽容归宽容，臣民私下有结社活动则往往会被视为谋逆。
何况占星师遇到了命中注定的死对头，基督教。
对于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来说，占星学构成了一种反神学的历史观。占星术士宣称自己能够预言战争、王位继承、帝国衰落和自然灾害，而其中最为危险的是─宗教信仰的更替。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抨击占星学是迷信，和巫术一样同属邪门歪道。
即使是在思想还未启蒙、科学还未兴起的时代，统治者们就凭借理性洞察了占卜、巫术的真相。但聪明的统治者们尚未止步于此，他们发布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针对打击民间的迷信活动，是为了一项更重要的事业：
让王权吸收神权。因为这涉及到统治术的一项核心：以虚御实。
《周易》与商周之变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一向被奉为神书。「文王拘而演周易」，更是增加了这本神书的传奇色彩。但这本书其实一点都不神。
文王演《周易》，只为一件事：姬周要取代当时的老大殷商以及顺利成为龙头之后，什么样的思想更能让其他人接受？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史记·周本纪》作为姬周现任统治者的武王和曾是殷商统治阶级一员的箕子发生过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别有意味，自诩正义之师的武王在问询殷商灭亡的原因时，居然会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不是武王有多仁义，这是一场试探。问者非不知，答者非不晓。
因为殷商并非亡于姬周的军队，而是内部的叛乱。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史记·周本纪》天命是假的，背叛才是真的。殷商的权贵们不愿意再效忠乾纲独断的帝辛，那些贵族们的军队和奴隶们也就没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