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前四史”之说——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四部书，四个作者。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腐刑，忍辱著书；班固两次入狱，最终死于狱中；陈寿一生不得大用，郁郁而终。这三位作者的命运都有悲剧色彩，但说到“人品”二字，后人就算有批评，也不会用“卑劣”这样重的字眼。
唯独范晔是个例外。
这个人的才华没得说。《后汉书》纪传八十卷，体例精严，文字洗练，在二十四史中稳稳占住前三把交椅之一。可关于他做人的评价，一千多年来就没好过。有人说他“不孝不忠”，有人说他“贪财好色”，还有人说他“惜命怕死”。宋朝的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读到范晔的事，感叹“人固不可以无学”，意思是书读得再多，不会做人也没用。
一个写了《后汉书》的人，为什么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范晔，字蔚宗，生于东晋隆安二年，也就是公元398年。他的家世，说出来放在当时是响当当的名门。顺阳范氏，三代高官，四世文名。曾祖范汪做到安北将军，写过不少书；祖父范宁是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这部书到今天还是研究《穀梁传》的重要文献；父亲范泰官至侍中，也是饱学之士。家里藏书万卷，墨香满室，范晔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泡大的。
关于他早年的聪慧，史书上有不少记载。四岁那年，他溜进祖父的书房，从书架上抽出一卷《汉书》残卷，竟然能断断续续地读出来。祖父范宁又惊又喜，把自己珍藏多年的王羲之小楷《乐毅论》拓本送给了他。七岁时，家族宴会上，当着一屋子饱学之士的面，他起身背诵《诗经》三百篇，吐字清晰，声情并茂，满座皆惊。
如果只是会背书，那还算不得什么。范晔的才华是全方位的——文章写得好，下笔成文不加点；隶书写得漂亮，在楷书行书已经盛行的南朝，他偏偏擅长更古老的字体；最厉害的是音乐，他弹得一手好琵琶，还能即兴作曲。这在当时是有名的。就连宋文帝刘义隆都对他的琵琶心生好奇。
关于范晔弹琵琶这件事，《宋书》上有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宋文帝很想听范晔弹一曲，但又不好意思直接下命令，就多次委婉地暗示，希望范晔能主动献艺。范晔呢，揣着明白装糊涂，每次接到暗示都假装不懂，死活不肯弹。有一次国宴上，文帝喝到高兴处，索性挑明了说：“我要唱一支歌，你为我弹琵琶。”话说到这个份上，范晔没法推了，只好拿起琵琶伴奏。可是文帝刚一唱完最后一个字，他的弦声也戛然而止，再不多弹一个音。文帝大为扫兴，却也不好发作。
你可以说这是名士风骨，不媚权贵。你也可以说这是不识抬举、性格乖张。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范晔这个人，骨子里有一股极端的骄傲。他看不上的人，懒得搭理；看不上的事，绝不将就。这种性格在写史书的时候是优势，能让他不随波逐流，敢于臧否人物；但在官场上，却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很快就炸了。

元嘉九年，也就是公元432年的冬天。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彭城太妃去世。彭城王当时总揽朝政，权势极盛，太妃的葬礼自然是百官毕至，满城素缟。范晔那时候在刘义康手下做尚书吏部郎，也来参加葬礼。他的弟弟范广渊在司徒府做祭酒，当晚正好在值。
这本来是一个需要所有人严肃哀悼的场合。可范晔干了什么？他叫上弟弟广渊和同僚王深，半夜在屋子里饮酒酣醉，还特意打开北窗，听外面哀乐声下酒。挽歌在外面飘着，丧事还在办着，他在屋里喝得兴高采烈，拿别人母亲的葬礼当了下酒菜。
刘义康知道这件事以后，勃然大怒。换谁不怒？你在人家母亲去世的夜里，拿挽歌当音乐助兴，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更是对活人的莫大羞辱。刘义康向宋文帝狠狠告了一状，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
这一年范晔三十五岁。从一个前途无量的吏部郎，被赶到东南小郡去做太守，仕途上的打击不算小。但范晔的反应很有意思——他没有反思自己做了什么，他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是被人陷害。用史书上的原话是“不得志”。被贬之后，他心情郁闷，闷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着手编撰《后汉书》。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义康的这一次盛怒，无意中为中国史学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是这次贬谪，范晔可能一直浮沉在官场杂务中，未必会静下心来系统地整理东汉史料。《后汉书》这部伟大的史书，它的直接催生原因，竟然是一场丧事上的荒唐闹剧。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范晔在这件事上暴露出来的品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往后看，他干的事一件比一件离谱。

先说嫡母去世的事。范晔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父亲范泰的小妾，嫡母是范泰的正妻。按照当时的礼法，嫡母就是名义上的母亲，去世后必须按照孝子的礼仪去奔丧。可是嫡母去世的消息传来，范晔说自己生病了，迟迟不肯动身。拖了很长时间，他终于出发了，结果你猜他带了什么？他带了新买的妓妾。奔丧带妓妾，这事放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丑闻。御史中丞刘损上书弹劾他，要求治他的罪。宋文帝爱惜他的才华，把这件事压下去了，没有追究。
宋文帝放过他了，但士大夫的舆论没有放过他。在那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不孝”是一个可以毁掉一个人所有声誉的标签。
接下来这件事，更能说明范晔这个人对自己家人的凉薄。范晔被杀以后，朝廷抄了他的家。抄家的结果被史书详细记录了下来，那画面令人心寒——他的妓妾们，住的地方“乐器服玩，并皆珍丽”，锦衣玉食，珠光宝气。而他的母亲呢？“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住的地方简陋破败，只有一个柜子用来装柴火。他的侄子冬天连被子都没有，他的叔父穿着单布衣服度日。
他对妓妾挥金如土，对自己的母亲和至亲骨肉却吝啬刻薄到了这个地步。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是心歪了，是感情彻底偏了。读史读到这一段，每次都觉得有一股冷气从脚底往上冒。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亲人冷漠至此，他心里的温柔到底给了谁？
再说一件更露怯的事。元嘉八年，也就是公元431年，范晔在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手下做司马，兼任新蔡太守。这一年檀道济奉命率军北伐，大军开拔在即。范晔身为司马，是军事主官的核心助手，理应随军出征。但他怕死。他不想上前线，就编了个理由说自己脚有毛病，请求留在后方。宋文帝没有批准，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去了。
你说他胆小怕死也好，说他贪图安逸也好，总之在那个需要展示勇气和担当的时刻，他选择了退缩。一个文人怕死，本来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但你既然怕死，为什么后来又敢参与谋反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后面再说。
这几件事串起来看，范晔这个人的人品画像大致就出来了：在别人母亲的葬礼上拿挽歌下酒，在自己的嫡母去世时拖着不奔丧还带着妓妾，对家人冷若冰霜，对妓妾宠爱有加，上战场的时候临阵装病。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够让人皱眉头了；全部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说一句“人品卑劣”，恐怕还真不算冤枉。
但是且慢，这些只能说明范晔人品有问题，还算不上罪大恶极。真正把他送进地狱的，是一桩谋反案。

这桩案子的始作俑者叫孔熙先。这个人需要花点笔墨来介绍，因为没有他就没有范晔后来的死。
孔熙先的出身也不差。他是孔子的后代，鲁郡孔氏的子孙，家学渊源，博学多才，精通文史星算。但他的官运很不好，一直做着员外散骑侍郎这种闲职，郁郁不得志。他的父亲孔默之曾经做过广州刺史，因为贪赃枉法被治罪，多亏彭城王刘义康力保才免了一死。到刘义康被贬到江州以后，孔熙先一直想找机会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
但孔熙先的地位太低了，靠他一个人，别说拥立刘义康，连朝堂的门都摸不着。他需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来领头。找来找去，他觉得范晔最合适——范晔是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掌握着宫廷禁军，而且他感觉范晔对朝廷也有不满情绪。
可问题是，范晔这个人眼界极高，平时根本看不上孔熙先这种小角色。两个人地位悬殊，孔熙先连接近范晔的机会都没有。
孔熙先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打听到范晔的外甥谢综兄弟酷爱赌博，就先设下赌局，故意输钱给谢综。谢综赢得盆满钵满，自然对孔熙先好感倍增。几番下来，孔熙先和谢综成了好友。通过谢综这条线，孔熙先终于见到了范晔。
见到范晔之后，孔熙先继续用老办法。他家境富有，每次和范晔赌博都故意输钱。范晔这个人本来就贪财，看到孔熙先出手阔绰又谈吐不俗，渐渐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用史书上的原话说，范晔“既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由是情好款洽”——既贪图人家的钱财，又欣赏人家的才学，两个人很快就亲密起来了。
孔熙先见时机成熟，就开始向范晔提出谋反的计划。范晔乍一听，吓了一大跳。造反这种事，搞不好是要诛九族的。孔熙先也不急，慢慢做工作。他知道范晔的心结是什么——范晔这个人门第高、才华高，却始终不能在皇室面前得到真正的尊重。孔熙先对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被《宋书》和《资治通鉴》详细记录下来，大意是这样的：你们范家几代清望，却连跟皇室联姻的资格都没有。那些人把你当猪狗一样看待，你难道就不感到羞耻吗？
这番话戳中了范晔的痛处。他沉默了。沉默就是动摇，动摇就意味着孔熙先再加把劲就能拿下。
范晔终于点了头。但他点头之后的表现，又让人大跌眼镜。他一方面参与了谋反的密谋，另一方面又跑到宋文帝面前去告密，说刘义康心怀不轨，劝皇帝先下手为强。宋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这种两头下注的做法，在任何时代的政变中都是最愚蠢的选择。你既然上了贼船，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你既然想回头，就应该彻底坦白。他偏偏走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想从谋反中获利，又想在失败后保全自己。结果两边都不信任他，两边都看不起他。
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同谋者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发了整个计划。谋反的事情彻底败露。范晔、孔熙先、谢综等人全部被捕。
范晔在狱中的表现，进一步暴露了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被捕之初，他恐惧万分，反复说自己没有谋反事实。后来案子查了二十多天没有立即处决，狱卒跟他开玩笑说，听说皇帝免了你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了。范晔听后居然大喜过望。孔熙先和谢综在狱中听到这事，讽刺他说：“詹事，当初咱们一起商议大事的时候，你自以为是盖世英雄。现在事情败露，就怕死怕成这副样子。就算今天留你一条命，做人臣的图谋弑君，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
刑场上的那一幕，更是令人百感交集。那天，范晔和他的家人被押到刑场诀别。妻子哭骂他，说他害了全家。生母用手打他的脸颊和脖颈，一边打一边哭。年幼的儿子范蔼从地上捡起土块和果皮，扔向自己的父亲。面对至亲的责骂，范晔的反应是——干笑了几声，没有掉一滴眼泪。
可是当他的妹妹和妓妾来到面前告别时，范晔却嚎啕大哭，泪水滂沱，悲痛不能自已。围观行刑的人都看呆了。
对妻子、母亲、儿子，他可以冷酷到近乎麻木。对妹妹和妓妾，他却流露出真情实感的悲伤。这种情感分配的错位，让后世的读史者怎么都理不清。他到底是一个无情的人，还是一个多情的人？还是说，他的感情只给自己在乎的人，而那些他不在乎的至亲，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位置？

在死亡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范晔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写了一封信，叫《狱中与诸甥侄书》。这不是一封普通的诀别家书。信中没有交代后事，没有表达悔恨，也没有对亲人的叮嘱。整封信从头到尾都在谈一件事——怎么写文章，怎么写史书。
在这封绝笔信中，范晔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文学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意思是文章的核心是思想和立意，文字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他批评当时文坛“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过于追求形式，辞藻淹没了内容，声韵绑架了思想。
他还对自己写的《后汉书》做了毫不谦虚的评价。他说自己写的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最好的篇章可以和贾谊的《过秦论》相媲美。一个快要被处死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谈生死，不谈恩怨，而是认认真真地总结自己的学术心得，评价自己的著作得失。
这封信让人看到了范晔的另一面——一个纯粹到偏执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信的起头第一句就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没什么好说的了。但在“没什么好说”之后，他选择说的，是他毕生最在意的东西。

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常常感到一种剧烈的撕裂感。同一个人，前半生在官场上干尽了让人不齿的事，在刑场上对自己的骨肉铁石心肠。同一个人，在监狱里写下的最后一封信，却是一篇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的见解至今被学者引用。范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该怎样理解他？
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没有答案。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后汉书》的光芒，不会因为作者的人品而减损半分。我们今天读《后汉书》里的“有志者事竟成”，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读“阳春之曲，和者必寡”——这些闪耀着智慧和洞察的句子，确确实实出自那个在别人母亲葬礼上饮酒作乐的范晔之手。历史就是这样讽刺，或者也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复杂。
范晔在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被处死，终年四十八岁。距离他开始编撰《后汉书》，仅仅过了十几年。他没能完成全部的写作计划，十篇“志”最终没有写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后汉书》中的“志”是后人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补进去的。

有时候我想，如果范晔没有卷入那场谋反，如果他能安安稳稳地再多活二十年，《后汉书》会不会成为一部更完整的皇皇巨著？但这种假设毫无意义。以范晔的性格，他不卷入这场谋反，也迟早会栽在别的事情上。他的悲剧不是偶然，是他的性格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到了那一步。
史书上的范晔，身材矮小，又胖又黑，年纪不大眉毛胡须就秃了。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肚子里装着满腹经纶，脑子里想着千古文章，心里却装着一个偏执又凉薄的灵魂。他写下了不朽的史书，也写下了自己的不齿之名。
天才和人品，在他身上从来就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