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小说戏文、还是在正史列传之中，天下文人仰望的“状元公”，都应该是一幅儒雅风流、文采飞扬的形象，似乎与领兵上阵、政治沙场之事扯不上什么关系。尤其是从北宋开始，科举成为文人入仕的唯一正途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被有志功名之士奉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而作为进士科头名----也就是俗称状元的幸运儿，自然也被认为是下凡的文曲星，饱受社会各阶层人生的尊崇、甚至膜拜。


就以科举最成熟的明朝为例，进士科上榜的前三名就是所谓“一甲进士”，无需朝考就可直入翰林院，头名状元是从六品翰林修撰、榜眼和探花则授正七品翰林编修。由于明朝有非翰林不得入阁的惯例，因此这是真正的清要之职，被视为“储相”、也就是宰相预备队。当然会考试不代表着会做官，明朝九十位状元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混到入阁拜相的地步，官位止步于五品者也不算稀奇。


这是因为一入官场，进士们就会发现之前苦读的五经四书毫无作用，能在官场中步步高升主要靠站队、靠钻营、靠揣摩上意。尤其是点了翰林的一甲二甲进士们，本身就没有多少处理实务的机会，只靠苦熬资历上位的话，很难成功登顶。

而本文的主角沈坤，就是这么一位虽才德双全却不怎么会混官场的人物，他身为状元且明明有功于国，最后还落得一个含冤惨死的下场。


沈坤（1507年-1560年），字伯载，号十洲，昆山玉山人，徙居山阳（今江苏淮安）。明代官员。

沈坤是淮安府大河卫的一个军户子弟，祖辈都是军籍。不过明代的卫所体系在大明中期就已彻底崩坏，大多数军户子弟都在自谋生路，沈坤的父亲沈炜就靠着运河做南北转运生意发了财，这才有余力供养这天赋最高的儿子刻苦攻读，还四处延请名师来为他提升举业。一番苦心浇灌之下、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嘉靖十年（1531年），二十四岁的沈坤乡试中举。嘉靖二十年（1541年），殿试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任翰林院修撰。从而轰动了整个淮安府。因为他是自有科举以来，淮安诞生的第一个状元，自然会受到本地士民的热烈拥戴，当然也难免引起某些人的眼红忌妒。


沈坤虽有状元之才但性情却过于刚直，与同僚相处不算融洽，更重要的是，出身军户商人家庭的他，在朝中又没有多少人脉，因此升迁相当缓慢。嘉靖三十五年时，在翰林院坐了十几年冷板凳的他，索性被打发到南京当了国子监祭酒，算是彻底远离了权力中枢。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升南京右春坊右谕德，署翰林院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改南京国子监祭酒。

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不是中状元、做翰林，而是抗倭。


又过了三年，沈坤的母亲过世了，他按例丁忧回乡。恰在此时，肆虐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开始深入内陆，很快迫近了淮安，在邻近州县大肆烧杀劫掠。要说淮安是漕运重地，内地就有足足两个卫的上万官兵，加上漕运总督下辖的众多漕丁驻扎与此、还有看守大明祖陵的护卫部队，理论上足以抗御倭寇。但此时无论是卫所兵、漕丁还是护陵卫队，像农夫船工多过像职业军人，骚扰乡民有余上阵作战却毫无作用，于是当地士绅只得招募民壮自保。


身为本乡唯一状元的沈坤自然也义不容辞，便主动散尽家财招募了上千壮勇，编练起一支堪战的乡兵部队。沈坤文武双全，早年在乡读书时便留心兵事，不仅自己很能打、在练兵带兵方面也颇有心得，领着麾下儿郎多次击退犯境骚扰的倭寇，乡人称这支部队为“状元兵”。而沈坤因为抗倭有功，民间称“武状元”。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流窜至淮安，焚烧劫掠，沈坤率乡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寇始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又犯淮安，沈坤严行军法，率乡兵反击，射中其魁，人称“埋倭墩”。巡抚李天宠赞其经略及御侮之功，特荐于朝，任其为北京国子监祭酒。


未及上任，可是他的功绩却遭到了同乡给事中胡应嘉的妒忌，诬其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反。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南京山东道御史林润又据流谤劾沈坤居乡横暴，擅用非刑。正好这时在位的嘉靖帝刻薄寡恩，对文臣私自参与兵事很敏感，居然命锦衣卫将他押回京师拷问。可怜这位才德双全、又有功于国的状元，就这样活活庾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