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二弟，可以这样说，周氏兄弟：一个开创了白话小说，一个开创了现代散文。

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出生于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祖父起名櫆寿，周作人在全家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樟寿(树人)，即鲁迅，比他年长四岁。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小妹端姑出生于1887年，第二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1898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

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这辈已十四世。周氏本为殷实人家，1893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祖父介孚公被定了'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直到1901年才被释放（1904年去世）。1894年冬，父亲周伯宜“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

周作人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幼年的周作人是与他的祖母住在一起的，祖母母家姓蒋，是介孚公(周作人祖父)的后妻。同大哥一样，周作人也曾接受私塾教育，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1897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祖父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祖父的感情都胜过父亲。1898年7月，周作人从杭州回到绍兴，与大哥一起参加科举。县考和府考通过，但院试，兄弟二人皆不中。1900年再次参加科考，院试还是未中。1901年，周作人离开绍兴，跟大哥一样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就读，江南水师学堂是1890年由曾国荃创建的，同时建办的还有设立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的洋务派为加强中国海军实力所作的一次努力。周作人成为水师学堂正式学生之后五天，鲁迅即从矿路学堂毕业，随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从1901年到1906年，周作人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1906年，周作人再次追随大哥，也去了日本留学。原本计划出国之后学习土木工程，但到了日本后，主学的是希腊文，后来又开始研究各种文学经典。客观来说，在文化修养方面他并不次于哥哥鲁迅，他在古希腊语上的研究是后代重要的参考。周作人在日本期间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下女”，也就是女佣。时间一久，羽太信子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1909年8月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周作人结婚不久，鲁迅即归国到杭州去教书。


1911年，由于家中境况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周作人携妇回到绍兴家中。周作人回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亦宣告独立。1912年3月，经朱逷先向司长沈钧儒介绍，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后改本省视学，但他因妻子即将分娩而未到任。5月16日，儿子出生，取名丰丸，后改丰一。6月，周作人往杭州就职。7月，因患疟疾，告假回家。周作人第一次官员生涯就此结束。——在此之前，鲁迅已于当年2月赴南京教育部任职，5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1913年3月，周作人被选为县教育会会长；继而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又请他教英语。两样差事却都干了整整四年。他的两个女儿静子和若子，分别在1914年和1915年出生。

1917年9月4日，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被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自此周氏兄弟就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直到两年半后，迁往他们所购的八道湾住宅。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周作人是现代散文的最早倡导者与开创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全心全意经营散文并取得卓著成就的大家”，也并不为过。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思想深刻而进步，从“五四”运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五卅”运动以及“四一二”政变，他紧随时代潮流，与鲁迅等战斗者步调一致，从人道主义出发，及时发出正义的呼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变革奉献一份力量。他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散文，二在翻译。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熗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一副活脱脱的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周作人被捕后，先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北京的炮局胡同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在炮局胡同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十四人被飞机解往南京受审。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首都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驳斥了周作人的自我辩解，但认为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最后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1949年8月14日，从上海回到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主席与周作人在北平曾经相识则是不争的事实。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有“毛泽东君来访”的记载，可以作为二人相识的凭证。或许毛出于当年的这份感情才给了周作人一个改过自新并能自食其力的机会吧。

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写作高潮，到五七、五八年达到顶点：发表文章分别为四十八篇与三十三篇，到1959年就陡然降至三篇。1962年4月8日下午妻子信子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在信子逝世一个多月以后，周作人心情稍有平复，即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周作人的稿费从400元减为200元。1964年8月，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新晚报》上开始连载，但不到两个月，即又遭到“腰斩”。1965年3月15日，周作人终于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全都译出，1966年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1966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6月25日周作人被确诊为前列腺肿瘤。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周作人要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无果。1967年5月6日，82岁的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