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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明联大旧址独立设置，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云南师范大学，其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云南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
[b]校史演变[/b]
1935年，北京的局势日益危急，为了防止突发的不利情况，清华大学秘密预备将学校转移至长沙。学校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山下的左家垅（今址为中南大学）动工修建一整套的校舍，预计在1938年初即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华北事变后，7月12日，日军向天津进攻。7月30日凌晨一点，日军开始向南开大学开炮。南开大学被毁，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
1935年冬，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连夜秘密南运几列车图书、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随时可以运往新校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在庐山会议后并未立即返回京津，而暂时留在南京和上海。7月29、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校本部位于长沙城东的韭菜园，主要租借圣经学院和涵德女校。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临时大学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17个学系。截至到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8年1月20日，举行的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并且规定师生3月 15日前在昆明报到。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迁徙昆明。2月19日，师生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为临大所租借的教学楼）召开誓师大会，开始搬迁过程，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女同学和体弱男同学由粤汉铁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一部分同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有男同学200余人则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行程32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
1938年3月18日，由于昆明校舍紧张，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蒙自建立分校的北大先期筹备人员到达蒙自。
1938年4月2日，教育部发电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校本部所在地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1938年4月19日，常委会决定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办事处。4月底，蒙自分校筹备完毕。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
1938年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抗战的长期性。
1938年8月，蒙自分校结束课程迁往昆明。8月4日，常委会议决：奉教育部令，联大自下学期起增设师范学院。
1938年12月21日，第98次常委会决议，决定由三校校长轮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后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于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主导校务。
1939年7月，三校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 9月1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会呈请教育部指拨专款，筹设师范学院附中、附小及幼稚园。 [7]
1940年11月13日，第161次常委会讨论后，决定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由杨振声任分校主任。叙永分校于1941年10月全面结束迁回昆明。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昆明师范学院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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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典章制度[/b]
[b]学制设置[/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制除师范学院外，本科均为四年，师范学院因有一年教育实习，学制为五年；师范专修科为三年；工学院的电讯专修科一年半结业，有短训班性质，后改为两年制。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主要是复习高中功课，成绩优秀者免试升入本科。
学校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生在校必须学习4年（师范学院为5年），因此又称学年制兼学分制。学生在4年中修满132学分（师范学院为156学分，法商学院法律学系和工学院各系另有规定），党义、体育、军事训练及格，缴清规定之一切费用，经审查合格，方得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毕业论文2学分，作为必修科目选习）。
学校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不及格的课程不得补考，不给学分，以零分计算。学生的生活管理则由军训队负责。遵照教育部实施一年级学生导师制的规定，专门成立了大学一年级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
[b]组织人事[/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行政组织方面，仍以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总务长原为周炳琳，1938年4月辞职，先后由沈履、郑天挺继任。教务长原为潘光旦，1938年10月辞职，先后由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先继任。建设长原为黄钰生。师范学院成立后，黄钰生被任命为院长，辞去建设长之职，建设处随即撤销。1939年， 遵教育部令设立训导处，查良钊任训导长。此时，仍保持“三处”的体制。
按照《大学组织法》（1938年国民政府颁行）规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其组织大纲于1938年10月26日第92次常委会上修正通过。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1939年7月后，增加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11人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
各学院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代表组成。各系系务由各系教授会主席主持。1939 年6月，常委会决议，各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系设备、课程支配，均由系主任负责。系主任由常委会聘任。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抗战前在三校肄业的学生，入联大继续就读者，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在原学号前分别冠以英文字母“P”（北大）、 “T”（清华）、“N”（南开）”， 毕业时分别由原校发给毕业证书。在联大入学者，学号前冠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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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办学规模[/b]
[b]机构设置
院系设置[/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院系设置，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原有院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和调整。
1938年7月底，遵中华民国教育部命令在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的基础上设立航空工程学系。1938年8月初， 又遵部令增设师范学院，将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部分与云南大学教育系合并，成立教育学系，归师范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为哲学心理学系，仍属文学院。师范学院开设公民训育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
1939年1月，遵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在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内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附设电讯专修科（组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后，并入云南大学）。暑假后，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学制一年），同时开办先修班。
1940年6月，遵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1941年后，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历史学系仍在文学院。
1940年秋，师范学院附属学校开学，先办小学和初中，以后逐年发展了高中，改称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
1941年暑假，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等学校理化教员实验班（三个月）。11月，开办三年制师范专修科，分文史地、数理化两组。因与部颁《师范学院规程》第12条规定不合，改称初级部。
1944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恢复师范专修科的名称，学校共设5个学院、26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成为当时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
[b]设备设施
校舍建筑[/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办一学期，因海关房屋为航空学校征用，文法学院师生在1938年暑假即返回昆明。8月教育部命令增设师范学院。校舍困难突出。虽已购得昆明城西北三分寺附近的荒地124.45亩作为校址地基，并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成立了以黄钰生为主席的校舍委员会，但设计施工尚须时日，无法解决当前的困难。
1938年9月2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被炸，10月6日第89次常委会讨论决定，将文法两学院及师范学院之一部（文科）迁移至晋宁盘龙寺，并即在盘龙寺一带筹建全部校舍，以备其他各学院陆续迁往。经与云南省教育厅洽商，借得昆华工业学校校舍为文法学院教室和宿舍；昆华师范的中院、西北院为学生及教职员宿舍；大西门内文林街昆华中学的南院为师范学院教室；北院为师范学院新生及其他各系高年级学生宿舍。至于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及学校各行政部门办公室仍在昆华农业学校，各系一年级学生在该处上课。工学院的教室、宿舍、办公室仍在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等处。总办公处迁到龙翔街工校。
校舍委员会根据教学需要以及现有建筑经费决定建造一些砖木结构的三层房屋。按照计划设计并绘出了图纸。文法学院及理学院教师从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后物价上涨，最后确定除图书馆和两座食堂因面积较大，仍保留砖木结构瓦房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买不齐全，同时建筑经费缺失，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作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新校舍。1944年4月第295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作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为茅草屋。
新校舍地处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建在环城马路两侧，占地120余亩。马路北面称北区，占地较广。北区校门为两扇木质大门，门楣上方是镌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的横额。土路把北区划成东西两部分。东半部较大，教室、各部门办公室、图书馆和东西食堂集中。西半部是学生宿舍和运动场。
各行政部门的办公室在图书馆东南的一排排土墙平房里。图书馆的北面有两座砖木结构的食堂，同图书馆构成“品”字形。北区的西部是学生宿舍，共有茅屋36座（东西走向的12座，南北向的24座。在一次轰炸中，1、2、28、32号4座茅屋宿舍被炸毁，1、2号未再恢复，28、32号复建）。
宿舍区的南端是运动场，有两个篮球场和一些简单的体育运动设备，南区是理学院各学系的办公室、实验室，有一些教室。南区东部是校医室，有门诊部、药房和简易病房，免费为师生诊病。校医室后面的花圃，是生物学系的实验园地。
工学院在昆明城东南的拓东路，男生宿舍在拓东路与太和街街角的东北，原是盐行仓库，称为盐行宿舍。工学院的教学区在盐行宿舍东面约300米远类似庙宇的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
师范学院初建时借用昆华中学北院的校舍。1940年10月被炸后，搬到龙翔街昆华工校的东部“文昌宫”的旧址。主要建筑是两进二层楼房，前面楼上是女生宿舍，楼下是办公室和教室，后面楼上是男生宿舍，楼下是饭厅兼代会堂。
[b]师资教员[/b]
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约3750人，教师约370人，职员（含校医及技术人员）和工警400人左右，其中专职行政管理人员200人。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过的教授、副教授共计300余人。
以1939年为例，全校教师共有269人，其中北大89人，清华150人，南开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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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班级生数
毕业生人数[/b]
自1938年至1946年，学校共计毕业生3343人（含初级部35名）。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至1946年，共有8000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
[b]学生参军[/b]
抗战八年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1100多人，其中镌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即达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b]办学成果[/b]
[b]教学建设
研究生教育[/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课程的开设三校教授统一配合，不分学校。三校教授都由联大加聘。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学籍不属于联大。
北大研究院于1939年5月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由北大各学院院长兼任，各学部主任也由北大各相关学系系主任担任。8月以后， 各学部逐步恢复与建立，到抗战后期，共设3个研究所，12个学部。清华研究院也于1939年恢复，到抗战后期共有4个研究所，16个学部，5个特种研究所。
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原三校研究所的基础上分别成立清华、北大、南开研究院，三研究院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名义下公布研究生招生简章，联合招收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三研究院基本保持其独立性，课程的设置，学位论文的选题等，坚持自主原则。
[b]留学生选派[/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伊始，遵照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指令，选派留美留法学生。对于选派留学生事宜，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统一与教育部协调，在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名义下分别成立与留学相关之考试委员会，选派留学生。对于已出国之自费留学生，因其所学为国家战时所需，则采取奖学金的形式予以资助。
[b]学术研究
应用科学研究[/b]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多个院系开设了航空、无线电、通讯、军事工程等与军事有关的许多课程，并编译军事教材、参考书等，以供教学、训练部队，以及普及军事知识之用。土木系和机械系增加的军事类的课程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要塞建筑》，王明云的《军用桥梁》、《军用结构》，李谟识的《军事运输》等。内迁昆明后，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恢复，专门设立了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5个特种研究所（其中农业所下设3个组），密切结合战时实情从事有关军事、经济建设等多种专题研究。1940年迁往昆明白龙潭后克服困难建起当时国内唯一的试验风洞，为航委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试验轰炸机模型。在编译和推广航空教材方面，该所成绩卓著，先后有《气动力学概论》、《飞机异型及螺旋桨原理》、《飞机试飞学》、《空军战略的检讨》、《降落伞部队》等20余种著述完成，或作为航校教材、或作为培训空军部队和普及防空知识之用。化学、化工研究内迁后大西南各科研院所与军工单位纷纷将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项目的研究。
[b]人文社科研究[/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哲学为例，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成果如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冯友兰《贞元六书》、金岳霖《论道》，及沈有鼎关于“意指分析”的两篇论文。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
闻一多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写了《经典常谈》、《新诗杂谈》、《诗言志辨》。许维遹写了《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诂》、《尚书义证》。浦江清写了《花蕊夫人宫词考》。刘文典写了《三余札记》。罗庸出版了《鸭池十讲》。
[b]基础科学研究[/b]
华罗庚1941年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获得当年教育部第一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该奖励的评语称，华罗庚的研究成果与世界著名数学家相比，“较诸氏为优”，“而于堆垒数论尤有甚大贡献”。华罗庚在联大期间先后完成20余篇论文，1937年至1941年，他的数学论文每年均在苏联《报告》杂志上发表。联大期间，陈省身对数学界知之甚少的示性类进行研究，发现了作为一般向量丛结构的基本不变量，被称为“陈省身示性类”。许宝騄在统计学中多元分析数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若干处于世界前沿的工作，钟开来有关概率论与数学的研究属创新。
联大物理系是战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物理研究基地，成果主要有：周培源有关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中的研究问题；饶毓泰、吴大猷、郑华炽有关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的研究，他们及其指导的学生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吴大猷1940年出版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王竹溪发表了有关热力学、统计力学方面的论文多篇，并指导林家翘、杨振宁等进行有关超点阵统计力学和数学研究。马仕俊有关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张文裕、赵忠尧等关于核物理的研究，任之恭、孟昭英等有关电子学的研究。吴有训、余瑞璜有关X射线及其应用的研究等等。有多项成果在世界上均属前列。1943年到1945年，经过李约瑟主持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介绍到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共138篇，其中85%被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采用，它不少是联大的科学家发表的，物理系余瑞璜就发表4篇。1939年，余瑞璜回国后创建了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开始从事晶体分析的X射线强度新综合法的应用，并将X射线分析法在中国第一次应用于生产，分析了云南、贵州的铝矿。他在昆明期间的工作成果作为惟一的中国人的贡献载入国际X射线衍射发展的史册。化学方面，黄子卿1938年公布的他研究“冰—水—水蒸汽”三相点的测定成果。被国际上公认为出色的成果；张青莲有关同位素和重水的研究，为化学界瞩目。
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主要由北大地质系组成，是中国高校实力最强、水平最高的地质系。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成立地质学会，并增设研究部，招收研究生。抗战期间联大地质学家的许多研究，均属地学界开创性或前沿性的成果。1940年，孙云铸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由地质调查所印行，这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古生物著作。联大期间，孙云铸在昆明北郊发现了三叶虫化石新品种和寒武纪地层，研究了中国寒武纪地层界限问题。以后，他又发表了《云南志留纪及泥盆地层》等重要著述。王鸿祯、郭文魁等人有关西部地学的研究也有相当价值。其中，郭文魁1941年首次在滇东地区发现奥陶纪地质及第四纪冰川现象。他对四川油气田的研究指出了找矿方向，并为后来勘探开始的实践所证实。
生物学系汤佩松和物理学系王竹溪合作，1941年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发表了《离体活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论述》的论文。首次用热力学概念精辟分析了水分进出细胞过程的规律，被国际上公认是植物生理学上的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昆明大普吉）建立的植物生理组，是当时中国植物生理研究的一个中心。他和殷宏章、娄成后、罗士苇等十多位同事或助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生长素、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植物油、微生物生理、抗生素、植物感应性等方面，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培养了不少有声望的植物生理学家。1938年到抗战胜利前夕，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60篇之多。
[b]文化建设
人文构造[/b]
[b]校训[/b]
1938年12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第95次常务委员会决议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并周知布告。
释义：“刚毅”见于《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坚卓”源于成语“艰苦卓绝”。“坚卓”是指人的精神修养的一种境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处的时代，正是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刚毅坚卓”的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普遍的大学精神的结晶。
“刚毅坚卓”中的“刚毅”要求师生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即所谓的“无欲则刚”，对物质世界或他人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主体性，激励人坚忍不拔，刻苦自励，追求真理，建功立业；“坚卓”则要求人心之坚定，刻苦自励，勤奋学习，卓然成家，但又不慕名利地位，铁骨铮铮；不好为人师，不强为人师，而能谦恭和蔼，待人以诚，循循善诱，能移风易俗，成人之美。其目标就是保持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充分体现大学人文精神。
“刚毅坚卓”，其内涵要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人才必具备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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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校歌[/b]
1938年10月，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89次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庸、罗常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编制校训校歌委员会委员，并请冯友兰为委员会主席。10月30日，校歌委员会讨论用罗庸的词为校歌歌词，但请已经毕业的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张清常谱曲。在广西宜山的张清常12月将完成制谱后寄交联大校歌委员会，得到一致通过，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曲谱。
《满江红》
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jiǎo]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苍苍，滇水茫茫。
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
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
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
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
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
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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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校徽[/b]
三角形的三等分，那一点是正三角形的三点合一，也暗含三角形的稳定性，上半年即已确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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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校庆[/b]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b]校旗[/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整面旗帜呈长方形，图案包括一个紫色的等腰三角形（南开、清华的校色为紫色），高为4尺6寸，底部宽2尺6寸，三角形上有黑色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字样（北大校色为黑色），三角形上下两腰各镶配一个白色直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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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校领导[/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行政设有两个机构：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
[b]张伯苓[/b]
张伯苓（1876.4.5-1951.2.23），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六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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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蒋梦麟[/b]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 ，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
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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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梅贻琦 [/b]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为梅曾臣长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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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纪念建筑[/b]
[b]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区校园内（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本部旧址所在地），为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在滇八年的办学历史而建，隶属于云南师范大学，属国家行业性博物馆。
博物馆于1985年建馆，占地面积13320平方米，建筑面积2332平方米，馆藏文物1218件（套）。博物馆内设2个展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及1个活动展厅，常设3个基本展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馆区内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遗存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梅园”、“民主草坪”、李公朴先生衣冠冢、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以及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等。
博物馆所辖景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景点，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云南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等。
[b]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b]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原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东北侧，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有复制碑，碑座呈圆拱状，中嵌石碑。
附
[b]国立清华大学[/b]
清华大学（新竹）（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NTHU），校名全称“国立清华大学”，简称“清大”或清华大学（新竹），为中国顶尖级研究型大学之一，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中欧商校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员。
台湾清华大学前身为1911年在北京设立的清华学堂。1925年设大学部。对日抗战期间，西迁至云南昆明，与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共内战后，清华大学被分成两个，北京的清华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而台湾当局则于1955年于台湾省新竹市让清华大学复校，复校之初首设原子科学研究所，1964年恢复大学部。
[b]历史沿革[/b]
清华大学渊源自清末的“清华学堂”，可分为北京清华（1911-1937；1946-1948）、西南联大（1937-1946）、新竹清华（1956-）等三个时期。 [7]
北京清华时期（1911-1937；1946-1948）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清末驻美公使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同意退回庚子赔款的溢收款项。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遂利用此预算，考选留美学生，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
宣统三年（1911年），游美学务处决定扩大肄业馆的规模职掌，因馆址位于清华园，而将之更名为“清华学堂” 并开始招生，于1911年4月29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正式开学，是为清华校庆日之由来。
民国元年（1912年）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课，10月更名为“清华学校”，仍为留美预备学校性质。
民国3年（1914年），梁启超先生来校演讲，以“君子”为题。其引述易经中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学，学校遂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采为校训。
民国14年（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成立。成立国学研究所。
民国17年（1928年）8月，“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担任首任清华大学校长，而后继任者为吴南轩，但时间皆不长。此时清华学生会提出清华校长的理想人格标准：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
民国18年（1929年），正式成立研究院，分文、理、法三部；大学部第一届学生亦于是年毕业。
民国20年（1931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反覆斟酌物色，终于正式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校长获得清华师生的充分支持，也开启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民国21年（1932年），增办工学院。
西南联大时期（1937-1946）
民国26年（1937年），因抗战爆发，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校长为临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共理校务。
民国27年（1938年），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民国35年（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分别复员，特在昆明立碑以纪念三校在抗战八年中的艰苦合作；同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北平，并增设农学院。
民国36年（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梅校长一直续任至1948年12月，迫于时局搭机南迁，辗转赴美执掌清华基金相关事宜。
新竹清华时期（1956-）
1955年，梅校长奉召抵台，筹备设置清华大学研究院事宜，择订于新竹建校。由于台湾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考虑到建立原子炉所需的沉重经费，遂让有清华基金为后盾的清华大学在台建校，成为台湾原子科学研究的先驱。同年12月，行政院组成“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
1956年1月1日，清华大学正式于台北成立筹备处，聘陈可忠为主任，正式展开筹备工作，迈出清华大学在台建校的第一步。清华原先计画在台北南港和新竹两地间择一建校。但南港腹地较小，且当时新竹县长朱盛泣积极争取，因此清华决定在新竹赤土崎建校。起初由中国石油公司提拨约40公顷（42甲）原属日本海军燃料厂的土地，但在原子炉开工后，校地已感不足，便由新竹县长朱盛泣同意再拨约33公顷（34甲）土地，加上清华自身向周边民家收购者，此时校地共约78公顷 。同年7月，原子科学研究所成立，招考第一届研究生。
1956年，学校开始招生，因校舍尚未完工，故暂于台湾大学上课，至此清华大学校务在台正式运行。
1957年，清华大学的办公大楼、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相继完工，学生从台北返回新竹上课。
学校自1955年开始原子炉的兴建工作，至1961年落成。原子炉的土木工程由校友华泰建筑师张昌华设计，装置工程由清华自行设计施工。机件装置时，由中国石油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分别派员操作，并得经济部联合工业研究所之协助。
1962年5月19日，梅校长病逝于台大医院后，清华校务暂由陈可忠教务长代理。夏，学校鉴于数学之重要与日俱增，国内大专学校数学师资至为缺乏，为培植数学研究人材，充实大专数学师资，并加强原子科学研究之数学课程，增设数学研究所。1963年春，数学研究所招考第一届研究生。
1965年，学校设置数学、核工、物理、化学系所，清华的教学组织有了长足发展。
1967年，设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
1968年，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组，亦以成立物理研究所同样情形成立化学研究所，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同年清华图书馆（红楼）启用，随后体育馆、大礼堂与新校门等相继落成。
1969年，原子科学研究所核工组改设为原子核工程研究所。
1972年，增设应用化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材料科学工程学系、工业化学研究所、工业化学系、动力机械工程学系。
1974年，增设分子生物研究所、工业工程学系及化学研究所博士班，均开始招生，并将原有所系分设三学院，即理学院、工学院及原子科学院。新竹清华已从早期仅有原子科学所的规模，扩展成为理工大学。同年6月徐校长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校长至1975年由张明哲校长继任。
1976年，增设电机电力工程系，电子计算机中心成立。
1977年，增设电机电力工程研究所（于六十八学年度起更名电机工程研究所，电机工程学系），计算机管理决策研究所及辐射生物研究所。
1978年，增设高分子研究所。
1979年，工业化学研究所增设博士班，均于当年招生。
1980年，增设工业工程研究所，大学部增设中国语文学系；工业化学研究所、工业化学系更名为化学工程研究所、化学工程学系。新竹清华从此由理工大学迈向综合大学之路。
1981年，增设动力机械工程、材料科学工程、原子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核子工程学系自七十年度开始招生。8月，张校长调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校校长由毛高文先生继任；10月，研究发展委员会成立。
1981年，学校首创长期发展委员会并制订五年发展计划，展开有系统的校园规划。隔年为鼓励教学与学术研究，设立杰出教学奖与杰出研究奖。
1982年，数学所增设博士班，大学部增设外国语文学系。
1983年3月，开始规划行政业务电脑化作业系统；8月，物理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合并为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合并为化学研究所；计算机管理决策研究所、电机工程研究所增设博士班；为配合推动国防科技发展之基本需要，与中山科学院合作成立自强科学研究中心；9月，开始设置辅系；年底，为推动跨院所系的教学与研究，成立校内各研究中心，次年又相继成立原子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及科仪中心。
1984年，增设人文社会学院、经济学系、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班；化学工程研究所与高分子研究所合并为化学工程研究所；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成立材料科学中心。
1985年5月，视听中心成立；8月，增设历史研究所硕士班及工业工程研究所博士班，分子生物研究所更名为生命科学研究所，原子核工程研究所更名为核子工程研究所。
1986年8月，应用数学研究所增设博士班，原子科学研究所取消保健物理与放射化学分组以及增设语言学研究所硕士班，动机、电机两系成立双班；9月，开始实施双学位制。
1987年8月，刘兆玄继任学校校长，同时增设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班及原子科学研究所博士班。
1988年，成立艺术中心；8月，增设统计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硕士班，同时计算机管理决策研究所更名为资讯科学研究所。
1989年，将共同科目改为通识教育中心，树立台湾通识教育之典范，是为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创举；8月，增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统计学研究所博士班及辐射生物研究所博士班。
1991年，新竹市政府徵收十八尖山南面约15.6公顷土地为学校用地，并在次年以16亿馀元购置为新校地，亦即仙宫校地。
1992年7月，学校增设生命科学院。
1994年，“教育部”修正通过的《大学法》中，正式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遴选产生，同年沉君山校长当选清华第一任遴选校长。
1995年，学校成立跨领域共通课程的学院级组织─共同教育委员会，将通识中心、体育室、军训室、艺术中心等纳入其中（2015年更名为清华学院）。
1998年成立电机资讯学院。2000年成立科技管理学院，至此清华八大学院之主要规模遂告完成。
2000年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挹注新台币1亿5千万元，予清华大学兴建“台积馆”；2001年旺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新台币3亿元，予清华大学兴建“学习资源中心-旺宏馆”，继而2008年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新台币2亿2千万元，予清华兴建教学大楼“台达馆”。
2006年，清华获“教育部”“迈向顶尖大学计画”新台币10亿元补助，其后并成为补助款增长幅度最大的学校。先后执掌校印的陈文村及陈力俊校长，遂以此笔经费之挹注，启动清华迈向卓越的新纪元。2006年为缩小城乡差距，率先招收偏远地区学生的“繁星计画”。
2008年，首创清华住宿学院，培育学生创新思维、互助合作的能力。
2010年，完成学生成绩改为等级制，同年11月，完成贯穿南北校园管线系统的共同管道。李伟德校友个人捐赠新台币1亿5千万元，协助兴建“绿色低碳能源教学研究大楼”。
2011年4月24日，学校庆祝创校100周年暨在台建校5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出席大会并致辞。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等各界人士参加了校庆大会。
2013年，获颁“行政院”省品质奖，为台湾岛内大学首次获奖者。
2014年，作家王默人先生捐赠350万美元，以孳息设立“王默人周安仪文学讲座”，为清华获赠来自人文领域的最大笔捐款。11月，集结企业及校友赞助所成清华永续基金（2013年10月成立）启动投资计画，为学校首次运用捐款投资股市，以所得孳息挹注校务所需。
2016年10月15日，台湾清华大学与新竹教育大学的合并案获台当局“行政院”及““教育部””审核同意 [10] ；11月1日台湾清华大学与新竹教育大学正式合并，原竹大附小也更名为清华大学附小。
[b]私立南开大学[/b]
私立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 ，创办人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和严修。1946年改为国立南开大学。
[b]历史沿革[/b]
初创时期
南开大学由张伯苓和严修创办。1919年2月10日，南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9月7、8日，南开大学招生考试。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初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96人，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学号62号）。
1920年秋季，许桂英考入南开大学文科，开了南开大学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1921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
1922年3月，学校租定八里台村北村南公地两段共400余亩，兴建教学楼、男女生宿舍、教员住宅。
1923年6月，学校秀山堂、第一、第二男生宿舍、女生及教员住宅共9所全部竣工后，立秀山铜像以资纪念，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建筑及设备费12万5千元，河南袁述之捐款7万元，开始兴建科学馆。8月，南开大学正式迁入八里台新校址。学校设文、理、商、矿四科外，增设预科，南开大学初具规模。
1927年至1937年，南开大学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卢木斋捐资10万元，开始兴建“木斋图书馆”。1928年，开始研究生教育。 [6] 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
1930年，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原文理、商三科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同时在理学院增设电机工程系，其后两年相继成立化学工程学系、应用化学研究所。到抗日战争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成为拥有3个学院、12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高等学府，学生429人，教职员110余人。
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陈芝琴捐资建成“芝琴楼”，这个时期，办学规模有了较大发展，设备更加完善；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学校规模较小，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