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哲学家-王艮_派派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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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明代哲学家-王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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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家-王艮
王艮(1483~1541),明代哲学家,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八日(1541年1月2日)。泰州安丰场(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人称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门下只为求生,后经王守仁点化转而治学,并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

主要经历
先世原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始祖名王伯寿。王艮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为“灶丁”(烧盐的苦力)阶级,世代为灶户,“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十一岁时家贫辍学,随父兄淋盐。十九岁时随父王守庵经商至山东,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在十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因善经营,“自是家道日裕”,成为富户。
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有一次坐 “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罗汝芳为集大成者。黄宗羲称此一派竟能“赤手以搏龙蛇”。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天德良知也”。王艮在讲学别出心裁,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他一生布衣,拒绝入仕,并直指统治者:“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故被斥为“异端”。
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人物事迹
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1]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笏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
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面,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
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
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
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的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
《王艮评传》
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陋规,讲求心学真义之类。
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你只不过是想出名而已。”
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呆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
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
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庄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泰州学派。
(本段摘录自《明朝那些事儿》)

生活特点
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坐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王艮碑刻像
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

学术思想
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
王氏宗祠
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具体如下: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满清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维护百姓利益的“绝唱”。
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
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人物成就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2]

相关著作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王文贞公集》(门人焦竑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盐城两地,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盐城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3]

人物墓祠
王氏家族墓
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於其园内。
安丰王氏宗祠
王艮在安丰场月塘河有园一所、讲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御使洪垣(觉山)助银为王艮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构成“东淘精舍”,命名讲堂为“勉仁堂”,供先生讲学和来访学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东台布衣学者、诗人吴嘉纪(其祖父吴凤仪是王艮的学生)曾写有《谒勉仁堂》诗。这些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烟没无存。安丰镇人民正着手重建“东淘精舍”,以资作为对王艮的永久纪念。
此外,安丰镇文化馆内,遂竖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泰州崇儒祠
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侧。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扩建,数百年来,一直为讲学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复崇儒祠,进行了大修:第一进是重建的,其余三进均系原房修复。主要建筑四进:第一进为大门,上嵌“崇儒祠”石额,门外两旁立石鼓,砌八字墙;第二进为“立本堂”;第三进为“乐学堂”,东墙廊壁上嵌万历七年(1579年)《心斋先生祠堂记》石碑,西墙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残碑;第四进为“贤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质王艮《乐学歌》等。泰州学派纪念馆设于此十多年。
姜堰王氏宗祠
位于姜堰镇东后街。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过。祀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栋。祠堂轴线建筑为三进: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第三进为大殿。“大殿”的西侧遂有一进配殿与大殿并列,为“三贤祠”,祀王阳明、王艮、王襞。祠堂内曾刻有王栋像,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罗近溪(汝芳)曾有像诗,像早已烟没无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旧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领导批示对王氏宗祠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护,正着手修复为研究泰州学派和纪念王栋的活动场所。[4]

相关评价
独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自形成至今,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1907-1978)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应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公平、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圣学的妥协、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怪异”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
十夜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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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5-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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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哲学家跟现代广泛意义上的哲学家还是不同的,大概可以称为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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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僧只看小说

    派派币 +1 2017-05-28

    看的真仔细 是啊 还是跟王阳明之流有些区别 所以不如他们名气大嘛  可能我国古代还是比较倾向集大成的大儒 嘿嘿

云柒梦筝

ZxID:1955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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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7-07-14 0
我都不知道这个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界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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