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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四文学社团[/b]
从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
清朝末年，曾经出现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歌和散文方面的革新运动，但不久便失败了。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大量输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些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便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出现了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适应这种思想革命形势要求而出现的，它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
“五四”文学革命是于1917年初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难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进步报纸刊物已经有所酝酿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等文章中，阐明了一个国家新文明的产生与新文学的勃兴之间的关系，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据此他反对“柔靡艳丽”、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希望一些觉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够创造出“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陈独秀发表了《欧洲文艺史谭》的长文，介绍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并在一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封建文艺“浮华颓败之恶风”，提出了中国文艺应当抛弃“古典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同少数学友研思辩论文学改良的问题，并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的信里，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这些酝酿与鼓吹实际上可以视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1917年 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发难的第一个信号。这篇文章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胡适还依据历史进化的眼光，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的现象，主张文学语言同口语的接近，提出了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高举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陈独秀以激进的战斗姿态，从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反映了反对虚伪艰涩的封建旧文学，建设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历史要求，使得文学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了。陈独秀在文章中还表示,愿同国内外文学界豪杰之士一起,“不顾迂儒之毁誉”,而明目张胆地与“桐城派”、“骈体文者”、“江西诗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战。陈独秀这篇富于战斗性的论文，实际上成为发难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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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在给《新青年》编者的许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绝对赞同”的态度。他对封建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1917年 3月致陈独秀信中第一次把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大家们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从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的观点和白话文学应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都进行了建设性的研讨。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或从文学语言与口语分化的历史，或从文学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论证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势在必行的。1917年8月,钱玄同还第一个提出《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这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励行。这些文章和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
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里，就文学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思想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到了1918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便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也带上了更为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表示面对政府的压迫和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坚决态度。鲁迅在斗争中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僵尸，也批评了刚刚萌蘖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新毒”，深刻地论述了新文学的实质。他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有了新的发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 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1919年1月,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杂志创刊，发表了反对封建礼教、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和创作。《晨报》第 7版（副刊）、上海《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也相继改为白话刊登新文艺作品。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
新文学创作成绩的出现略晚于理论的倡导。1917年2月于《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后，又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 1期开始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创作，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新诗创作，以此向旧文学表示示威。1918年 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稍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也都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以描写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为特征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渴望创造新的生活的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迥异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的特色。
“五四”文学革命明显存在一些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缺乏具体分析的历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学，因而还不能使文学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论主张的时代性质和创作实绩的崭新特征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丐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余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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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b]文学研究会[/b]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白话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文学研究完成了其部分目标。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宣称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他们相信从事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窡挺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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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创造社[/b]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薀往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
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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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幻洲》半月刊创刊[/b]
1926年10月1日，创造社后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创刊。由创造社和光华书局后出版。全刊分上，下两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叶灵凤主编，专载文艺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载杂文、述评。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刚、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汉年、田汉、蒋光赤等。
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一无所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后停刊，共20期。
1923年11月18日，成访吾在创造月刊第28期发表国学运动之我见，斥责整理国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倡从训诂、校勘、引导人们理头于故纸堆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对此，成仿吾指出:国学运动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诸，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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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b]新月社[/b]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前期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期创办《新月》月刊(1928.3.10)，《诗刊》周刊(1931年)。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从徐志摩、胡适发起的早期的聚餐会、新月社到《晨报副刊》的《诗镌》和《剧刊》；从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到《诗刊》和《学文》，“新月”经历了从北京到上海再回到北京、历时11年的复杂过程，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领域，更旁及文艺理论和美术，尤其是跳出“文艺”的象牙塔，关注到了现实政治。就文艺而言，他们拒绝所谓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迷信“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更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他们讲究“人性”，崇尚的只是走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就政治而言，他们反对专制，推崇民主和法治，呼唤人权。他们个体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有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向往和坚持，他们自由地谈论文艺，自由地和左翼论战，自由地谈论政治。在历史的长河中，新月的岁月只是一个瞬间，却永远定格在了现代中国苍穹黝蓝的夜幕上。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陈西莹、林徽音，以及梁启超、张君劢等，聚集在北京。这些人多曾留学英美，志趣相投，来往日久，他们便有了组织一个俱乐部，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的愿望。他们说是希望与“几个爱做梦的人”在艺术上“开一条新路”。于是，说干就干，他们决定结社。但是，给这个新成立的社团起一个什么名字？这时，有必要引出另一位人物。
当时，南开校长是天津人张伯苓。张伯苓有一个少16岁的弟弟叫张彭春。张彭春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人称“九先生”。人们以为他行九，其实只因他出生那年父亲59岁，故取乳名“五九”，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九儿”了。
张彭春于1892年生。字仲述。1904年张伯苓和严范孙创建了私立中学堂（南开学校前身），张彭春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班。1910年张彭春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赴美深造，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他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说，是易卜生使他这个学哲学的年轻人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1916年夏，风华正茂的张彭春获硕士学位归国，回母校任教。当时南开的新剧（即话剧）活动在张校长的积极提倡下正蓬勃开展，每逢节日都要演戏，这已成为学校的传统。由于九先生擅长戏剧早就名声在外，所以一回校便受到热烈欢迎，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九先生走马上任后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将南开的新剧活动推上了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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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导演制度，张彭春便将西方的正规的导演制度用于南开新剧团，排演了自己在国外创作的剧本《醒》。尽管《醒》还比较稚嫩，然而它的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醒》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胡适的《终身大事》，要早３年；张彭春在排演这出戏时，开始运用了一套完整的、效仿欧美的导演方法，比1922年留美归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被话剧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也要早６年。
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为适应未来更高的教学要求，张彭春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女留学生蔡秀珠，两人由相识到相恋。1921年5月，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1922年４月，张彭春的论文通过博士学位。６月，长女明珉出生。
1923年９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之聘，携带妻女迁居北平，任清华教务长。同年11月，他的次女降生。女婴健康可爱，夫妇俩欣喜万分。为弥补当初没照顾好长女，他们对这个新的小生命百般呵护，并要给她起一个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由于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因此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
在这时期，张彭春正同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文友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女儿“新月”这个名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新月社”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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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诗剧《齐德拉》[/b]
新月社成立以后，最初以小型聚会形式出现，后发展成俱乐部形式举办年会、灯会、书画会和演剧等活动。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5月8日在北平度过他的64岁生日。“新月社”为给老诗人祝寿，特地用英语排演他的著名诗剧《齐德拉》，邀请张彭春担任导演，由林徽因、徐志摩分别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布景绘制则是梁思成。5月8日和10日分别演出两场，鲁迅、梅兰芳等文艺界名人前来观看。演出结束，徐志摩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几个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
[b]《诗镌》[/b]
这段时间，闻一多、徐志摩等虽已经开始写诗，但一时影响还不大。该社真正活动，并产生影响，是1925年以后的事。这一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国，在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而这时，徐志摩又刚好接办《晨报》副刊，希望“露棱角”，他便和有志在文学上“导潮流”的闻一多结合起来，在《晨报》上办了《诗镌》。
《诗镌》于1924年4月1日出版第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编辑。当时参加活动的主要诗人还有饶孟侃、朱湘、刘梦苇、孙大雨等。徐志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也就是说，他们不满意五四运动以来产生的没有格律、过于自由的新诗，希望创制一种人们能够接受的新诗的格律。《诗镌》共出11期，它以爱国主义和反伤感主义为旗帜，提倡新诗格律，影响很大。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是新月派的佳作。朱自清称他们为格律诗派。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体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b]《诗刊》[/b]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韶洵美、余上沅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此时，新月社也就转移到上海，称为新月派后期。1928年春创办《新月》月刊，30年代初期又创办《诗刊》季刊。这一时期参加的主要诗人有徐志摩、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等。此外，参加活动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人。闻一多只参加了《新月》第一期的编辑，以后就不再参加活动。 1931年，陈梦家受徐志摩委托，编选了《新月诗选》，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诗歌，并撰写了一篇长序。这成了人们评价新月派诗作和诗人的最集中的资料。
1931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诗刊》接着停刊。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四卷第七期后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在“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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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诗格律化运动[/b]
新月社不是纯文艺的社团，但主要活动和影响却在文艺方面。在文艺活动中，思想倾向上有一个逐渐右转直至与进步文艺运动相对抗的过程。可成员的文艺创作状况比较复杂。他们推行新诗格律化运动，对于新诗格律化和艺术美的探求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带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1926年，新月社推行国剧运动，创办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张在新文学戏剧运动中借鉴传统的中国戏剧艺术。此外，还介绍了莎士比亚、哈代、布朗宁夫人、豪斯曼、易卜生、奥尼尔、波德莱尔等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及西方现代诗人。
胡适，1891生，原名胡洪，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期间，发起组织新月社。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1946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梁实秋，原名治华，1902年1月17日生，浙江余杭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梁实秋，1903生，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参加新月社，为该社主要成员。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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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
闻一多，1899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为新月社主要成员，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其后，历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1896年生，浙江海宁人，富商家庭。中学与郁达夫同班。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并于同年应父命与年仅16岁的张幼仪成婚，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赴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徐志摩于婚外爱恋林徽音，并于1922年3月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异。同年8月辞别剑桥启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经常发表诗作，1923年与胡适等成立新月社，为主要成员，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任翻译，后随泰漫游欧洲。同年认识有夫之妇陆小曼并相恋，1926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1927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1929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1930年秋，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在此期间，徐志摩为了生计，往返于北平与上海之间疲于奔命，然而仍旧难以满足早已移情别恋的陆小曼，只是碍于旧情与面子，不好再次离异。他已陷于深深的痛苦中。1931年11月19日，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死于泰山脚下，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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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绅士诗人，徐志摩可以说是新诗的诗魂，人称“诗哲”、“诗圣”并不过分。他的行为与品格也同样受到同人、朋友、学生的赞赏与爱戴，他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虽为文坛风流佳话，亦留有诸多遗憾，但他那天真无邪，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令人敬佩。难怪这位英年早逝的诗坛巨星的噩耗传来，震惊了海内外，胡适连呼：“天才横死，损失的是中国文学！”
新月社除了徐志摩、胡适，以及丁文江、林长民、张君劢、黄子美等最早参加聚餐会的成员以外，又有更多的名士加入。如果说聚餐会的成员组成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么，新月社的成员组成就复杂了许多。它们中有像徐志摩、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有政客、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因为如此，在外人的眼里，新月社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有人因为社里有银行家，就认为新月社是资本家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政客，就认为新月社是某党某系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北大教授，就认为新月社是北大学阀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男有女，就认为新月社薀妄激派。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４〕，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b]语丝社[/b]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从1924年底自1930年初，历时约五年多时间，以《语丝》周刊为依托,围绕着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社"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亦有1920年代中期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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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930年3月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薀褪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要认识语丝社，首先得认识<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是新文学运动早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出版于北京的<晨报>原名<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副刊》是<晨报>的副刊，它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孙伏园任《晨报副刊》总编辑的时候，得到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人的大力支持。到1924年，《晨报》总编辑由刘勉己取代了蒲伯英，他对孙伏园编辑的副刊极为不满意，决定进行改革，将已经确定好文章的刊物中鲁迅的作品<我的失恋>取掉。孙伏园辞职，而又决定在报刊事业上有所发展，并企图通过创建另一个刊物来“报复”《晨报》，尽管语丝社的成立有着更有广阔和复杂的政治时事及思想上的背景，但这次“抽稿风波”成了《语丝》出现的直接催化剂。 同时，我们要认识语丝社，还得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新潮社。语丝社的筹备会上，除章小川外，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新潮>是由北京大学学生所办的刊物，它呼应<新青年>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的立场，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鲁迅主张将《新潮》不要办成一个纯学术的刊物，而是应将重点放在对于中国腐朽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批判上。
在新潮社中，周作人更一度担任主任编辑，另一个原因是《语丝》社在当时没有自己的出版与发行基地，所行的工作都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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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语丝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容忽视的要了解一个出版机构：北新书局。北新书局是由新潮社转化而来。这种转变显得很自然。在后期，新潮社相当于一个出版机构了。由于李小峰大学毕业后专注于这一块事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北新书局的老板，其它社员也默认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在北新书局创办初期，鲁迅给予了李小峰许多帮助。除了经济上的帮助外，还在装帧等方面给予了指点。并亲自参加到其中。鲁迅后来与李小峰及北新书局保持了十年多的关系，直到生命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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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书局成立之后，《语丝》的印刷，发行等事务性的工作，就全部交由李小峰经管。北新书局后来移到上海，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合作，并不只限于《语丝》周刊。鲁迅与郁达夫一起为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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