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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嗾使言官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东林党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李乔仑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不忍心这位含冤26年的老臣再次受到流言中伤，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因言官忘攻无稽，“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袁可立）兵部侍郎。”“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
进士的他们组成了那个时代的职业讹诈集团，经常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生死冤家——毛文龙与袁崇焕（中）》）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督师之翼。袁可立没有意气用事，没有“一叶障目”，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节寰袁公传》），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为了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和口水战，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但天启帝十分眷顾于袁可立，接连七次上疏礋唾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被袁崇焕擅杀，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陆续增援策应毛文龙。然毛文龙跋扈欺瞒，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石隐园藏稿》）的局面。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等清流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去职。袁可立去，孙承宗左臂有失，沈有容无有所依，也决然随袁可立而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渐趋瓦解。
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再被召入兵部，此时孙承宗已被迫下野，袁可立与阉党终日周旋，大厦将倾，亦是独木难支。
驭兵多方略 杯酒释兵权天启三年（1623年）春节过后，登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灯酒会，期间忽然接到兵部令，说是山东巡抚赵彦应潍县县令的请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发大兵平叛，潍县县令说驻防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攻打潍县，得知情报的将官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且登莱水师向以辽兵为多，此事处理不好恐扰军心。而潍县一带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乱作一团。
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应兵部和山东巡抚之请马上发兵，他私下马上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奉袁可立之命经沈有容召集和训练过来的辽将，他对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的问题的确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再三斟酌核实。但为确保无虞，袁可立命登莱道监军谭昌言持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监军对众将官传达袁可立令状曰：“辽将吾将，辽民吾民也，谁敢轻言发兵者？”并飞箭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而时已至午夜时分，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睢州志·袁可立传》）
“癸亥春，潍县有报，张尔心约同李副将性忠谋以元宵举兵叛者。报至之时，两监司在座，皆惊惶失色。公徐命小队呵殿而过沈帅，寻性忠何状。沈以百口保之。公曰：‘但令解其兵柄，无患也。’复移文县令无张遽而遧（？），众始安。盖辽人□扈，自其性 （忠）渡海，依登莱，覉孤畏人，惟鼻息是仰。居久之，东人以为是刀斧之余，遇之横，而辽人不受前恭后倨。仇 是 飞语所加者，皆辽将也。公盖洞识其情，每从镇静云。”
朝鲜起祸变 声罪劝济师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多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违背明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35] 但鉴于当时明朝正与后金用兵，袁可立又疏请“谓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但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国榷》卷八十五） “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节寰袁公传》）。
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十一日，朝鲜派出328人的庞大使团来登州拜见袁可立说明事变始末，以求获得明政府的册封。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的主张一直搅动着朝鲜历史的神经线，尤其是袁可立所上《请讨篡逆疏》中“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之语（《两朝从信录》），更令朝鲜人切齿痛很，直到今天韩国的史学家们仍在不停地改写这段残忍篡权历史，同时鉴于现代国际实用主义格局，他们想尽量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去除殆尽。后来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曾多次派出庞大使团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至于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以更正《明史》所记为务。”（杨艳秋《<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史料记载甚详。
刚正持朝纲 忤逆魏忠贤天启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天启五年四月二十日，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宝训》）。十一月十八日，边事告急，廷推袁可立兵部添设右侍郎。六年闰六月初九，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实赖可立署理。
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满清颠覆大明政权的阴毒与狡诈认识得异乎寻常的深刻，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经略遣人为（老酋）吊祭，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焕）辱国非计，飏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冯嘉会）闻之逆珰（魏中贤），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三年后袁崇焕终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渐趋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
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呈秀倚许秉彛通忠贤，至是殿工兴，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相见，屏人密语移时，呈秀授党人姓名。”（《明史钞略》）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不顺，下决心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窡鸵冠神武门时乎？”（《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节寰袁公传》）。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皇帝感帝师之谊，念登莱战功，特授兵部尚书，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且终日忙于辽务，但思想倾向东林，与高攀龙、冯从吾为同年，关系很好，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甚至联合阉党分子宋祯汉寻衅攻击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走向了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素享清望，加上“公受上眷知亦深矣“，阉党终“而无可乘借”。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节寰袁公传》）
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己巳（1629年），虏薄都城。公条上方略，密致当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抚按荐牍屡腾，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公乞骨骸者七。”可立刚直成性，再削再废，所用未尽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布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门生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门生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王铎早年家贫，曾得到袁可立的器重和推荐，亲为袁撰写神道碑和墓志铭。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为袁可立同年。缪昌期、周道登，俱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户部尚书李汝华，与袁可立同乡，子孙数代延世交好，为睢州美谈。
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为袁可立撰写《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
临行观海市 赋诗传千古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山东海疆图记》），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省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可立的别业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董其昌与袁可立同年，少年时曾梦及必与袁可立同举进士，后来二人果然同举于陆树声尚书之门，并在王椷的《秋灯丛话》中为后人留下了令历代命相学家竞相探索的历史迷题。
袁可立“生平于书无所不窥，旁及书画，真草秀润流丽，隶书风骨道劲。而画梅苍古，则赵孟頫也。”“至其精思渊识，即小而居室器物一经量度，指授无不造妙。兼以早善笔礼，真、行、草、隶皆有古人风致。复工画梅，棱杆如抽铁。”（《睢阳尚书袁氏家谱》）至今在蓬莱阁苏公祠内留有其诗文手迹刻石，其骨力透穿石，与其人品相得益彰。
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将领，并在其兵部任职期间强烈反对与后金“议和”，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之大忌，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兴起，袁可立的老家商丘一带更因为夏邑彭家屏一案而成为血洗的重灾区。清乾隆四十二年，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因该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直到清朝光绪年十七年（1891年），董其昌书丹的“袁尚书大石坊”仍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金陵陷落后，袁可立的儿子袁枢秉父志“死忠死孝”不仕满清，抑郁绝食数日而卒，死后六十年才得以被睢州人公祭，入祀乡贤祠。“（康熙）河南巡抚都御史李公以事久论定，允州人请，檄祀公于瞽宗。”（田兰芳《石寓袁公葬墓志铭》）
“袁氏自司马至赋诚、赋谌三世矣，诗学尽其家传云”。（《睢州志·袁枢传》）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归里还前愿 建造袁家山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在陆肇祥》记载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袁可立父）梦吕帝（吕洞宾）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将小徒为尔后。曰：异日此地当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后袁可立真的来到了传说吕洞宾现身的地方登莱任巡抚督理大兵抗清防海，并在海战中遇险受到过吕洞宾的保佑。袁可立退休后在睢州南城别墅陆园中建起袁家山道场供奉吕洞宾，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来北往的命相和道教学者竞相探索。
袁家山又名小蓬莱，本为袁大司马平泉旧墅，别称“陆园”，内建吕祖庙，是一处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形建筑群，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家山建成后，数百年来都以“袁家山”名称相沿袭。清康熙年间，状元彭定求搜集成书的《道藏辑要》称“袁家山”，这是到目前为止见诸史料的最早记载。 关于袁家山的建造，《道藏辑要》记载：“襄邑（睢县）有袁家山，明兵部尚书袁可立在陆园地也。四围林树高耸，岩壑水水，木清华景逾濯锦。额曰：‘梦觉迷津’。后供吕帝阖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设丹炉，最后高亭四敞，豁达清虚。上供长生大帝及八洞仙祖圣像，皆飞现云中。前后壁之间，留题圣迹颇多。……而晚（袁可立）尤爱道，故于在陆园崇建殿宇数重，位置悉系梦中指点。皆隐寓丹诀之秘，至今灵应昭然焉。”
“当司马公在前明时，宦历中外，逮乞休归田，筑别墅、池林、山榭，逶迤十余里，不绝名花美石，极一时之胜”（《袁任墓志铭》）。“公营别墅于牟驼岗，以娱两尊人。偕夫人长跪，柔旨酒奉以为寿，旦夕善事之。又筑园城南，命歌者击鼍（tuo）鼓云，璈声琅琅，爽振驷伐，以写其胸中砰訇磊落之气。”（《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
史载袁可立任登莱巡抚期间曾“造艅艎为海防”，他致仕归里睢州后怀念军旅生涯便仿照这种大型船舰形制在睢州南城一汪碧水自己的别墅“陆园”中设计建造了袁家山道场，供奉吕洞宾等八仙众神，随后数百年间在睢州一带形成了带有强烈地方色彩和民俗文化性质的“袁山”文化现象。袁家山的建造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明天启二年（1622），明皇帝派袁可立以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一带，招募水师“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一次袁可立与抗倭名将沈有容乘舰船出海指挥将士至琉球与倭寇（一说后金军）作战，战船行至大海中间，忽然狂风大作，恶浪掀天，兵船险有倾覆之危，昏暗中恍惚吕洞宾现身于袁可立面前，袁可立急忙祷告保佑，煞时风平浪静，一仗取胜，归朝后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袁尚书以为吕祖显灵相助，归里后大兴土木，建袁家山道场以还愿，内设吕祖庙，以后世代香火不绝，明清两代成为睢州远近闻名的大道场，世称袁家山。又仿山东蓬莱阁体制而建，风景异常优美，称“小蓬莱”。远远望去，袁家山恰似一艘战船荡漾水中，与周围碧水构成一派山水园林景象，列睢州八景，曰“仙峰滴翠”。数百年来，雄伟的气势有增无减，引无数名人学士竞相歌咏。
天子赐祭悼 崇祀名乡贤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与徐光启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崇祀山东登州府名宦祠、河南归德府睢州乡贤祠，并在袁尚书府第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可谓盛典（《河南通志稿》）。“讣闻，上遣官视葬，有司陈祭，博士弟子员乡三老俎豆之于学宫之旁。”（《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
首辅孔贞运指出：“使天假数年,则公(袁可立)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 ”对扶危定倾的袁可立来说是中肯而贴切的。
其府第后院“藏书楼”下为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处。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著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韵学要览古诗选》、《评选古唐诗》等。
2014年6月，河南省文物局暨睢县政府对袁可立的别业袁家山开始自建山400年来最大规模的周边环境治理和维护工作，力争重现袁家山当年青山绿水原貌，而被满清刻意忽略的明末名臣袁可立及其相关历史的研究也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年表泰昌元年八月，尚宝司司丞
天启元年二月，尚宝司少卿
天启元年七月，太仆寺少卿
天启二年三月，通政司左通政
天启二年三月，充廷试读卷官
天启二年四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
天启三年十月，兵部右侍郎
天启五年十一月，兵部添设右侍郎
天启六年闰六月，兵部右侍郎
天启六年闰六月，兵部左侍郎
天启六年十一月廷推南京户部尚书
天启七年八月加，太子少保致仕
家族先祖始祖袁荣，安徽凤阳府颍州(今阜阳)人，于明洪武二年以武功仕睢阳卫，后代世袭卫百户，称睢州东关“百户侯”，遂家于睢州，生子亨、义、宏。二世宏、三世杰、四世林。五世锦，官陕西韩城县教谕。自此“振振森森，书香不绝”。六世永绶、永康，永康生江、淮、河、洛、渭，七世淮即袁可立之父。三世皆以可立贵，称“三世司马”。八世可立，累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世称其族“睢阳尚书袁氏”。(《河南通志稿·睢县》：“睢袁氏有两族，大司马可立裔为‘尚书袁’，指挥裔为‘兵马袁’，并非一家也！”)。
儿子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窝(一作“寓”)。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潇湘图》、《夏山图》、《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秋山图》、《山阴图》等，藏品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明亡抑郁绝食而死。
女儿三人：无名，皆称“袁氏”。都嫁给了当时的名士。
孙子1.袁赋诚：知名守令，载《碑传集》。
2.袁赋谌：蕴藉善收藏。
3.袁赋諴，早卒。
评价孙承宗：“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中丞》）
首辅孔贞运：“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
首辅孔贞运：“悲夫！公郎中而霁外，宏摹而密理。其治狱多阴德，肺石无寃，似于定国。其不事风采，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其奏议剀切有当，帝心似陆，宣公至若决策，击贼蹙之远徙，则裴晋公淮蔡之断也！客兵尽汰，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
首辅孔贞运：“孰使十六年来，海无传烽，亭有卧鼓，则惟公之赐。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左都御史高攀龙：“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高攀龙《高子遗书》）
礼部尚书董其昌：“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备兵防海赞理兵饷，建威消盟，纪功盟府，有文蟒朱提之赐。又以平莲妖功晋秩少司马，荣宠甚盛。”
礼部尚书董其昌：“计公出处之际，其道尤龙海内，想闻风节，望其乘时大展，应圣主求（贤）之意，而公不待矣！”
礼部尚书董其昌：“呜呼！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藉令一再 出，不于毛帅、魏珰之世，得独任行意，展布四体，韩、范功名，岂顾问哉！且建功名之心，不胜其护惜节气之心。”
礼部尚书董其昌：“善刀而藏，见机勇退。试考当年，后公秉钺同公佐枢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松柏让贞，嵩华比重已。”
礼部尚书董其昌：“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泰昌皇帝朱常洛：“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尚宝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
天启皇帝朱由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三年诰命卷》）
大学士黄道周：“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大学士黄道周：“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名士陈继儒：“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名士陈继儒：“生死无暇，荣哀兼备，盖先朝之宝臣，而亦后来学士大夫出处之榜样也。”
名士陈继儒：“公司理吴中，执简柱下，上书忤当路，削籍二十六载。登朝十有二年，剔历卿寺，节抚登莱。感激上恩，慷慨时事，议收辽左之残兵，汛扫邹藤之妖党，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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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吏第一——于成龙
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被任命为罗成县知县，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1667年（清康熙六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后迁任湖广黄冈的知州，历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康熙二十年入京觐见。后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被康熙帝追赠为太子太保。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
于成龙一生勤政廉洁，多行善政，无论在穷乡僻壤的小城，还是在富庶繁华的江南，他始终不改节俭作风，“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人称“于青菜”;深得百姓爱戴，史书评价：“于成龙得民心如此，古史罕见。”。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精于从细节上发现问题，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秉公处理地方上的疑案、悬案，使许多错案得到平反，于是百姓称呼他为“于青天”。
去世时替他办后事的官员看到寝室“皆见床头敝司中惟绨袍一套。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无不恸哭失声。”“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感叹道：“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中文名 于成龙
别 名 北冥，于山
国 籍 清朝
出生地 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
出生日期 1617年9月26日
逝世日期 1684年5月31日
职 业 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
主要成就 天下廉吏第一
追 赠 太子太保
谥 号 清端
人物生平家世出身
于成龙远祖于伯达、于建中、于仕贤在1341年（元至正元年），迁至石州（今吕梁市离石区）白霜里村，在这里度过了150多年的漫长岁月。于仕贤生于渊，于渊生于坦等四子。于坦，明景泰庚午科举人，甲戌科进士，累官至巡抚。
正德元年（1506年），其宗族一脉于素家族，迁居到石州北乡距城30公里的来堡村。于素生于恩等四子，于恩生于采等四子，于采生于时煌等四子。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于时煌原配田氏生次子于成龙。不久，田氏病逝，父亲继配李氏。于成龙和继母关系很融洽，家庭和睦。
科举失意崇祯十二年（1639年），于成龙参加乡试，省城太原考场考官公然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来堡村。
顺治四年（1647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了4年，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中，于成龙又落榜了，这年他已经35岁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龙兄长于化龙病故，三子于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父亲于时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汤药；继母李氏虽健，也已暮年。长子、次子上学，全家开支很大，家资因此受窘。于成龙为了养家糊口，供子上学，整日忙于家务，再无工夫参加科举考试了。
顺治十五年（1658年），父亲病故。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准备出仕。
初入仕途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龙在罗成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在罗城为官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
主政合州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在合州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1669年（清康熙八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黄州知府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同知四年，又任知府四年。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武昌平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熗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仕途平坦康熙十八年（1678年），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洲县），在湖北期间，尽管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溘然长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终年六十八岁。
于成龙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谥号清瑞。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男女老幼，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主要成就为政举措于成龙在罗城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治道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重审“通海”案件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整顿吏治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科考教育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生活简朴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艺术文化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 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文献记载一，周劭《中国明清的官》一书中记载，于成龙只是明末的一个贡生，并非清朝的进士，这样的人能成为封疆大吏，可以说绝无仅有。
二，有《于清端政书》，又名《政书》。本书为《四库全书》收录，这不是容易的。
三，今人朱其超氏作《于公传》，对於于成龙事迹有比较生动而详尽的记载。
四，《清史稿·于成龙列传》
家族成员父亲：于时煌
母亲：田氏，继母李氏
妻子：刑氏
儿子：于廷翼，于廷劢，于廷元。
人物评价总评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于成龙在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6]
历代评价康熙：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
李中素：古人得一节，足以传之无穷，公则萃于一身，无往而不备矣。
范鄗鼎：余读《明史》，而叹廉吏之难。其人也，三百年来首轩輗，輗之后有吾阳城杨继宗，厥后有布政张黼、副使刘俊、岳州知府张举与吾邑洪洞卫英数人，前辈石公瑶言之彰彰哉！余观数人，廉也而或短于才，才矣而或疏于学或馁于气。才、学、气备矣，而或不得于君，不获于上，政事止及于一时一隅之间。君子惜其用廉之未尽善也。本朝养士四十余年，得于先生，先生之廉可不谓其尽善乎！廉则心清，心清则理明，理明则才全，理明则学优而气壮。
武祗遹：其刚毅自矢，不畏强御，则包孝肃也；其精白一心，可对天地，则赵清献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倾，则司马温公也；易箦之日，仅余竹篓败笥，污衣旧靴，银钱毫无，则海忠介之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也！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公之谓也。
熊赐履：呜呼！余考传记，三代而后以廉干称者代不乏人，然类多矫饰沽激，流为刻核，以纳于偏畸。故措施建树、表里初终之际，往往难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质任自然，略无矫强刻厉之迹。而诚意感孚，无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于古人之上者。然后叹公为真不可及，而益信诚中形外之为不诬也！
彭绍升：操执似海中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独，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圣天子始终之恩，立百尔在官之准，永斯人没世之慕。区区发奸禁暴，岂足以见公之厓量哉。
于准：先清端平生从不讲学，而所行未尝不合于道。素景慕者，汉则江都、隆中，唐则邺侯、宣公，宋则魏公、温公，明则文清、文成。
后世纪念故居在山西方山通往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武当山的路途中，有一个名叫来堡的村子。被康熙皇帝亲封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就出生在这个普通的村子里。
方山县境内发现于氏文物82件，征集关于成龙民间故事和佳话100多篇，于成龙墓地、故居、家祠等主要遗址尚保存完好。于成龙清正廉洁的事迹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方山和吕梁一代更是盛传。2000年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后，更是轰动全国，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
墓址2014年9月23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按照符合政策、勤俭节约、尊重历史、教育后人的原则，尽快修复于成龙墓地和故居。9月22日上午，吕梁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强调，对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区建设和墓地修复等具体事项，要明确责任领导，马上形成意见，尽快着手落实。
方山县是于成龙的故乡，当地于成龙文化研究学者武有平经研究考证，确认该县峪口镇横泉村出土的一块石刻，为于成龙除熊赐履所撰墓志以外的又一块墓志铭。据该墓志铭的拓片显示，石刻高57厘米、宽76厘米，标题为“皇清光禄大夫、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老公祖墓志”。经统计，现可考内容有1400多字。
断案故事对于古代官吏来说，破案与审案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2001年3月，山西省文水县发现一部出版于清末民初的《于成龙判牍菁华》。这部书辑录了于成龙在任广西罗城知县期间审理案件的批示及判词，全书共有三十三个案例。现引于成龙上任头一年所审的当地一桩罕见的招妓案“原案牍判词”如下：“审得萧立三者，借开设客栈为名，招留外来娼妓，藏垢纳污，无所不为。如此不法，实为全地方害马。须知今日可以因利藏妓，明日即可因利藏盗；今日可以代妓引诱狂童，明日亦可代盗引探富室。贪区区之金钱，竟甘心伤风败俗。苟有心肝，畴忍出此！况本邑民情刚健，淫风绝鲜，士凛丧德之心，女怀失节之戒。本县莅位一载，讼案千余，而因奸起衅者，百不获一。乃萧立三胆敢招来娼妓，紊乱风化，情无可宥，法应严惩；应重笞一千，拘禁一年。淫妓方媛媛、王宝宝、爱之花，既非家长逼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