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款式 公元前771年，周平王即替王位，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当时由于铁工具的使用，原本依靠周王朝封地维持经济状况的小国，纷纷开荒拓地，发展粮食和桑、麻生产，国力骤然强盛，逐渐摆脱了对周王朝的以来，周王朝随告衰微，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礼治”制度从而走向崩溃。奴隶社会政治体制亦随之解体，社会传统观念的改变也马上在服饰文化中反映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服饰文化变革的第一个浪潮。主要表现在：服饰用料发展，纺织原料、染料和纺织品的流通领域不断扩大；服装色彩观念改变，稳重、华贵的紫色，被视为权贵和富贵的象征，取代朱色成为正色；服装配套结构产生变革，社会上层人物囿于传统审美观念，仍然保持宽襦大裳的服饰，而军人和劳动人民则废除传统的上衣下装，下身单着裤而不加裳；工艺技术取得了长足进展，人们普遍采用丝织品代替细麻布。
服装款式简介春秋战国时期，齐鲁等地由于农业和纺织原料、染料、及纺织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纺织原料、染料和纺织品的流通领域不断扩大，同时还出现了丝、绢、缣、绮、绣等高级服装用料。由于征战频繁，军人服饰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上衣下裳，将传统的套裤改成前后有裆，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此种服式也融入了劳动人民之中，而社会上层人物依然保持宽襦大裳的服饰风格。
贵族服饰 
战国玉人，传世实物，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
战国白玉人像，头戴冠，两侧有组缨下垂系于颌下，脑后辫发上挽，包入冠内；身穿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鞋。春秋有一种服式，叫“深衣”。深衣不同于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连在一起的服装，这种服装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论贵贱男女、文武职别，都可以穿着深衣。本图为戴冠、穿宽袖服装的官员。
袍、禅衣和鞦衣 
左图为花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袍长165cm，领缘宽6cm，袖展158cm，袖宽45cm，袖口宽45cm，袖缘宽11cm，腰宽59cm，下摆宽69cm，摆缘宽8cm，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藏，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战国楚墓出土。
中图为一凤一龙相蟠纹绣紫红绢禅衣，衣长175cm，领缘宽5cm，袖展274cm，袖宽48cm，袖口宽40cm，袖缘宽1cm，腰宽65cm，下摆宽80cm，摆缘宽12cm，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藏，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战国楚墓出土。
右图为鞦衣，衣长45.5cm，袖展10.7cm，腰宽26cm，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战国楚墓出土。
胡服 
左图为穿窄袖短衣的杂技艺人，战国铜人，传世实物，原件现在美国华府弗里尔美术馆。中图为穿窄袖短衣胡服的奴仆，河北满城出土当户灯铜人。右图为戴冠、穿齐膝窄袖胡服的男子，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战国铜人。
战国时期的服饰有较明显的变化，比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商周以来的传统服装，一般为襦、裤、深衣、下裳配套，或与上衣下裳配套；裳穿于襦、裤、深衣之外。裤为不加连裆的套裤，只有两条裤管，穿时套在胫上，也称胫衣。这种服装配套极为繁复，在表现穿衣人身份地位的装身功能方面，具有特定的审美意义。但穿着费时，对人体运动也极不方便，尤其不能适应战争骑射的强度运动。春秋时期，位于西北的赵国，经常与东胡（今内蒙古南部、热河北部及辽宁一带）、娄烦（今山西西部）两个相邻的民族发生军事冲突。这两个民族都善于骑马矢射，能在崎岖的山谷地带出没，而中原民族习于车战，即便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善于用兵，也只能在平地采用防御阻挡，而无法驾战车进入山谷地带进行对敌征战。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训练骑兵制敌取胜。而要发展骑兵，就需进行服装改革，具体的做法是学习胡服，吸收东胡族及娄烦人的军人服式，废弃传统的上衣下裳，将传统的套裤改成有前后裆，将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古时称为“穷绔”或“绲裆绔”，这种裤子便于私溺，裆不缝缀，用带系缚。将两裆缝合的满裆裤，古代称为裈（kūn音坤）或〓（kūn音坤）。用3尺布（约合现在70厘米）裁成不需缝合的短裤，称为犊鼻裈。合裆裤能够保护大腿和臀部肌肉皮肤在骑马时少受摩擦，而且不用再在裤外加裳，即可外出，在功能上是极大的改进。赵武灵王进行服装改革，在中华服饰史上是一件巨大的功绩。但是，春秋战国直至汉代，社会上层人物囿于传统审美观念，仍然保持宽襦大裳的服式，只有军人及劳动人民下身单着裈而不加裳。
战国妇女服饰战国妇女服饰之一 
战国妇女的曲裾深衣
上图是曲裾袍服展示图，参考出土帛画复原绘制。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战国妇女服饰之二 
战国时期中山国妇女的服饰
上图是插笄、穿短衣长裙的妇女（河北平山三汲出土中山国玉人）及窄袖短衣、方格纹长裙穿戴展示图，根据出土玉人服饰复原绘制。中山国是战国中期中原地区的一个由白狄族建立的少数民族诸侯国。图中展示的玉人服饰，上穿紧身窄袖衣，下穿方格花纹裙，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人物头上的卷型发饰，形似牛角，可能是中原地区流行的笄饰。
楚国妇女服饰系列之一 
楚国妇女的曲裾深衣，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漆绘木俑。
图中人物为穿袍服、挂佩饰的妇女。袍服的衣袖有垂胡，这种袖式后来也常用，可以使肘腕行动方便。服装为上衣下裳，裳交叠相掩于后，腰间系带玉佩于前。此木俑是战国楚墓出土的组佩俑，当时诸侯礼聘及祭天祀神所穿礼服都佩玉，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楚国妇女服饰系列之二 
楚国妇女的曲裾深衣。穿深衣的楚国妇女，按照湖南长沙楚墓出土彩绘木俑摹绘。
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只有此图中的陶俑穿曲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又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意。
楚国妇女服饰系列之三 
楚国妇女的曲裾深衣。图中人物为穿袍服的楚国妇女，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帛画。
这幅帛画是我国现存缣帛画中最早的一幅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画中绢绣妇女，两手合掌作祈祷状，似为墓中主人形象。图中妇女，脑后挽髻，身穿宽袖紧身长袍曳地，上绘卷曲纹样。这种服装一般都采用轻薄柔软的质料制成，另在领、袖等主要部位缘一道厚实的锦边，以便衬出服装的骨架。袖端的锦边较有特色，大多用深浅相间的条纹锦制成，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楚国妇女服饰系列之四 
楚国贵妇的直裾单衣，绣罗单衣及刺绣纹样，湖北江陵马砖一号楚墓出土实物。
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服饰实物，有绢、罗、锦、纱、绦等各种衣着十余件，为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实物。从实物来看，锦袍和禅衣样式基本相同，即前身、后身及两袖各为一片，每片宽度与衣料本身的幅度大体相等。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摆等部位均平直。领、袖、襟、裾均有一道缘边，袖端缘边较为奇特，通常用两种颜色的彩条纹锦镶沿。
楚国男子服饰楚国男子服饰之一 戴高冠、穿长袍的贵族男子，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画。画面绘一有须男子，侧身而立，手执缰绳，作驭龙状。龙纹绘成舟形，上有舆盖，下有游鱼，表示龙在水中急驰。驭龙男子处于中心位置，神态自若，气宇轩昂，似墓主人形象。尽管画面内容带有神话色彩，但人物服饰的处理还是比较接近现实：头戴峨峨搞冠，冠带系于颌下，身穿大袖袍服，衣襟盘曲而下，形成曲裾，是典型的深衣样式。在同时期的木俑、铜人身上，也能见到同样的服饰。可见这个时期男子穿着深衣已成普遍现象。
楚国男子服饰之二 
上面的左、中、右图均为穿曲裾、绕襟深衣的战国男子，湖南长沙出土文木俑。
上图中，左为穿曲裾、绕襟深衣的战国男子，湖南长沙出土文木俑。中为穿曲裾、绕襟、彩绣深衣的男子，彩绘木俑，传世实物，原件现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右为穿大袖绕襟深衣的仆人，河北平山三汲出土托灯铜人。右图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首饰和佩饰 首饰和佩饰是服装中最具光彩的组成部分，从服饰艺术的历史来看，首饰和佩饰比衣服渊源更早，春秋战国时期继承商周社会的传统，首饰和佩饰除形式的装饰美和材质的珍贵之外，也带有礼教表征德操和社会等级地位的内涵，至于工艺技巧则发展到更加精美的程度。
发饰 笄是固定发髻的用具，原始社会普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实物，用木笄、玉笄、竹笄等。据《仪礼》等书记载，女子年满15岁便视为成人，如已许嫁便可梳髻插笄。如未许嫁，到20岁时也要举行笄礼。女子成年叫及笄。
梳篦是梳理头发的用具，也把梳篦插在头发上作装饰，春秋战国梳篦的形状，背部呈圆弧形，身部有对称纹饰。山西侯马出土春秋时人纹陶范中女子的头上插着双角形篦，其背部作弯角形，与商周的梳篦背上缘近乎平直，背正中有突起物不同。故也有人认为是角形冠。春秋战国时期的实物，有河南淅川春秋墓的玉梳、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墓的竹梳、湖北江陵拍马山和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木梳等。庐芹斋《中国古玉展览目录》所载两件战国玉梳的形状也如此。再往后，梳的形状就向扁长而低的形状变化，梳齿也更多了，更便于使用。
上图为玉兽面纹梳，春秋晚期长7.7cm，厚0.5cm，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1978年河南省浙川县下寺1号楚墓出土。
耳饰 
玦小型的玦是古代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耳饰，春秋战国的玉玦，有圆形缺口素面无纹的，有雕琢成纹饰的，有呈柱状加缺口的。中山国战国墓出土有夔龙首黄玉玦一件，广东曲江石峡墓出土有圆廓外4个半月形突饰的玉玦，玦的外形有呈柱形的，有呈椭圆形孔不居中的，有上宽下窄椭圆的。湖南耒阳市一处距耒水600米的山坡上的春秋时越人墓出土水晶玦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径19.5厘米的大玦，那是一种佩玦而非耳饰，象征决断。如《白虎通》所说：“君子能决断则佩玦。”《史记》记叙楚汉相争，在鸿门宴上，范增要楚霸王杀刘邦，几次用眼睛盯着项羽，并三次举所佩玉玦向项羽示意，项羽没有理会。说明秦汉时期仍有在腰间佩玦的习惯。1983年在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早期黄君孟墓出土龙纹玉玦一双，外径5.5cm，内径2.3cm，厚0.3cm，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如右图所示。战国时期的耳坠制作已很精美。
颈饰 颈饰是原始社会就很普遍的装饰，春秋战国时代的颈饰出土不少，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颈饰，其中一件系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组成，其余为〓形器及一小系璧。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绿松石1518粒，均有穿孔，大小不一，装一盒中，又有穿孔骨珠139粒。排作两圈，每隔两排4颗小的，用1颗大的将两排联在一起，串成大小相间、单双相联的形状。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两玉串，大的一串由玛瑙珠、骨珠、玉珠、玉环、玉兽等20枚组成，珠的形状有枣形的、管状的、珠形的、六棱形的、长方形的，都有穿孔。小的由11枚组成，形式质料相同，出土时置于人架胸部。河北怀来北辛堡两座燕国墓，一座出土绿松石串珠264枚，另一座出土1975枚。前墓所出除少数较大外，多数都很小，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且都有穿孔，出于人架颈部。后墓所出除绿松石外，还有白石制成。战国中山国王墓出土玛瑙项链2串，1串222粒，1串74粒，管形。1951年以来，先后在山东曲阜鲁故城，河南辉县固围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左图为玻璃珠，战国时期，径2.5cm，湖北省博物馆藏，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臂饰 玉瑗是我国从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臂饰，扁圆而有大孔，即扁圆环形。瑗同援义，其孔大，便于二人抓握相援。战国玉瑗形状与新石器时代的瑗的区别，是战国玉瑗纹饰渐多，有些作纽丝纹的玉瑗，肉部中央加厚，两边变薄，剖面如枣核形。纹饰以縠纹和云雷纹为多。也有变化成一条首尾相接的龙形或变化成筒形的。
在河南洛阳中州路春秋第三期墓出土1件由13颗大小，形状不同的小玉珠和1颗小玉〓串连而成的腕饰，出土时置于人架腕部。
指环 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2件血红色的玛瑙指环，断面呈六角形。玛瑙古称琼，又称赤玉。《说文》：“琼，赤玉也”《后汉书·东夷传》：谓扶余、挹娄出赤玉，扶余、挹娄在东北，产玛瑙，有“玛瑙无红一世穷”的说法。
腰饰带钩 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大多出于人架下肢部位。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诗·曹风·鸬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Xian音先，li音离）。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都说明革带已经露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tīng音汀）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从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早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山东蓬莱村里集墓就有方形素面铜带钩出土。春秋中期的铜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淅川下寺、湖南湘乡韶山灌区、陕西宝鸡茹家庄、北京怀柔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春秋墓和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墓曾出土金带钩、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大墓有玉带钩、铜环与玉瑗、玉璜和回形玉饰组成的佩饰同出。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号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号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羊脂玉环同出，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人架腹部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这种衣钩至今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十分考究。形式有多种变化，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其形制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体像螳螂之腹，钩短，作龙首或鸟首形，下有圆柱，近于一端，柱顶圆形。
第二种：腹作方形，钩短作兽首形，下方有方柱，近于一端，柱顶较城粗大。
第三种：身短钩长。
第四种：身长方形，钩短，柱方，柱在中央。
第五种：腹宽有一短钩，背有柱。
第六种：体作圆形、细长颈、短钩，下有圆柱。
第七种：体作动物形。
第八种：体作琵琶形。
带钩的材料有玉质的、金银的、青铜的、铁的。工艺制作除雕镂花纹外，有的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有的在铜或银上鎏金，有的在铜、铁上错金嵌银，即金银错工艺。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的包金嵌琉璃银带钩，长18.4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底，银托面包金组成浮雕兽首，两侧缠绕着二龙，至钩端合为龙首，口衔状若鸭首的白玉带钩，两侧有二鹦鹉，钩背嵌三縠纹白玉玦，两端的玦中嵌琉璃珠，玲珑透剔，包金镶玉，文饰繁华，雍容华贵，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如上图所示。
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出土的交龙金带钩，端为兽头，柄阴刻二夔龙，钩身透雕成兽形，原嵌有黑色料珠，系用铸造、透雕、剔刻法制成的。此件长12厘米，重275克，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如上图所示。
另1件长7厘米，重56克。在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猿形银带钩，通长16.7厘米，猿作振臂回首跨进状，身微拱，极为生动。目嵌蓝色料珠，通体贴金，背面有一圆钮。1978年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4个金带钩，各长10厘米，是用铸造法制作，钩似鸭首、鼓腹、光素无纹，腹下为一圆钮。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的两次发掘中，就出土铜带钩60件，形制多样。四川昭化出土1件战国金银错犀牛带钩，全体布满花纹。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发现5件金银错铁带钩，2个圆柱形，3个扁条形、满身嵌错金银三角云纹和斜条卷云纹，扁条形带钩中有2个镶有黄金和青玉，每条镶三角形与方形黄金4块，方形玉3块，金与玉相间排列于带钩背部，金块表面浮雕几条互相缠绕的蛟龙，铁表面呈青黑色，很少锈蚀。
1978年在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陪葬墓曾出土玉带钩，长17.5cm，宽2.2cm，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如下图所示。
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华夏地区所使用的带钩的情况。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吸收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服式来推行服装改革，强化军队的战斗力的故事，已在前面叙述。过去研究中国服饰史的学者，常说我国古代的带钩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从胡服中吸收过来的，此说从时间上推算是讲不通的，因为赵武灵王比齐桓公晚300年，是战国中期的人，而带钩在春秋中期已普遍应用了。
在我国北方居住的匈奴、东胡等族也在革带上使用一种类似带钩的金属装置，即在鞓上装一种斗兽纹铜饰牌而用铜鐍扣结。鐍是有舌或有喙状突起的环状物，可用来固定带子。匈奴带鐍在相当春秋晚期的墓中已有发现，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匈奴墓中都出土过圆形带鐍，当中有供穿带用的孔，前部有喙状突起，尾部有钮孔。这种鐍每条带上只出1枚，其作用相当于带扣。国内外出土很多匈奴、东胡式铜器（也称鄂尔多斯式铜器）中的透雕带扣，很多都铸有喙状突起和穿带子的孔，这种突起物常因使用损耗而不十分明显，加上透雕的斗兽纹极为繁复生动，因而往往被人忽略，而把它们当作单纯的饰牌，年代可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东汉。这类革带在用鐍扣结和鞓的装饰牌等方面都与中原革带的带钩不同，因而是另一系统的带饰。在古代文献中称它们为鲜卑、师比、胥纸、犀毗、私纰头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引张宴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突厥的革带，鲜卑相当蒙古语的〓obar《〓·五爪虎》，因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佩玉 
统治阶级都有佩玉，佩有全佩（大佩，也称杂佩）、组佩，及礼制以外的装饰性玉佩。全佩由珩、璜、琚、瑀、冲牙等组合。其组合方式，宋以来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考证和推测，由于佩制失传已两千余年，至今仍难以定论，郭沫若先生考证了1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出于洛阳金村，全长约42厘米的战国金链舞女士玉佩，它以金链贯穿玉质舞女及璜、管、冲牙等组成佩饰，如左图所示。两舞女短发覆额、两鬓有盛鬋，衣长曳地，博带，各扬一袂于头上作舞。冲牙为双首龙形，佩末端悬龙形双璜，此佩可挂于颈部垂于胸前。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人制器偏重保守，而玉佩尤关于礼仪，举凡奇风异俗必不易采入。此玉佩以蜺龙为冲牙双璜，足征其保守；而以长袖盛鬋之舞姬为双珩之饰，尤足证此种习俗必已成为礼节而失其奇异者也。”（《金文丛考》“释亢黄”）。战国全佩在河南辉县也出土过两件，于玉瑗上悬挂左右两个珩，左右珩下各挂一个璜，中央从瑗上直接悬挂一个冲牙，垂于珩和璜之间。以上出土的全佩，与《三礼图》等书所画全佩形制并不相符。1992年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的整套玉佩，与《三礼图》所述差距更远，说明儒家关于服装礼制的论述，很多主观成分。
组佩是将数件佩玉用彩组串联悬挂于革带上，春秋战国时期佩是如何挂法，文献记载也不具体，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战国墓出土10件组佩彩绘俑，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形象资料。是组佩彩绘俑中的4件，其中1件高64厘米，身穿交领右衽直裾袍，宽袖，袖口呈胡状，饰菱纹缘，腰悬穿珠，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后背腰束黄、红相间的三角纹锦带，衣襟内露鲜艳的内衣，气度不凡。这组彩绘俑不过是执事人员身份，组佩形制简单，通过它们可以想象佩挂琳琅的墓主人该是何等风光！湖北江陵纪南城武昌义地6号战国楚墓出土彩绘偏衣木俑，在胸部以下左右各垂挂一组玉佩，于玉璜间有方形圆形玉相隔组合。属于组佩之类。
装饰性玉佩包括生肖形玉佩，如人纹佩、龙纹佩、鸟纹佩、兽纹佩等，这类玉佩比商周时期细腻精美，逐渐演变为佩璜和系璧。更为精巧绝伦的则是镂空活环套扣的玉佩，例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青玉4节佩，长9.5厘米，宽7.2厘米，厚0.4厘米，系由3个透空的活环套扣连，可开可合；3个活环上饰有首尾相连的蛇纹，4节佩皆镂空，饰有不同姿态的龙和两头龙，最上面1节有穿孔可系佩挂，如下图所示。
同墓出土的玉多节佩，通长48.5厘米，最宽8.5厘米，全器可分解成5组，插榫接合后可成一器，接合后可展可合，共26节，均由活环套接。其中有4个活环套由金属材料的接榫插接而成，可以拆卸。有8个环套是镂空的，不能拆卸。通体饰有龙纹和勾连纹，精巧无比。这两件玉佩均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1件玉4节环套佩，作群龙相蟠。1978年河北平山战国中期中山国王陪葬墓出土三龙环形玉佩，径6.4厘米，三龙透空雕镂，作侧身回顾状，极为玲珑活泼。由河北省文研所收藏。1977年安徽省长丰县杨公乡战国晚期墓出土两件玉佩，1件为镂空龙凤合体形佩，高11.5厘米、长21.4厘米、厚0.9厘米，身躯作〓形回转，两端一为龙头，一为凤首。身上饰有凸起的縠纹，腹部有穿系用的圆穿。另1件为青玉镂空两头龙凤纹佩，横宽15.4厘米，高6.8厘米，厚O.3厘米，在卧弓形双头龙腹下空间，填饰柔美的双凤，粗细对照，更具韵味。这两件玉佩现由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佩璜和纽座系璧 
佩璜和纽座系璧都是礼器以外的、更具有审美的赏玩性和装饰性的佩玉，风格优美。商代已经有人纹、鸟纹、鱼纹、兽纹的佩璜，这种形式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佩璜纹饰日趋繁复，题材多龙凤蟠螭云纹，周身施饰。同时，玉珩、玉觿、玉璧及其他玉佩、玉饰的纹饰也日趋繁缛华丽，工技美巧。系璧《说文》称之为〓，是小型的璧、环、瑗的总称，最早系璧作为连接几个器物的媒介，大多无纹饰，春秋时随着青铜器物轻型化的趋向，系璧也成为单独的佩饰而多施纹饰。但作为璧的圆形是保留着的，一般在圆形周围附加装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双凤纽座白玉系璧，是极其瑰丽的艺术珍品，战国时期，直径11.4cm，如左图所示。在洛阳中州路春秋墓，山彪镇与琉璃阁战国墓也有系璧出土。
金属工艺装饰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金属工艺加工已经掌握了焊接榫铆、刻划、镶嵌、鎏金、镂空、失蜡浇铸、金银错嵌等技术，制作各种精美的器物。金属工艺加工技艺不仅在华夏地区发展，在北方匈奴族地区，金属工艺也很先进。1972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1件战国鹰鸟顶金冠（可能是匈奴王冠），由冠顶和冠带两部分组合而成，鹰鸟冠顶高7.1厘米，重192克，雄鹰展翅立于半球冠顶中央，其下为厚金片捶打的半球面体，饰有四狼与盘角羊咬斗的纹饰。鹰的头部、颈部镶有两块绿松石，头与尾可以左右摇动，如右图所示。冠带径16.5厘米，重1022.4克，由3条半圆形金条组合，从前面看，冠带上下是2条绳纹饰边，这2条金条饰边的中间有榫铆相互接合，从后面看，另有1条金条围过来与前面2条金条榫铆连接成圆环形帽圈，再在圆环左右分别装饰虎、盘角羊、马等动物浮雕，与冠顶组合成金冠，二者可以拆卸组装。与此同时还出土两件战国四虎咬牛纹装饰金牌，各长12.7厘米，宽7.4厘米。一件重238克，另一件重204克。牛四肢平展居中卧地，四虎成对，正在咬牛的颈部和腹部，牛则用角刺穿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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