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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00][b]丧葬[/b][/color]
老人逝世，俗说“归家”、“过身”、“过背”、“老掉”。入殓，俗说“入棺”、“收殓”。安葬，俗说“过山”、“出葬”。办丧事，俗说“做白喜事”或做“丧事”。入殓、出殡、安葬（俗称“落事”）都要请堪舆（俗称“地理先生”）择“吉日、吉时”和安葬的“风水宝地”。
入殓：事前孝子孝孙（男丁）穿孝服由吹鼓乐师导引到平时吃水的井里或塘里用水桶取少量水，丢几个铜钱或镍币到井里或塘里，俗称“买水”。将买回的水为死者洗澡，俗称“抹三下”。在县城，买水之前，由吹鼓乐师导引殡葬人员抬着空棺到街上游一趟，俗称“游材”。入殓后到出殡前灵堂要点长明灯，棺材头部还要加一盏油灯，俗称“点脑头火”。富人死后，棺材要停入在厅堂数月至数年，俗称“存枋”。穷人死后，只要日子相合，择日即葬。
出殡：满堂皆白，事前要祭奠，俗称“烧香”，先儿孙后亲朋按辈分大小依次烧香磕头。祭奠后，儿孙及儿媳孙媳等要跪在棺材前一餐饭，俗称“食材（财）饭”。食材饭时，要请一至二位“命好福好”的人主持斟酒盛饭，酒斟二巡，饭盛二次量少。随意食菜，每碗吃一点。主持人要说些吉利话。出殡时，孝子孝孙要加穿粗麻衣、草鞋、系草绳，持孝杖棍。送葬队伍，由持引魂竹的引路，此人负责丢引路纸。接着是持旌旗的、抱灵牌的、乐队、祭轴、花圈、送葬的亲朋、灵柩、子孙。行至村外交通道口处（城市、集镇走出街口）“谢孝”，由孝子孝妇等跪向送葬的亲朋叩首。谢孝后，孝子才孙扶柩至坟前，把草鞋、孝棍、花圈等丢在坟地上，即参加筑坟。坟筑好后，有喝彩、撒粮米习俗。
出殡的当天晚上请道士念经一至七天，超度亡灵，俗说“做归山灯”。第二天，孝女、孝妇等穿孝服，首次上坟，俗说“拦山神”、“扌罗两朝”。
办丧事：对内亲要派专人报丧。亲朋好友要先送礼，再参加吊祭、送葬、吃饭。丧饭两餐（正餐），一荤一素，入殓时食素，俗说“归棺饭”、“斋饭”；出殡时食荤，俗说“出葬饭”。
旧时安葬后，有的孝子还会昼夜在灵堂或坟前守护一段时间，俗说“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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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国家殡葬制度的改革，长期形成的丧葬习俗也在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丧葬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丧葬习俗。
[color=#669900]一、 先秦时期[/color]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至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灵魂来自于天，属阳，主管人的精神知觉；魄来自于地，属阴，主管人的形骸血肉。魂魄相合人则生，相散人则亡。二者离散之后，魂升天，魄入地，最后复归于天地之气。魂入天后转化为神，魄入地后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对后人有庇护之效，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
丧葬制度演绎至殷代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贫富的极大分化。二者存在以下差异：一是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一两个平方米。二薀妥椁档次不同，贵族除装殓尸体用棺外，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做装饰，并涂以多层髹漆，甚至还附贴上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软埋于墓坑中。其三，贵族墓葬中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中绝无人陪葬。其四，贵族墓葬中陪葬品数量多且高贵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中的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常被活人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殷人尚鬼的风习的影响，加之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极大丰厚，所以在殷商时期，社会文化心理上十分崇尚厚葬，不仅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品种日益增多。从一般的劳动工具到简单的装饰，从生活用品到贵重的礼器和乐器，应有尽有。
西周是我国古代各项礼俗制度的集大成者，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至周已基本编研成定制。在丧葬方面，依据活人依宗室生活在一起的做法，人死之后，墓葬也是根据同一家族的具体情况而有规划地布置安排，成片组成族葬，每一家族都有相对固定的茔地。葬制和葬俗都保持相对的一致，家族的各个分支，通过在成片的墓葬群中以远近结合成一定的墓组来予以体现。丧葬文化中所规定的种种礼俗，如墓地风水的选取、服丧期间的各项禁忌、祭品和冥纸安排上的差异等，在西周已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深植于民众的内心，逐渐形成民族的丧葬文化心理。这一思想体系对后世丧葬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至春秋，仍然崇尚厚葬之风，在丧葬的一些礼制上，对西周的疏漏也做了相应的补充。此时的葬制，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礼记·五制》。)。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空前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于是铁器成为丧葬礼仪中的重要陪葬物。另外，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奴隶的社会地位，再加之奴隶长期与奴隶主进行不懈的斗争，所以自战国始，不再用人做殉葬品，而代之以木俑、陶俑，此实乃社会之一大进步。
[color=#669900]二、 秦汉时期[/color]
秦国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这中间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前汉书·成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后汉书·明帝纪》。)“或至金镂玉匣，（木需）楩（木丹），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潜夫论·浮侈》篇。)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不惜倾家荡产，墓葬中埋藏之丰富，做工之豪华，令今人叹为观止。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至汉代已有很大发展。汉代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上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除此之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面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深为死者不能再继续享用人间幸福而悲伤，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就在墓中摹仿人间生活，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以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雕刻技艺不仅表现于地面碑阙上面，而且还将大量石雕画埋于墓中，而今出土的大量汉画石刻成为研究汉代墓葬文化的珍贵资料。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还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能让人们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砖石砌作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再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在墓室装饰方面具有这样特点：南阳汉代墓室大多由石、砖、砖石混合三种建筑材料建成，而在石、砖上都刻绘有画，根据时代的不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汉画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在汉代贵族官僚的住宅、神庙和陵墓里的壁上都出现了绘画。南阳早期的汉墓多以建筑物为题材，画像多刻绘在墓门、主室门的主柱和门扉上，将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刻划入画面，以象征阳间住宅，南阳赵寨汉墓就只在墓门的主体和门扉上刻绘双阙和厅堂。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也影响了南阳汉画的内容。汉墓出现诸如“伯乐相马”、“狗咬赵盾”、“二桃杀三士”等歌颂智勇忠义的画像。例如，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中出土的历史故事画像约占人物画像总数的20%。汉代的谶纬迷信思想也影响到汉画的内容。在杨官寺画像石墓中开始出现白虎、双龙交蟠和执钺神人等画像，其意在辟邪、升仙。还有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情况的画面，如将骑射田猎、车骑出行、杂技舞蹈、舞乐宴飨等内容刻画在墓中，这些画常安排在墓的前室周围和主室二侧。在墓门上刻铺首衔环，凶悍的猛虎形象，用意在镇墓。在门上也有吉祥的朱鸟，象征死后吉祥如意。在墓葬盖顶上刻日轮和满月，日内刻三足乌，月中刻蟾蜍，日月周围繁星密布，还刻有长虹之类的天象图和二十八宿的星相图，这些都有占卜的意思，每一星相和天象都象征一种社会上的人事。同时也出现了伏羲、女娲画像，雕刻在主室两侧的主柱，这是人们对生殖的崇拜，希望在阴间也繁衍不断。
就随葬物品而言，已经体现出社会的富有和奢侈。南阳汉代墓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主要是吃和用的东西。随着时代的不同，随葬的物品也不断发生变化。从材料上看有金属类和陶器。金属器有：驽机、剑柄、铃、带钩、铺首衔环、五铢钱、大布黄千、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车辖、当卢、镳、笩铜帽、鎏金铜钉帽、兽面形饰、铁凿等。陶器主要有：鼎、壶、敦、瓮、奁、仓、仓房、臼盘、灶、甑、炙炉、案、杯、磨、井、罐、盆、博山炉、牛、猪、鸡、鸭、乌、俑、盘、豆、狗等。从用途上讲有生活用品和钱粮武器等。
现在透视一下汉代的殡葬习俗。唐河县电厂汉墓出土的《丧葬出行图》反映了汉代南阳的送丧习俗。图左为一列送葬队伍，一人骑马肩扛铭旌作前导，其后有六辆轺车正在行进。图右一人双手执锸，旁有一株柏树。执锸掘土和柏树象征着墓地。墓前植柏是秦汉以来的风俗。《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云：“墓上树柏，路头石虎。”“铭旌”也叫“柩”，稍晚则称作“幡”，是招魂的标志。《礼记·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也，故以其旗识之。”郑玄注：“明旌”为“神明之旌”，此处的“神明”指死者的灵魂。经济的繁荣昌盛为厚葬之风提供了物质条件。作为一种风俗或者一种人文景观，仅有物质前提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思想根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秦汉时期的认识论作一番透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厚葬之风长盛不衰的本质。
汉武帝以前，承接秦统，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于芸芸众生中极为盛行。敬鬼事神，建功修德，以求神鬼的点化而获长生不死，因此高祖建国伊始，便“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任巫行为国事，执掌祭祀，重大国事决策，常问巫占卜，故而在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中，鬼神气息甚浓，敬神而重巫，巫者成了联络人神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民众生活中，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出现了两大奇观：一是巫众，“范氏世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徒丰，丰居荆，故有荆巫。”(《史记·封禅书》。)二是庙宇繁盛。文帝时，赵人新垣平“言乞神事”，作渭阳五帝庙；武帝时，征服南越后，“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天坛，并祠天神上帝百鬼”(《史记·封禅书·集解》。)，致使“街巷有巫，闾里有祝”(《盐铁论·散不足》。)，鬼神观念，深入人心，上至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于其各自的内心深处，将宗祖崇拜与鬼神崇拜紧紧地凝结在一起，事死如生，甘愿竭尽财力去营造地下的生活环境。
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谏为武帝采纳后，它的核心内容诸如“天人合一”，“天者百神之大君”，“天子受命于天”等被视为正统，极大地神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万民思想的合法工具，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君权、夫权因儒教解释的微言大义而与以前的神权并驾齐驱，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
[color=#669900]三、 三国至明清[/color]
东汉中期以后，封建王朝即将走完一个王朝由创建、鼎盛、衰退、灭亡这一周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使得战乱频仍，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外来佛教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人们的思想空间，它宣扬的精神灵魂永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观念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加上东汉中期道教开始兴起，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的道士，他们积极参与民间祭祀活动，宣扬通过咒、符等手段加强对往来自由的鬼神进行管理。儒、释、道三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经过长期的斗争浸染，互取所长，渐渐走向吻合。从三教对人们丧葬意识的影响来看，儒教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人的行为意识起主导作用，道、释二教仅仅是强化了人们的丧葬意识而已。儒教统治人的意识形态两千余年，厚葬之风和繁文缛节在汉以后各代均有表现，并屡禁不止，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限制了人们薄葬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故而在两汉时期，宛人不论家财雄厚与否，都甘心情愿将财富埋藏于地下。在葬仪方面，只因财力所限，仅有陪葬数量的差异，而没有厚葬观念的差异。上至贵胄富商，下至平民百姓，在对待厚葬这个问题上，观点出奇地一致。厚葬在封建社会一定意义上成了人们立身处事的标尺，如果敢于标新立异实施薄葬，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南阳丧葬文化承继的连续性，使得厚葬之风形成一股巨大的惯性，在穿越各个朝代的历史过程中，对其内涵中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因素，及时地予以吐故纳新，以致于恒生恒新，万世不绝，成为人们丧葬活动的鲜明主题。
从汉末到三国，又到南北朝这三四百年的时间内，是南阳历史上比较动荡的年代，战火连绵，经济萧条，官匪一家，民不聊生，盗墓贼人群生，统治阶级的地位亦不稳固，这样，人们在葬埋故去的亲人时，自然对两汉的厚葬之风有所收敛。统治者身先士卒，在薄葬方面迈出了一步，史书对此曾有较多述评。现摘录曹操《遗令》如下：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武帝纪》。)
晋宣帝司马懿，也深感身后厚葬不妥，于是事先作了详细的交待和安排，“先是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宣帝纪》。)，要求其后人按照他的遗愿从事。南阳民间崇尚厚葬之风稍有收敛。
魏晋时期的战争，客观上阻止了厚葬之风的蔓延，金玉珠宝和石雕工艺品也不再被埋入地下。同时，东汉时期产生的在墓前立碑的习俗，也由于战乱易遭毁坏之故，魏晋时期南阳民间崇尚这样一种新葬俗：在墓前立碑的同时再于墓内放置一块墓志铭，作为更加保险的标记。为威慑恐吓盗贼掘墓，还常常在墓门处放陶质兽，俗称镇墓兽。该兽或踞或卧，面目狰狞，张牙舞爪，使人恐怖，墓主希望借助镇墓兽吓退侵犯坟墓之人，用心可谓良苦。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对于盗墓的恐惧。
隋唐期间南阳民间的丧葬，较之以往，最大的改观就是墓中置放彩绘陶俑，墓壁彩绘青龙白虎，墓顶绘日月星辰。宋元墓葬，使用仿木建筑结构的砖墓，并盛行焚烧火纸的葬俗。用纸扎制偶人、明器，在送葬的路上焚烧或堆放于坟丘之上。此俗与以往将大量财物埋于地下相比，实乃节俭之举。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结束了元末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社会经济在以后2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中期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催生了南阳人们的享乐意识，加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大大开阔了明人的眼界，出现了反理学、重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人们对于金钱和享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热，社会各界为追求金钱而极富冒险精神。浮躁的社会心态，汇成这一时期振振不宁的社会情绪，对情欲、肉欲和物欲的贪婪追求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僭越之风，都猛烈地冲击着传统丧葬礼俗中的封建教条。世风轻浮侈靡，活人只图今日快活，哪管身后的一切，因此大多数人不愿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埋入地下，导致墓葬内容日益简单，随葬物品多由象征性物品取代。虽然如此，贵族富户之墓，因受地位、身份和礼制的限制和影响，相对而言，墓葬仍相当豪华。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明朝薄葬问题，此时的薄葬与魏晋薄葬之风甚为不同，明之薄葬只是不愿把钱财埋入地下，不等于在丧葬方面不愿多花钱。事实是，僭越尚奢之风对丧事亦有很大的浸染。每遇丧葬，丧主总是竭尽全力大摆筵席，酒肉酬宾，大行斋醮，设台演戏，全不以死者为戚，邓州府“丧则棺椁衣食，哭诵讣告吊奠，咸尊家礼。若夫客至张筵，伎乐杂，延僧供奉，讽经破狱，以及引发之日，冥器刍灵，充塞道路，务以华观为悦”(《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420。)。
明清之后，经过多次改革和演变，葬俗改除了传统丧葬上的弊端，具有一定的移风易俗意义，体现了时代进步和民众思想认识的提高。但是，由于丧礼不是简单的礼仪制度，其深层所包含信仰和观念的变化比礼节仪式的变改更难更慢，所以丧葬风习的传承性使自周秦以来沿袭已久的传统丧葬礼仪很难被全新的丧仪所取代。更何况，在南阳民间同姓相居，宗庙森严，即使有心变改旧礼之人，也会在强大习惯势力围歼责难下违心相从，以免落不孝不义之罪名。故而，在广袤的民间大地上，丧葬礼仪仍依旧礼而行，世人对传统丧礼中某些恶风陋俗的危害性未必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这就是传统丧葬礼俗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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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形成[/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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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制度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产物，以祖先崇拜为中心传统信仰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氤氲化育出了内涵丰富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同时独具特色中国传统制度又是宗法制度以及相关文化精神在死亡问题上的反映。
遥远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应对自然环境压力的生存手段非常有限，人类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与此相应，当人类的认识能力十分低下，情感活动简单。在这种背景下，死人的埋葬方法"总括起来不外两种，一种是把尸体销毁，一种是保存起来。在早期，人们把尸体吃掉，或者随便抛弃。"[1]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人类已经对死者进行有意的埋葬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自己集团的成员的关怀和眷恋死，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产生了灵魂不灭观念和原始的宗教情感，他们认为，人死灵魂不灭，祖先的灵魂具有祸福本集团的神秘力量。因此，人们为了祈福避祸，便聚集起来为死者殡葬。丧葬意识与丧葬制度开始萌芽。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生产力水平、认识能力、思维方式都有了新的升腾，灵魂不灭观念日益强化，祖先崇拜明确确立，丧葬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先民们按自己的信仰风俗，对死者遗体进行装扮；根据"坐皆蹲踞"的生活习惯，折弯他的手足、使膝盖碰着下颚、双手托着面颊，弄成坐的姿态。然后用土把死者埋葬在居住区附近的氏族公共葬地。为了便于灵魂的进出，甚至在葬小孩子尸体的陶灌上面要开个小孔，作为灵魂的通道。
进入文明社会后，丧葬制度受到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完善化。《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在集结夏商周丧葬制度基础上，提出治理国家应该特别看重"民、食、丧、祭"[2]四个件大事。其弟子曾子发挥孔子的丧葬思想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3]（《论语学而》）"慎终"就是要正确慎重地对待的死亡人，突出的是丧葬之礼；''''''''追远"就是在内心怀念已经逝去的人，继承他的事业、思想和道德，强调的是祭祀。"民德归厚"是要使人们的道德归于淳厚，这是"慎终追远"的目的。传统丧葬制度长期运行，以及它与人们的信仰和心理上的深层次契合，再加之儒家和历代统治集团大力推崇，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
中国古代丧葬制度蕴涵丰盈，形式复杂繁琐。《仪礼》记载，周代士人的丧礼有始死复、楔齿、缀足、奠帏堂、使人赴君、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君遣人吊禭、为铭、沐浴饭含、陈小敛衣、大敛、殡、大敛奠、成服、朝夕哭奠、筮宅兆、视椁、视器、卜葬日、出殡、窆柩、祭后土、回灵等20多道程序，并且每一道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与此相应，还有丧服制度和墓地制度。丧服制度根据与死者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5个等级，服制等级的不同，服丧时间的长短也不一样。公墓和邦墓是中国古代墓地制度的典型形式，邦墓薀旺人的墓地，由墓大夫掌管；公墓薀腕族的墓地由冢人掌管。由于公墓薀腕族的墓其墓葬的排列顺序也有严格的规定的。《周礼春官》记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由于时代久远，有关记载比较笼统，公墓昭穆之序的具体情况也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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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有一部分在这里，paipai中国古代丧葬制度[url]http://www.paipai.fm/r5884641_u9741308/[/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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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下面是增加部分[/b][/color]
（一、墓葬的起源以及土丘坟的形成和发展）
葬字篆书作■。《说文解字》用声训的方法把“葬”字的意义解释为“藏
也”。并分析其字形为“从死（■）在■中，一其中，所以荐之”。亦即把
尸体放在草垫或用树条捆扎而成的木床上，然后用乱草覆盖掩藏。《易·系
辞下》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所谓“厚衣之以薪”，也
就是用树枝杂草掩埋的意思。考古发掘证明，1 万8 千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
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状态的山顶洞人已把自己居住的山洞的深处用作
公共墓室，在那里覆土掩埋死者的尸体，尸体上撒有红色的赤铁矿粉屑，并
随葬石器工具和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显然是活人生活的写照。随着生
产工具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已能够深掘土坑，把尸体埋在地下。
这种能更好地保护尸体的、真正意义的土葬，逐渐成为最普遍的葬法。考古
工作者从距今7000 年到5000 年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
遗址中，发掘了2000 多座墓葬，其中绝大多数是土坑葬。这些遗址都有与居
住区相距不远的公共墓地，墓地中葬坑鳞次栉比，其布局也同当时人们居住
的村落相似。有的葬坑底部和四壁经过了加工。除了单人葬之外，还有不少
同性多人葬和一坑中男女老少混葬、母亲和子女合葬等现象。同一葬坑中的
人不可能都在同时死去，当系迁移合葬，即先分别进行土葬，等肉体全部腐
烂后又挖出尸骨作二次葬。许多公共墓地所有尸骨的头部都朝同一方向，可
能是人们心目中死后鬼魂的去向。对夭折的幼儿往往贮以瓦罐，用盆、钵覆
笩娃口，埋葬在住房附近，盆、钵中央留出小孔，以备灵魂出入。到了原始
社会末期，土坑葬已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及东北一带广大地区。
与父系氏族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出现了一男一女、一男二女合葬的现象，这
种男女合葬墓多为男子直身仰葬而女子面向男子侧体屈身。还有一些墓葬除
了成年男女之外，还葬有若干儿童，可能是包括一夫一妻及其夭折的子女在
内的单个家庭。当时仍然严格遵守在本氏族公共墓地下葬的传统习俗，氏族
公共墓地距居住区稍远，墓葬井然有序，尸骨头向一致，墓坑四壁平直，有
的已经有了梯形或长方形的墓道。
《易·系辞下》还提到上古的墓葬“不封不树”，也就是葬地不起坟，
也不种树以设标志。传说中的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上古帝王陵墓，如河南
淮阳县的太昊（伏羲）陵、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湖南酃县的炎帝陵、山东
曲阜市的少昊陵、河北高阳县的颛顼陵、山西临汾市的尧陵、湖南宁远县的
舜陵，浙江绍兴市的禹陵等，虽然都有高大的封土堆，但葬地本来出自后人
的附会，并不可信，陵墓中不可能真的葬有这些上古领袖人物的尸骨，“坟
堆”也是后人陆续添土加高的，不能说明当时的葬俗。即便已经进入阶级社
会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前期，也仍然是“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如
西汉末刘向所说：“殷汤无葬处（意为不知葬处），文、武（周文王、武王）、
周公葬于毕（陕西咸阳东北），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今陕西凤翔
县南）..皆无丘垄之处。”(2)东汉崔寔在他作的《政论》一书中也说“古
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在河南安阳市发掘的殷王室墓群，
虽然墓穴规模巨大，最大的连同墓道面积超过700 平方米，但墓与地平。在
陕西凤翔县雍城发掘的春秋时秦公的墓葬群，有的大墓占地超过500 平方
米，也未见任何迹象表示葬时曾筑大坟。这样的大型墓葬如果当时有封土堆，
即使风雨剥蚀，也不可能到今天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动用大量人力、物
力经营的王公的大型墓葬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百姓的墓葬了。
在江苏南部和安徽东南部湖熟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少数西周时期有封
土堆的墓葬，但这些墓葬并无墓穴，而是在平地上铺一层石卵作底，然后置
放尸体、随葬品，再堆上封土，封土也不夯实，实际上是改“厚衣之以薪”
为“厚衣之以土”。这只是潮湿低洼地区在难以解决墓穴渗水问题的情况下
采取的特殊葬法，同后世真正意义的土丘坟并不相同。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原地区的土丘坟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
程度的流行。《礼记·檀弓上》说孔子去世后，有人从燕国赶来观摩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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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家认为古不墓祭，祭祀祖先的礼仪应该在宗庙中进行，到墓地去祭
奠祖先在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风气。其实不然，墓祭之事出现很早。《史记·周
本纪》记武王东观兵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准备伐纣，出发前曾去文
王墓地祭祀。春秋战国时墓祭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因为无论是怀念祖先而贡
献祭品，还是为得到祖先鬼魂的保佑而有所祈祷，在一般人心目中，直接到
祖先葬身之处祭告，似乎更能被祖先所接受。南宋理学家张栻说：“周盛时
固亦有祭于其墓者，虽非制礼之本经，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义理不至
于甚害，则先王亦从而许之。”(5)《礼记·曾子问》曾提及孔子主张可以“望
墓而为坛，以时祭”。如果墓地不封不树，年远世久，就会难以确认，因而
需要堆土成坟作为标志。孔子为父母合葬，又在墓上培土封之，就是出于这
种考虑。《孟子·离娄下》讲到有齐人每向祭墓者乞求酒食。“卒之东郭墦
（fán，墓地）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可见当时墓祭已
是民间习俗，而土丘坟也正随着墓祭的流行而得到普及。
另外，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激烈动荡，以各国国君为首的统治者们生前穷
奢极欲，他们幻想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不仅可以照旧享受原先享受的一切，
而且仍能向世人显示自己的赫赫威权，高大的封土堆正象征着统治权，比“墓
而不坟”更符合他们的心意，因此它一旦出现，即群相仿效。而通过坟丘的
高低大小和不同的形状来区分死者的身份，比埋在地下的其它用以区别身份
的东西更能使后人有所感觉，这也正体现了森严的封建秩序，由国家予以规
定，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吕氏春秋·孟冬记》就记载了当时专门有官员
“营丘垅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王公贵族的倡导和封建
国家用政令来推行，也大大加快了土丘坟的普及速度。
（二、族坟墓制度和家族墓地）
族坟墓制度是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紧密联系着的，
墓地由国家划分，由国家派遣官员管理，不同宗族、不同身份的人死后按各
自应有的规格葬入划定的地域。墓地中划分给各宗族的地域并不归该宗族所
有，所谓“其地属于公而非私有之也”。(7)战国时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土地私
有逐渐合法化。但墓地由于并非生产资料，而是血亲关系的一种重要体现物，
直到西汉时才被分割为私有财产，而且可以自由买卖。《汉书·李广传》记
载武帝时丞相李蔡被赐给阳陵附近的冢地二十亩，李蔡盗取三顷，并且出卖，
得钱40 余万，因而获罪自杀。清道光年间在四川巴县发现了一块汉宣帝时的
刻石，镌有“地节二年（前68 年）正月，巴川民杨量买山，值钱千百，作业
示子孙，永保其毋替”27 字。买山就是买墓地，这块刻石说明当时买卖墓地
已是民间的普遍行为。
这时墓地既然成为私有财产并可买卖，原先由国家规划并掌管的邦墓也
就完全解体。不同的家族，可以依照各自的地位、财力，选择不同的墓地，
分散各处，而同一大片墓区内也可包括若干不同家庭各自购置的墓地。整个
墓区的墓穴不象以前的邦墓那样排列整齐，但可分辨出若干属于不同家族的
墓群，每一墓群的墓穴通常仍有一定昭穆次序，不过这都由各个家族自行安
排，不再受官府的干预。帝王陵区由于面积扩大，居民点和民间墓地杂处其
间。汉初又有异姓功臣陪葬帝陵的制度，这些异姓功臣只是单独埋入，并非
“各以其族”。凡此也都与原先的公墓大相径庭。族坟墓制度至此已基本崩
坏。
汉代以后，族坟墓制度虽然成为历史的遗迹，但其影响仍长期存在。这
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人们生前聚族而居，
死后也都葬在属于本宗族所有的墓地里。一些强宗豪族墓地广大，往往可以
在几百年中绵延不断地葬入本族成员，经历好几个朝代。墓地中按血缘关系
的亲疏和生前的地位安排墓穴。这种大家族墓地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曲阜孔氏
的墓地孔林，占地达三千多亩，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葬入数不清的孔氏族
人（孔子墓也在其中）。当然，这一大片家族墓地得以长期维持，不被分散、
转卖，与孔氏家族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有关。从民间的一般情况而言，
由于家族共有墓地面积有限，而族中人口不断繁衍，到后来，由各房各支乃
至各个家庭另行自择墓地成为必然趋势，甚至有同一家庭的成员也不葬在同
一墓地的情况。宋代的理学家每每感慨于世道不古，人心大坏，他们把两周
时的宗法制度理想化，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
应该恢复上古的宗法组织；(8)与此同时，也大力抨击在墓葬方面冢墓丛杂，
昭穆淆乱，别建兆域，自离其祖，散无统纪，不复省视等现象，而提倡参酌
《周礼》的记载和当代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易于推广的族葬制度。其中赵
昺的《族葬图说》主张根据五世而迁的原则，每一家族以买下墓地首次葬入
者为始祖，葬于墓地中央，第二世葬于始祖墓的左前方，第三世葬于始祖墓
的右前方，第四世葬于第二世的前方，第五世葬于第三世的前方。每一世不
分嫡庶贵贱，一律以出生先后为序安排穴位，出生愈前的距始祖墓愈近。左
昭右穆，但分世数，不分尊卑。夫妻同墓，未成年死去的男女之殇则按世次
分列始祖之墓的背面。五世以后，另觅墓地。这种族葬方法以五世为限，在
明清时被一些讲求古礼的士大夫称为“平实精密，足以补《周官》之未备”，
(9)“序昭穆，收族属，有宗法之遗意焉”。(10)在封建社会后期，与深深渗
透于农村社会的祠堂族权相辅相成，许多家族都有本家族的墓地，虽然其规
模有大有小，葬入的世代有多有少，保存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它们都按照一
定的方式安排家族成员的墓穴。可以这样说，尽管有不断分散的趋势，尽管
出现了各个家庭自行择葬的现象，但就普遍意义而言，同一家族的许多成员
葬于同一墓地的情况始终存在。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家族墓地具有神圣的意义。在中国，依恋祖宗
坟墓，被认为是人伦大端，死后不准葬入祖坟，则是对有罪子孙的严厉惩罚。
一个人即使离乡背井，也求有朝一日叶落归根，能老死家乡，葬入家族墓地。
如果客死他乡，一般来说，其家属要千方百计把灵柩运回故乡。历代官私文
献表彰过许多历尽艰难从远方觅得父祖遗篃烷葬的孝子，而帮助他人归葬则
被看作是一种义举。
在族坟墓制度下，人们不能选择墓地，所以有“古者葬不择地”之说。
后世虽然仍多族葬，但与上古的族坟墓有所不同，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葬
地可由各个家族或家庭自行选定。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孝经》已经提到“卜
其宅兆而安厝（cuò）之”，意谓应先停柩待葬，卜问一下葬地是否合适。早
先选择墓地，无非是为了更长久地保护尸体，尽可能地避免水灌虫食之灾。
西汉中期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写民间巫术合流，鼓吹葬地是否合适，对子孙
将来的吉凶祸福能起极重要的作用，并以这种理论为依据，形成了一套相地
之术。这种相地术叫作堪舆之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堪舆金匮》、
《宫宅地形》等书，就是这方面的著作。东汉张衡写过一篇《冢赋》，描述
墓地上下冈垅的形势，显然也正是在宣扬堪舆之说。据说东晋的郭璞曾得到
异人传授的青囊中书九卷，精于此术，著有《葬书》传世。另外还有托名汉
代（一说黄帝时代）术士青乌子所作的《青乌先生葬经》等。所以后世又称
选择葬地的术数为青囊术或青乌术，民间一般叫做看风水。堪舆家认为风水
有好坏之分，如果择地得宜，葬处山川形势俱佳，能藏风得水，则子孙平安
发达；反之，子孙将遭受祸殃。到后来，看风水又杂糅进所谓日之刚柔、月
之奇偶等种种其他迷信观念，更增添了神秘性。在堪舆学中，确有一些符合
自然规律的内容，这是人们对自然界长期观察、研究的科学总结，但是其中
更有大量的迷信说法，例如把自然界的山川形势、土壤质地等同社会政治的
盛衰、家世兴败联系起来，并以因果关系来解释，这就使得堪舆之学成了一
种复杂、神秘而又能够蛊惑人心的学说。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有的人家为
了找到一块大吉大利的葬地，托故停柩，经年不葬；有的人家因为觅得的葬
地据说有利于某房而不利于某房，因而兄弟争执，无法下葬；有的人家在既
葬之后，又把棺木起出，再三迁葬。当然，贫者不能择地，富者择之太苛。
能花费大量时间、金钱觅求所谓吉地作为墓地的，一般都是富贵之家。这种
风水之说虽然被一些崇尚正学的士大夫深恶痛绝，斥之为左道陋俗，但长期
以来一直盛行于社会，许多家族、家庭在选择墓地时都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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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三、墓室和墓地建筑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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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穴也称墓圹，有竖穴、横穴之分。竖穴是从地面一直往下挖掘而成的
土坑，横穴是先掘到地下一定深度，再横向掏挖而成的洞室。不管是竖穴、
横穴，如果在垫土起坟后，使安放棺木和随葬品的墓穴仍能保持一个空间，
就形成了墓室。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就结构而言，除土室外，还有砖室、
石室、木椁室等，其形制和规模则随时代和墓主身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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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墓室除少数帝王显贵或用木石外，一般都是土室。大约从战国晚
期起，出现了用大块空心砖砌筑的墓室，这种空心砖墓在西汉颇为流行。东
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小型砖砌筑的券顶砖室墓最为常见。三国时乌程（今
浙江湖州市）人吴逵家中父母兄嫂等13 口人在灾荒之年饿病而死，他和妻子
九死一生侥幸存活，而家徒四壁，已成赤贫。吴逵夫妻白天给人当雇工，晚
上伐木烧砖，经过一年的辛苦，终于修筑了多座砖室墓，埋葬了全部亲属。
[attachment=11337632]
(11)这说明即使是贫家小户，也要千方百计烧砖造墓。砖室墓直到近代，仍
被广泛采用。石室墓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历代帝王陵墓基
本上也都是石室结构。木椁室墓则多见于战国至西汉前期。一般小型墓葬的
墓室往往只能容纳一两口棺木（西汉中叶以后夫妇合葬已成为普遍的习俗，
常见同一墓室先后葬入夫妇两棺的现象），而大型墓葬墓室则高大宏敞，或
分为数室，装饰种种彩绘壁画、石刻浮雕。
不同时代的墓室虽然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不有意模
仿现实生活中的宫室房屋。据《仪礼》所述，先秦家室主要建筑的基本形式
是坐北朝南，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部中央为堂，是日常起居、接待宾客、举
行吉凶之礼的地方，堂前的空地为廷，堂东西两壁为序，序外各有一个进深
与堂相同的狭长空间，又前后隔开，前为厢，后为夹。后世东西厢与堂脱离，
向前突出，面积扩大，隔廷相对，称为厢房。后部中央为室，室左右为房。
室和房都是住人的地方，虽然由于时代、地域的不同和贫富有别，居室形式
会有相应的变化，丰俭大小更是大不一样，但前堂后室的总格局，大致相沿
不改。即便是帝王诸侯的宫殿也分为前朝后寝。朝为人君接见臣下处理政务
的区域，寝为人君及其后妃家属的生活区域，仍然是前堂后室的扩大。墓室
的情况也是如此，许多墓室明显分为前后两半，前半相当于“堂”，用来陈
放供桌和一些随葬品，后半相当于“室”，用来置放棺木。一些大型墓葬的
墓室分室更多，也仍与传统的居室制度相应，如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
王刘胜墓，其墓室分为中室，后室和两个耳室，后室由回廊回绕。（图1）
可以看出，后室为“室”，中室为“堂”，而两个耳室则相当于左右“厢”。
又如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的墓室由5 个高大的拱券石室组成，分别为前殿、
中殿、后殿和东配殿、西配殿，前后进深达87 米，堪称地下宫殿。后殿相当
于“室”，两个配殿（配殿本来准备用来安放两个皇后的棺木，后因故未用，
帝后的棺木都集中在后殿）相当于“房”或“厢”，中殿安放供桌，正是“堂”，
而前殿则是“廷”的象征。
[color=#669900]4.墓碑 [/color]
[attachment=11337633]
《说文》对碑字下的定义是“竖石也”。碑可以立在庭院中测量日影长
短，用作计时工具，也可立在门外用作拴牲口的桩子。先秦古书提到的碑，
都是指这一类长条型的竖石。当时下葬，也在墓穴四角或两边树碑，碑的上
端凿有圆孔，叫做穿，以穿为支点并控制平衡，用绳索慢慢地悬棺而下。这
种用来下棺的碑有木制的，也有石制的。棺木放入墓穴后，碑也随之埋入墓
中。从西汉末年开始，有人把石制的碑立在墓前，既不埋于墓中，也不在下
葬后撤除，而且在石碑上刻下墓主的官爵姓名，这就成了墓碑。早期的墓碑
上部仍有穿，顶端或作方尖形，称圭首，或作圆弧形，刻上云气图案，称晕
首。东汉时墓前立碑蔚成风气，许多墓碑除刻有墓主官爵姓名外，还刻上介
绍墓主家世生平事迹并加以颂扬的长篇文字，碑阴则详列立碑人的姓名。晋
代由于墓碑“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13)一度曾予禁止。唐宋
时准许一定级别的官员墓前立碑。碑首称碑额，刻有螭（chī，无角的龙）、
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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