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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b]仓颉作书，容成造历，

胡曹为衣，后稷耕稼，

仪狄作酒，奚仲为车

                      《淮南子》 >> 正文-------卷十九 修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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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b]仓颉作书[/b][/color]

[color=#6699CC]【概述】[/color]

仓颉，称苍颉，姓侯刚，号史皇氏，黄帝时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县城西北35华里吴村有仓颉陵、仓颉庙和造书台，史学家认为仓颉生于斯，葬于斯。
　　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目有重瞳者，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而仓颉是文圣人，项羽则是武圣人。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迫切要求。黄帝时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期，那时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驽、镜子和煮饭的锅与甑等，在这些发明创造影响下，仓颉也决心创造出一种文字来。
　　传说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有一年，仓颉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现在陕西省雒南县），临于玄扈洛邙之水，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仓颉看了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么？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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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传说】[/color]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那时，当官的可并不显威风，和平常人一样，只是分工不同。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仓颉这人挺聪明，做事又尽力尽心，很快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差错。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代表每个数目。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愁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上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这么，形成了文字。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挚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行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还有相传说仓颉造字成功，发生了怪事，那一天白日竟然下粟如雨，晚上听到鬼哭魂嚎。为什么下粟如雨呢？因为仓颉造成了文字，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自然值得庆贺。但鬼为什么要哭呢？有人说，因为有了文字，民智日开，民德日离，欺伪狡诈、争夺杀戮由此而生，天下从此永无太平日子，连鬼也不得安宁，所以鬼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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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CC]【仓颉造字历史考证】[/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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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传说造字者为仓颉，《旬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薀团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史学家徐旭认为，文字的出现，应与仓颉有关。那时制定历法需要文字记载，制定神谕也需要行文，因此，仓颉应是颛顼部族人。他“生于斯，葬于斯”，故造书台北有仓颉陵墓。他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世纪。据此推测，四、五千年前，我国的文字就比较成熟了。
　　到了现代，有人在承认仓颉的同时又扩大了造字者的队伍。比如鲁迅先生，他认为“......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鲁迅．门外文谈》。也就是说，汉字当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丰富起来的，仓颉只不过在这些人当中比较重要、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已。我们所重视的不是到底是不是仓颉造的汉字，而是造字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走进了由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color=#FF99CC] 仓颉造字处 ：[/color]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全国流传得更为广泛。《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爪之迹，知今之可相别异也，构造书契。”由于仓颉造字的贡献实在太大，所以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和遗迹遍布黄河中下游许多地方。这其中，临汾的洞儿村即今尧庙镇西赵村影响较为广泛。据说，汉唐以来，村中一直建有仓颉祠堂，称作“仓颉圣祠”，每年春天都要进行祭祀活动。该祠有房屋400余间，祠内两厢，一边为崇文会馆，一边为培英义庄，乡会试在此举行。清代，此祠被烧毁后，又建祠三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临汾县令、河间李早荣在仓颉祠旁修建碑亭，石碑上书写了“仓颉造字处”五个阴刻正楷大字。现祠已被毁，石碑存于尧庙。当地相传，仓颉是从猎人按虎、狼、牛、羊的脚印捕猎的故事中得到启发，造出了象形文字。据《平阳府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见灵龟负图，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文字既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这足以印证，今西赵村或是仓颉故里，或是仓颉造字之地。
　　
[color=#FF99CC]还有一种说法是：[/color]
　　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礋唾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办法。三年后他回到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仓颉的字都是依照万物的形状造出来的。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其意是君上一人，人上一君。再后来，上天知道了这件事，下了一场谷子雨奖励仓颉。这便是人间谷雨节的由来。
　　从白水县城出发，沿渭（南）清（涧）公路下洛河，然后再改走白（水）洛（川）公路。吉普车在高原的沟岔间跑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仓颉庙所在的史官村。这座已有1800余年历史的仓颉庙已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仓颉陵在吴村西侧，与仓颉庙西东相望，是一个高五米的大土丘。陵墓以下有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存。陵前翁仲，石狮俱存，并建有石坊，上书“仓颉”二字。仓颉庙，始建年代不详。据庙内现存碑刻记载，“历汉唐以来，未尝稍替”。如今看到的仓颉庙是明清时的建筑，占地约两千七百平方米，坐北朝南，有石望柱一对，雕刻精美雅致；山门、二门皆为硬山式建筑，拜殿、正殿和寝阁大方美观。还有明代名人篆额题联和仓颉夫妇的石雕。庙内碑刻林立，松柏苍翠，杨柳依依，楼台亭阁鳞次栉比，整个建筑雄伟壮观 。
　　
[color=#FF99CC]告别“结绳记事”的年代[/color]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这是早期记事常用的方法，可惜这些物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所以当时的记事情况已无法知晓了。但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总字数达到3500个上下。从甲骨文字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程度，那幺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划符号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文字的出现既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位史前传说人物，在我国古代战国以前的典藉中都从未提及。最早提及仓颉者，是战国时期的荀卿。其后是《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荀子“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的基础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观点是“仓颉作书”。汉代后，在《淮南子》和《论衡》中，已从“仓颉造字”发展为“仓颉四目”，开始神化。尤其是汉代的纬书，又进而渲染，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后愈演愈神奇，发展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等传说。黄帝是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一，当时没有国家机器，可见“史官”之说，显然是后人用后代国家机器的职官名称套用于史前传说人物的结果。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color=#FF99CC]仓颉造字的过程[/color]
　　汉字的诞生非一人一手之功，是先民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近代考古发现了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陶文、约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流传下来的仓颉造字的传说，说明仓颉应当是在汉字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物，他可能是整理汉字的集大成者。
　　关于仓颉造字，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造字。于是，仓颉就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说来凑巧，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猎人看了 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象，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造的字也就多了。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象形字便开始应用起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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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了哪些字?]• [苍颉书]释文:仓颉造字台
　　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
　　草米并刈，乞少子左互。
　　学耒，弢雨水，儿纠叔
　　兵朱。
　　[苍颉书]释义:
　　身体变化，需要庇护。于是尼山是养老送终的好地方。[老有所养]
　　杂草庄稼一并割下，求少子帮助。[壮有所用]
　　学使农具，取水灌地。小儿缠着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红飘带。[幼有所长]
　　[苍颉书]的内容，与‘[礼记礼运]篇所讲的大禹以前的社会情况吻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为
　　大同’。这就是从孔子到孙中山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所追求和向往的大同世界的理论，原来出自于上古时代的[仓颉书]。
　　[仓颉书]不愧是天下第一书，愿天下读书人都来读一读【仓颉书】，让祖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我们这一代开花、结果，让中华大地真正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宏图大志，一展五千年的壮丽辉煌！ 最后让我把宋代大观帖上的释文，附在下面，没有前辈的最初探索，哪有我无名小子的最终发现，短短的二十八字的【仓颉书】，乃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可谓通俗易懂、博大精深，是人类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大观帖》翻刻时将《仓颉书》28字译为“戊巳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气光名，左互爻家，受赤水尊，戈茅斧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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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b]容成制历[/b][/color]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题为“讼城氐”的文献，整理者李零先生将它正确地释读为“容成氏”：“从文义推测，当是拈篇首帝王中的第一个名字而题之。此人应即《庄子·胠箧》所述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可惜本篇第一简已脱佚。”全篇现存完、残简53支，2000余字。
 
    整理者称“此篇是讲上古帝王传说”，“全篇内容分七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简文亦残缺，失去其名……；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
 
  《容成氏》简文：“（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椲�⑹稀����Ｊ现�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而《庄子·胠箧》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以上十二氏，在《庄子》那里是“小国寡民”时代的理想国。若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来看，这些传说人物的次第排列是混乱无序的。成玄英疏对此解释说：“已上十二氏，并上古帝王也。当时既未有史籍，亦不知其次第前后。”以前读《庄子》至此，认为这是庄子的无心乱排，因为它与我们已熟知的炎黄古史传说体系颇不相合。现在有《容成氏》简文相互印证，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类古史传说，或者可以认为它是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之前的未经整理加工的原生态的古史传说。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中，排列在前的是伏羲（太皞系），然后依次是神农（炎帝系）、轩辕（黄帝系）等，至于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等，则是从伏羲氏到神农氏之间过渡的氏族人物，属于太皞系。容成氏和仓颉氏较晚，《世本》[color=#FF99CC]说容成氏和仓颉氏是黄帝之臣，容成是第一个造历的人，仓颉是第一个造字的人[/color]。炎黄古史传说体系可以说次序井然，若从此体系去看《庄子》和《容成氏》简文的古史传说，正如成玄英所说是“不知其次第前后”。《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是反映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司马迁作《史记》时主要参考了这两篇文献；他还游历了传说中炎帝、黄帝活动的地方，采集有关民间传说，以此二重证据写成《五帝本纪》。我们今天所说的“炎黄子孙”一语主要即根据于此。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认为《五帝德》和《帝系》是对古史传说“总整理”的结晶品，晚出于汉代。顾颉刚的学术观点影响很大，但《五帝德》和《帝系》晚出于汉代之说只是一种推测，并无直接证据。在无法证明《五帝德》和《帝系》一定晚出的情况下，不妨将《庄子》和《容成氏》所述的古史传说，看做平行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类古史传说。这两类古史传说体系也许并不冲突，那就是我们不必将容成氏等等看成某个具体的人，而看做是上古时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氏族或部落。《庄子·胠箧》所说的容成氏、大庭氏等，是远古的氏族或部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氏族中的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分别形成了大的部落联盟集团，并先后取得了中心氏族的主导地位。
 
  以前我们看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从黄帝以下到尧以上，这个阶段差不多都是传位于子孙，而不是传贤的，何以到了尧舜时忽然传贤了呢？可是从《容成氏》这一古史传说来看，这个问题便不存在了。以李零先生估计，自容成氏以下，尧以上，大约有20多位上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这样，儒家的传贤政治主张不就因而有了更充足的“历史根据”吗？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上古时代氏族首领“不授其子而授贤”的现象，应该说是原始氏族公社习惯法的体现。《容成氏》简文特别提炼和渲染其中“不授其子而授贤”的意义，则反映战国时期思想家的一种“问题意识”，所以这部书形式上薀团史传说，实际应属战国百家言。

    李零先生对此书思想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这七部分，三代以上，皆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这使我想起清末宋恕的话：“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三代下，二者之义不明，而在下者遂不胜其苦矣。”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是早期儒家的两个基本思想，《容成氏》简文将其表达得淋漓尽致。

    上博藏简《容成氏》与《子羔》皆讲“禅让”，这与《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讲“禅让”性质一样。李学勤先生曾提出《唐虞之道》或许应划归纵横家，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从思想倾向来看，《容成氏》应属于儒家作品；但从其文风来看，却又不能排除纵横家的可能性。《容成氏》文风通俗而恣肆，论事理隐然有不如此必如彼的策士之风，文中像上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一类缪悠无凭的断语，一般儒者是不敢说的。

    最后谈谈《容成氏》一文的成书年代问题。先秦讲“禅让”，大概有“燕王哙让国”事件前后之不同。《庄子·秋水》说：“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公元前316年，苏秦之弟苏代从齐使燕，以尧让许由故事游说燕王哙，要他将王位让给其相国子之，子之是苏秦的女婿，他接受了燕王哙让国。燕国人恨子之受让，皆不服子之，三年而国内大乱，死者数万众。公元前314年，齐宣王用苏代之计兴兵伐燕，“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军大胜，杀了燕王哙和子之。这是一次由“禅让”导致国破君亡的血的教训。大概在此事件之前，“禅让”之说颇为流行，以致纵横家利用其说怂恿人主效法尧舜。而在此事件之后，提倡“禅让”者则要三缄其口。李存山先生在《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它》一文中有一个很好的见解。他指出，以前，“禅让”之说即使在法家治下的秦国也并非大逆不道，《战国策·秦策一》中曾记载秦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20年后，燕王哙让国酿成国破君亡的悲剧，各国有前车之鉴，再有人谈禅让之事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鉴于这样一种理由，上博藏简《容成氏》成书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14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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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b]胡曹为衣[/b][/color]

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伯余、黄帝制衣裳。”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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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b]后稷耕稼[/b][/color]

[color=#FF99CC]后稷的传说[/color]

后稷和夏禹是中国上古文献中最先出现的两个传说人物。[color=#6699CC][/color]据《诗经·鲁颂·閟宫》的说法，后稷之“奄有下土，”是“缵禹之绪”，即“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谷。”意指后稷是继承禹治理洪水造成的灾难以后，接下来领导农业生产 [1]。在甲骨文中的“司”字，是人张开大口，指发号司令的人。“司”是人在右旁，也可放在左旁，便是“后”字，所以“司”和“后”最初是同一个字的两种写法（以后词义增加，才分为两个字）。后稷也好，司稷也好，都是指领导农业生产的领袖人物，这个人的名字称稷。

顾颉刚认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们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而并没有更远的各族共同公认的始祖。”[2]至于更早的炎帝、黄帝、尧、舜、神农和伏羲等古史传说人物，则至春秋特别是战国以后的古籍中才出现。

[color=#6699CC]西周时民间流传的后稷[/color]，《诗·大雅·生民》有这样的介绍：“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其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其声载路。…”《诗经》这段话较难理解，《史记·周本纪》有很通晓的阐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通嫄）。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帝收养长之，因名曰弃。”与《史记》类似的记述，在《列女传》卷一、《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论衡·吉验篇》、《路史·余论四》等中皆有之，不俱引。

至今在山西闻喜一带仍保留着与《评理经》中这一段关于后稷的记载相类似的故事，并添加了一些无关的内容，如姜原是坐着骡子出走的，那是个大雪天，所以容易有脚印。……姜原产子后，天刮起了三天三夜的大风，姜原死在大风之下的土堆里，即是姜娘娘的坟（以后为庙），大风带来的大量黄土，堆积成一座山，离闻喜县姜娘娘庙不远，就叫稷山。稷王高高地在山上，可姜娘娘只好躺在他的脚下。

[color=#6699CC]后稷这个传说反映了母系氏族时期儿子知母不知父的实际情况[/color]。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姜嫄一例，中国的姓氏起源，都类似。《白虎通·姓名篇》说：“禹姓姒氏，祖以薏生；殷姓子（好）氏，祖以玄鸟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这可说是母系氏族残余的最好证明。后稷的母亲姓姜，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婚姻已发展到禁止族内婚的阶段，姜氏的女子必须与另一个图腾氏族的男子婚配，才是合法的。《晋书·苻健载记》：“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梦大罴而孕之。”羌和姜在甲骨文中是同一个字，都是羊图腾。见下图1及2。羌氏梦大罴（黄熊）而孕苻健和姜氏履熊迹而孕后稷是相似的，说明羌人这种信仰到晋时依然如故。西北高原的诸部落，多以动物为图腾，传说黄帝率六兽（熊、貔、罴、貅、貙、虎）之师讨伐炎帝，指以熊图腾为首的黄帝，率领其他五个图腾首领一起讨伐炎帝。

周人姓姬，黄帝也姓姬，《国语·周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帝是姬姓之祖。《史记·五帝本纪》说“故黄帝为有熊氏。”由此可见，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子，即踩熊迹而生子。姬字在甲骨文中如下图之3及4，女边（图2-3）即熊的脚印。






周人对于自己的熊图腾不称熊，而称“大人”，是因避讳之故。一切氏族人对于他们崇拜的图腾都有种种忌讳，其影响所及，直至有史以后，依然如故，譬如对帝王、祖宗、父母亲都不可直称。民间还有许多风俗，也充满了忌讳，可谓源远流长。有趣的是，加拿大Ottawa印第安人的熊族，也不称自己为熊，而称“大脚”[3]，这与《诗经》之称“大人”不媒而合，反映了避讳是一种共性风俗。在语音方面，孙作云指出，姬字从上图5，迹字从“亦”，二者为双声，也可证明姬之得姓本乎足迹，在字音上亦可通。[4]
《诗经·大雅·生民》又说“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遂遂，麻麦蒙蒙，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褏，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麇维芑。恒之维秬秠、是获是亩。恒之麋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诞我祀如可。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蒸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具香始升，上帝居歆。……”这段话的开头是说后稷还是小孩时，就知道自食其力，知道怎样除草，怎样种植大豆、大麻、大小麦、甜瓜等作物，而且所种的作物都是籽实饱满、硕大的好品种。接着叙说怎样收获、脱粒、加工成熟食品，把它们放在祭祀用的豆器里，尊祖配天，香喷喷的熟食，很快连上帝也高兴享受了。这段话的内容反映了西周时的农作物结构，从种到收的技术，直到祭祀祖先上帝为止。联系上面从后稷的母亲生下后稷开始，这一章完整地把周族的农业起源、农业结构和操作技术内容，以歌颂的诗句，非常简洁而又生动地描述出来。是一份极其可贵的农业史文献。

[color=#6699CC]在《诗·鲁颂·閟宫》中也有一段歌颂后稷的话：“…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僇，稙穉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向之绪。…”[/color]应该注意的是，这一章的作物中，多了一样水稻。又，在《周颂·丰年》中亦提到“丰年多黍多稌”，这“稌”即稻的异称，也是糯稻的专称。这里用“多黍多稌”是与下文“为酒为礼，蒸畀祖妣，以洽百礼”相连的，指的当是糯稻，黍和糯都是酿酒的原料，即为了祭祀而种植的。《周颂》其他地方讲后稷的贡献，都只提“黍稷”和“来牟（麦）”，没有提到稻。这是为什么？
这得从《诗经》的时代背景说起。《诗经》跨越的年代约500年（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最早的一篇是《豳风·破斧》，讲的是周公东征之事（前1114年）；最晚的一篇是《陈风·株林》，讲的是陈灵公和夏姬的关系，见于《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约前600或599年）时的事。《国风》系按地域分篇，共18处。《大雅》、《小雅》是西周王畿之诗，在今陕西中部，《鲁颂》是今山东鲁国的作品。由此可知，随着时间推延，诗的内容自然也会按农业的发展有所补充。在早期的西北地区，种植的主要是黍和稷（粟），但到后来也开始种植水稻了，自然会在歌颂中添加上去，这是变化的一面。另有不变的一面，就是对先祖后稷的歌颂，则是始终以黍稷为歌颂的内容。因为这是远祖的传说，世代相传，是不可随便更改的。
研究《诗经》和周代历史的学者，包括过去和现代的，都注意到，《史记·周本纪》所列出的周代十五世次是有问题的，《史记》的十五世次是：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王季→文王。”

[color=#6699CC]这个世次的问题出在后稷之前和后稷与不窋之间[/color]。分述如下：

[color=#66CC00]1．姜嫄和后稷之间的矛盾[/color]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10万年，与考古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初期及中期相当。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后期，去今约5 000年。原始农业发生于距今约10 000年，所以原始农业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母系氏族时期里渡过。周人的传说，他们最早的女祖（始妣）是姜嫄，这与农业起源相符，是正确的。最早的男祖是后稷。后稷是父系始祖第一人，从此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后稷和姜嫄之间，理应有很长的时间距离，现在把两者缩短成母子关系，则姜嫄就不是周族的最早始妣，后稷的母亲解决了，却难以找回那失去的一大段母系社会时间。

[color=#66CC00]2．后稷和不窋之间的矛盾[/color]《史记·索隐》云：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又，《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及夏之衰也，弃稷（农官）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孙作云从另一方面指出，夏衰在孔甲之世，去夏禹时代约三、四百年，假若后稷是夏禹时代的人，不窋又是其子，焉有父子两代共占三四百年之久！可见被遗漏的世次是在后稷以后、不窋之前。上述两个矛盾的差距合并起来考虑，《史记》的世次应修改为：
“姜嫄……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王季→文王。”
这一图解中，姜嫄是以羊为图腾的母系氏族传说中的始祖，其时代当甚早；后稷是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最后一代儿子，也是男系早最的始祖。这母系始祖和父系始祖，应该经历了一段模糊的时期，要在绝对的时间坐标上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是很困难的。父系血缘传说的第一个人就是后稷，从他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传子经历了若干模糊的世代之后，才有文字记载的不窋，不窋以后，便从传说转入信史了。
我们从文献中看到另一条与后稷有关的记载。《国语·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color=#6699CC]这条记述中牵涉两个重要的字：“柱”和“稷”。[/color]先看“柱”，木柱或木棒都可称柱，木柱供建筑用，木棒则作工具用。从上文“柱”“能殖百谷百蔬”看，“柱”当指木棒。原始农业在火烧地上用点种棒开穴播种，“柱”可以理解为点种棒。点种棒又来自狩猎时使用的投熗，原始农业需要开穴播种时，当然不必专门创制点种之棒，这投熗就是现成的点种工具。如果“柱”是点种棒，“烈山氏”则应理解为放火烧山——这是原始农业播种前的必要作业，是火猎与火种的结合。那么，上引《国语·鲁语》的传说就是原始刀耕火种的拟人化。

再说“[color=#6699CC]稷[/color]”。《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与上引《国语·鲁语》的记载正可相互参照。这里的稷，是人们祭祀的谷神，《汉书·郊祀志》说：“稷者，五谷之主。”据《国语》和《左传》的说法，“柱”是夏以前被供奉的农神，“周弃”是夏以后被供奉的农神，两者有继承关系。其实，“柱”和“弃”更可能是各有渊源的不同原始族群的农神，未必是继承关系，但从烈山氏传说所反映的农作方式的原始性看，说“柱”这位农神比“弃”这位农神更古老，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后稷和谷神之稷的关系，薀团代人神不分时期的正常现象，说是神的人化或人的神化都可以，《诗经·周颂·思文》赞美“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粒）我烝民，莫非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便是如此。凡是传说中某个氏族的远祖，都不例外。
顾颉刚认为“后稷本是周民族的耕稼之神，拉做他们的始祖，而未必真是创始耕稼的古王，也未必真是周民族的始祖”[5]。说后稷是周族的耕稼之神是对的，但说周族把耕稼之神拉作自己的始祖，则恐未妥。因为正如以上所说，古代人神可以不分，周弃极大地推动了周族耕稼的发展，所以从人（古王）变成神，二者并不矛盾。当然这个人或古王不能理解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些世代相承的耕稼领导者，经揉合和神化以后，浓缩成的一个神或人。

[color=#6699CC]最后，如把后稷与神农作一个对比，倒是很耐人寻味的现象[/color]。后稷是中国文献中西周族的第一位农神，在古文献把出现较早，在《诗经·周颂》中即有记述。《史记·周本纪》称：“后稷兴于陶唐虞夏之间”。《尚书·尧典》更称：“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稷和禹都同官于舜。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孟子（约前372～289年）最先提到 “后稷教民稼穑”（《孟子·滕文公上》），）。神农则迟至战国时才从文献中出现。至西汉《淮南子·脩务训》才明确提到“神农乃始教既播种五谷”。以后王充《论衡·商虫篇》才提到“神农教民稼穑”。按说后稷应是中国第一位较早的农神，但神农却是后来居上，成了全国性的最早农神，留传至今，而且远播国外。早期国内外的一般文献中，凡是提及中国文化之悠久，说有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必举神农为证。神农经过不同时期的系统化，并和炎帝甚至蚩尤、祝融相合，后稷则一直靠边站了。这一现象应怎样解释呢？钟宗宪指出，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厉山氏（或烈山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炎帝是传说中的太阳神，通过烈山氏，在汉以后遂把炎帝和神农合而为一。[6]徐旭生指出，春秋时代的传说里并没有见到神农，虽然有炎帝，却与播种百谷无关，另外却传出一个烈山氏来。[7]上引《国语·鲁语》的文字是明确指出周弃与把烈山氏作为周弃的承继关系先祖的，战国时的人则把烈山氏与后稷割断，却同炎帝接上关系，又因炎帝即神农氏而把炎帝、神农、烈山氏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比黄帝更早的古皇帝。上引“烈山氏→柱→周弃”世代为稷（农神）的传说从而被抛在一边，神农一旦树立，后稷就瞠乎其后了。

    这样一来，如按战国后的文献综述，是神农较后稷为早，如按先秦文献，则后稷出现较神农为早；如按两位农神所教导的农业内容来看，[color=#6699CC]后稷较简单，只限于旱地的黍粟，神农则全面，除却五谷，还兼及制陶、医药、茶、音乐等，显然应当是越简单的时代越早。又，更重要的是，如从考古的角度看，凡是传说的内容可以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当然可信度高，不能从考古获得印证的，可信度低。[/color]周族先祖后稷的发源地在西北今陕甘一带，其母族以羊为图腾，其始祖（始妣）为姜嫄。姜嫄生子后稷被弃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分析已如上述。考古发掘，在西北地区都有大量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黍粟的遗存实物，光是陕西即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华县元君庙等遗址，出土了粟遗存，临潼姜寨出土了黍的遗存。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详见本书第四章）。远古中国在广阔的地域內活动着众多的族群，原来应该相应地存在多种不同的农神和农业起源传说，但在长期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失载了。但其中的某些片断仍然会在民间流传。神农氏就是后人把各种传说和片断揉合在一起，逐步系统化和整齐化，塑造成为华夏-汉族创始农耕和相关一系列发明的统一的农神。有关神农发明农业的传说太完整了，覆盖了南北，覆盖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反证了它是经过历代人的不断添加、创作而成的。正因为神农氏太完整，它无法落实到那一个具体的地区，只能视为中国原始农业发生和发展时代的一种拟人化。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近二十年来发掘了大量新石器遗址，年代都不亚于北方，为什么没有如姜嫄周弃那样的一脉相传的传说呢？原因很复杂，中国的原始文字主生于北方，当甲骨文演变为金文时，南方还没有推及，南方原有的楚和吴越文字则因融合而消失了。文字的消失意味着一系列传说的消失，而口头的传说又因民族不断融合而变样。神农氏传说的内容如此多样化，而且内容亦属合理，是其较迟产生的原因。交通不便的西南僻远处，反而保留了不少有意义的神话，如盘瓠的故事即是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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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99CC]后稷神话探源[/color]

　[color=#FF99CC]关于后稷“事迹”的全面记述，始见于《诗经•大雅•生民》。[/color]它实为一篇浓缩的后稷史诗。《诗经》里述及后稷的诗，还有《大雅•云汉》、《周颂•思文》、《鲁颂•閟宫》等。《閟宫》首章叙后稷神异诞生及发明耕稼，与《生民》略同。《思文》是一首简短的后稷颂歌，赞其功德“克配彼天”。《云汉》里则有“后稷不克”一句，说周宣王时大旱，后稷之灵也无能为力。

　　[color=#FF99CC]其他先秦古书，也多提到后稷，但语焉不详。[/color]
　　汉代《春秋繁露》、《史记》、《诗传》(褚少孙补《史记》所引)、《列女传》、《吴越春秋》等书所记，则偏重于神奇诞育一端，而对祭祀活动只字不提。《史记•周本纪》里的“后稷传”，大致以《生民》为蓝本，并利用某些别的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自司马迁把他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后稷的材料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后，后稷作为西方周部族始祖及农耕发明者的地位，便在人们心目中确定下来。但是，[color=#FF99CC]后稷形象的历史化的痕迹却不可忽略，其神性颇有所显示。[/color]

　　[color=#FF99CC]首先，即《生民》所述神奇诞育、生而灵异和“降嘉种”于人间等事，已透露了后稷的神性。[/color]而《生民》第三部分对“肇祀”活动的描写，则表明它很可能原是一首祭仪神话诗。据俄国学者杨申娜(3．M．RHUJNHa)说，《生民》可能由三首独立的神话诗“感染错合”(contamination)而成，其中复述祭仪的部分产生得最早，是“后稷神话综合体的最古老的核心”[1]。“肇祀”属集体活动，目的在祈年(“以兴嗣岁”)，内容包括飨神和尝新(“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这些“对于[古代民族]祭祀谷物诸神的农业祭仪来说是很典型的”[2]。在神话与宗教史里，在民族志学资料中，不乏此类远古农事祭仪的实例[3]。

　　[color=#FF99CC]其次，以后稷肇始的周姬早期世系很值得怀疑[/color]。《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据《周本纪》所载列，“十五王”除后稷外，依次是：不窑、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喻、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太王、王季、文王。司马贞《索隐》曾对此世系表示怀疑：“《帝王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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