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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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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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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经过世代连续不断的努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文学体系。中国古代天文学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历法，换一句话说，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中国古代历法不单纯是关于历日制度的安排，它还包括对太阳、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运动及位置的计算；恒星位置的测算；每日午中日影长度和昼夜时间长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预报等等广泛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历法的编算相当于近现代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为此，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观测与研究活动：譬如对历法诸课题的共同起算点——历元的选定，对一个又一个天文学概念的阐述，对种种天文常数的测算、各种天文数表的编制，对具体推算方法、天体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抉择和改进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还包涵更广泛的内容，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仪器的设计与制造，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以及对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长期系统的观测与记录等，它们与历法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分丰富多彩的体系。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下面我们拟分六个阶段（即如下六节）简要地加以介绍。

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这是一个天文学知识开始萌芽和初步积累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动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这些都给后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一、观象授时时期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谢等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以期顺乎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便成为先民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从中也就逐渐萌发出天文学知识的嫩芽。

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阳的出入作为作息时间的客观依据。太阳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现的规律，必定给先民们以极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应是他们最早认识到的时间单位。

自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明显的和意义重大的天象。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月亮的亮光对于人们夜间活动的安排是关键的要素。经过长期的观测和计数，人们逐渐发现月亮圆缺的周期约为30日，这便进而导致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月”的产生。

对于更长一些的时间单位“年”的认识，要较“日”、“月”困难得多，但这是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由物候——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出入等的观察入手，大约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随后才是对某些星象的观测。后者所得结果要较前者来得准确。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1)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传说中的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否则人们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问题。这时的圭表还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测定日影的长度。观测星辰南中天来确定季节，可以减少地平线上的折射和光渗等的影响，其精度自然要比观测星辰出没来得高。此外，从“日中”和“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和最短的日子）等说法，可知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这一点由下述《夏小正》的有关记载亦可证）。这些都说明，此时已进入观象授时相当发达的时代。其标志是：所观测的恒星已由一颗增加到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尧典》还记述了这时人们已经采用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这里以一年为366日，当是人们对恒星周年运动周期的测算得到的结果。由于一年的长度与月的长度不存在整数倍的关系，该初始历法已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予以调整，这显然是一种阴阳历，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在《夏小正》一书中，则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它集物候历、观象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相传它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就观象授时法而言，它是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作为一年中某一个月份起始的标准的。有人认为，《夏小正》乃是一种分一年为10个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为过年日的初始历法。(2)据《夏小正》记载，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悬在上”，其间的五个月为半年；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亦以五个月为半年。也有人认为，《夏小正》还是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由此看来，《夏小正》乃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纯阳历的见解，这是可信的。

《尚书·尧典》和《夏小正》的记载，都反映了观象授时法的重要成果，同时又反映了夏代出现的两种不同系统的历法（阴阳历和阳历）的雏形。它们是由观象授时向有一定规范的初始历法过渡的两种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商周历法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我们可以知道商代行用的历法乃是阴阳历。

首先，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置于年终，称十三月，是为年终置闰法。这时的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在甲骨卜辞中还偶有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记载，这说明这时人们还不能较好地把握年月之间的长度关系，对于闰月设置的多少，还没有一定之规，多半是由经常性的观测来决定，当发现季节与月分名相悖时，便加进一个闰月加以调节，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记载，它们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时期人们还称冬至为“日南至”）。其中有一块卜辞说：“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壬午这一天，贞人扶占卜，举行奏丘的祭仪，迎接太阳南至，会下雨吗？）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二者说的是同一祭祀活动，可证“日南”即为“冬至”(3)。这说明殷商时期已使用圭表观测日影长度的变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已知冬至日，一回归年长度的数值便不难算得。

其次，殷商历法是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起初仅以大、小月相间安排历日，这表明人们以为一朔望月长度等于29.5日。后来，更有连大月的出现，即在若干个大、小月相间的月份后，安排两个连续的大月，这证明人们已经知道，一朔望月的长度应略大于29.5日，这是对朔望月长度测算的一次重大进步，虽然此时对连大月的安置尚无一定的规则。

再次，殷商时期已明确使用干支纪日法，建立起了逐日无间断的日期记录的系列，从而提供了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等更长的时间单位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干支纪日法顺序循环，几乎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纪日方法。

再其次，商代已将一天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段，甲骨文中可见的时段专名有：明（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这是一种把白昼均分为六个时段的方法。有人认为，把一天分为百刻的制度，亦自此始。(4)

这些便是商代历法对于年、月、日、时刻安排的大体情况，西周历法与之大同小异。在金文中，亦有不少十三月的记载，并以“胐”（新月）为一月的开始，均为明证。但《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据研究，这当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发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5)这是我国典籍中关于朔日的最早记述。由此看来，大约在西周后期已有以朔代替胐为月首的尝试。由于朔并无具体的天象与之对应，它必须在测知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后，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应用，乃是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金文中经常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种名称，对此，古今众说纷纭。一为定点月相说，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二千年来人们多宗此说。一为四分月相说，认为西周时是将一个月均分为四份，每份约为七天，初吉等依次为各份的专有名称，此说起于近代王国维，一度广为史学界接受。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新说又起，现在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初吉系指初干吉日，即每月上旬的吉日；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别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既望则指满月或其后的一、二天。(6)这些解释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对天象的观测与记录

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对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观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有关天象的真切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是与预卜人事凶吉等占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异常天象。

“贞，日有食”；“癸酉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等，这是关于日食的记录。“六日□午夕，月有食”；“庚申，月有食”；“旬壬申夕，月有食”等，这是关于月食的记录。它们都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的交食现象的记述。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时，人们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还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阳边缘上有三条火焰升腾而起，当是关于日珥现象的记录。

“辛未有新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这是关于新星的记录。

此外，有人认为在甲骨文中还有太阳黑子、彗星等的记事，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证认。

总之，甲骨文中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天象记录，说明我国古代重视天象的观测与记录的传统，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促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就天文历法而言，前进的步伐亦明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阴阳历的定型，和关于宇宙的理论的涌现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特有的天文历法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周室衰微和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数天文学家垄断天文历法的局面。各诸侯国由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都极其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这给流散四方的畴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鲁有梓慎（活动于公元前550年前后），晋有卜偃（活动于公元前650年前后），郑有裨灶（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韦（活动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后四人皆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7)他们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同时并立，在天文历法界内形成了各树一帜、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

一、天文观测的定量化与系统化

1.二十八宿系统的形成和距度的测定

二十八宿是沿天球黄、赤道带，将其临近天区划分成28个区域的恒星区划系统，其名称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璧，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只漆箱盖，上面绘有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恒星系统的完整记载。究其实，二十八宿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年代还要早些，当不迟于春秋时期。据研究，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人们已经对二十八宿各标准星之间的赤道度距（称二十八宿距度）进行过测量，(8)其数值留存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一书中。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为日、月、五星以及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和定量化的背景依据，是为这一时期天文观测定量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恒星区划命名的系统化与《石氏星经》

将天上的恒星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区划和命名的工作，在战国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尤以石申和甘德的工作最为显著，他们对恒星的区划都自成系统。据《开元占经》记载，包括二十八宿在内，属于石申区划的星官有120个，计星815颗，属于甘德区划的星官有146个，计星687颗。他们的工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星官的区划和命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石申还定出了120个星官的标准星具体坐标值，这样各星官的位置和该星官中非标准星的位置都相对准确地规定了。此中，最主要的是对121个标准星（北斗星座选取2个标准星）具体坐标值的测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全数量化的成熟的星表，这就是著名的《石氏星经》。这一成果亦载于《开元占经》之中。对这121颗恒星坐标值的研究表明，许多恒星的坐标值确与石申所处时代的理论值相吻合，但另有一些却与东汉前期的理论值相一致，这说明《石氏星经》并不全是石申当年的测量结果，而是石申创始的天文学派在数百年间长期观测的总汇。即便如此，《石氏星经》亦不愧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石申也无愧为恒星坐标测量工作的先驱。

3.五星观测的数量化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五大行星运动的观测与研究有了重要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五星运动周期的测量。人们已经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运行一周天所需的时间）和会合周期（行星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隔）区别开来。石申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应为11.86年），其实，这一认识的产生当不迟于春秋时期。石申还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应为1.88年）。而甘德又测得木、金、水三星的会合期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载有木、土和金三星的会合周期，依次为395.44日、377日（应为378.1日）和584.8日，此当为战国末年的观测结果，与甘德当年所测的精度互有短长。

二是对五星动态的定量描述。石申和甘德已发现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们都曾形象地用“巳”字形来描述其运行的视轨迹。在《五星占》中则更具体地对木、土、金三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作了定量描述，如把金星的动态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六大阶段，每个阶段则定出所经时日与每日运行的速度，其中对两次顺行还定出二或三个不同的速率。这就是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行星动态表的雏形。行星会合周期的测定和动态表的编制，已使得对行星位置的预报成为可能。

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石氏星经》的出现，以及初始的行星动态度的编制等等，都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业已有相应的测量仪器的出现，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先秦浑仪”。(9)虽然我们还说不清这种浑仪的具体结构，但它应是汉代以后日益完备的浑仪的直接祖先，则是勿庸置疑的。

4.二十四节气的完备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创造。它曾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起初大约仅有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一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形成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由冬至起算，每经一年的1/24日交一个节气，其名称分别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此中奇数统称为中气，偶数统称作节气。二十四节气分别标志着太阳在一周年运动中的24个大体固定的位置，是对太阳周年运动位置的一种特殊的描述形式，它们又能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长短等变化的规律。所以，它们不但具有重要的天文意义，而且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二十四节气自战国时期得以完备之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在广大农村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5.天象观测与记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

自春秋始，对于异常天象的观测与记录，呈现多样化的明显趋向，如彗星、流星雨、陨石等的明确记录均首见于此时。《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僖公十六年（前644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这是最早的陨星记事；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些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等等。

此外，对若干天象记录的系统化又是一大特征。如《春秋》一书中，就有37次日食记录，据考证，其中31次记录是准确可靠的，(10)说明这时人们对日食观测的重视并已使之制度化了。又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绘有形态各异的29幅彗星图象，并赋予各不相同的名称，这显然是对大量彗星观测作系统的收集与归纳的结果。其中彗尾的形态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屈，彗尾的条数或多或少，彗头画成圆圈或圆点，有的圆圈中又画有一个圆圈或圆点，表明人们已经注意到彗头的结构层次，这些都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观测已经达到了比较精细的程度。

二、古四分历法

东汉时期的四分历，故通称古四分历。该历的朔望月长度可由回归年长度和闰周推得：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有19×12＋7=235个朔望月，有19×

取得如此明确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值，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未曾寻得如此规整的闰周，于是在历日的安排中，往往出现多闰或失闰的现象。所以，古四分历的出现，标志着阴阳历完成了从不稳定的、带有某种随意性的形态向明确的、规整的形态的过渡。

在欧洲，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所发现的闰周，罗马人于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所取的回归年长度，分别与古四分历相同，所以，古四分历的这三个基本数据在当时世界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别使用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合称古六历。其实，它们都是四分历，即都采用上述三个基本天文数据，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和每日起始的时刻有所不同而已，历元不同是由于各家观测年代的先后与观测精度的差异造成的，而后二者则纯属人为的不同规定。

到战国时期，古四分历的内容日趋丰富。如它们都以为冬至时太阳位于牵牛初度，这说明对于太阳所处恒星间位置的推算，已是这时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二十八宿的测定结果亦已引入历法中，也当无疑问。此外，二十四节气以及五星位置的推算也已是历法的组成部分。

三、关于宇宙理论的争鸣

1.宇宙本原和宇宙无限性问题

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除了自商周以来就已提出的阴阳、五行说仍在流行外，这时人们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管子·水地》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即把水作为包括生物在内的万物的最基本元素，也就是把世界万物看成是水这一单一的物质，经过长期、复杂演化的结果。这种观点与以金、木、水、火、土五元素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的五行说相比，反映了宇宙本原从多元论向一元化的演进。

战国中期的宋钘和尹文则进一步提出了“气”是宇宙本原的学说。“气”是一种以比较抽象的形态出现的物质，“其细无内，其大无外”，(11)即它可以小到无穷小，大到无限大，它是人们的感官未能察觉得到的细微物质，但不是虚无，却是无所不在的，万物无不由它组成。这一学说较以水为宇宙本原又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它还表述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和宇宙空间无限性的思想，都是十分可贵的。后世的元气学说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宇宙，尸佼（约前四世纪）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12)这指出了十分简明的时空观念。如果说尸佼的定义并未回答时空是否存在界限、开端或终点的问题，那么，墨翟（约前478—前392年）的见解则相当明确，他认为“宇”包括所有不同的场所，“宙”包括所有不同的时间，(13)包含了无限时空的初步认识。墨翟还曾把空间位置的变迁同时间的流逝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考察物体的运动，即把时空统一于物质的运动之中。这些也都是很可宝贵的思想。

2.关于天地关系与结构

在春秋时期以前，人们从直觉出发，以为天为半球形，地为正方形，并以为天高临于上，地卑踞在下，这种观念到春秋时期开始发生了动摇。

邓析（前545—前501年）提出了“天地比”(14)的命题，认为天与地并不存在高卑之分。其后，惠施（约前370—前310年）则进一步提出“天与地卑”(15)的观念，即以为星宿所附丽的天空，每天东升于地平线之前和西落于地平线之后都低于地，亦即天可以转到地下面去，比地低。这实际上就是后世得到充分发展的浑天说的重要论点之一。与惠施差不多同时的慎到（前395—前315年）更明确提出了“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16)的观点，他以浑圆的天的概念否定了天是半圆形的传统看法，并以为天有南、北二极，且绕极旋转，这些也是浑天说的重要论点。惠施和慎到都是在观测事实并应用合理推理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新观念的，它们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关于天地不坠不陷的原因

天地为什么不坠不陷？是什么机制维系着天地的相对平衡和稳定？这也是这时人们普遍注意的又一问题。

有人以为：“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17)认为天地处于不停顿的运动中，这种运动本身就形成了维系天地不坠不陷的力量。

有人以为：地是一个“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厚一万六千里的有限实体。由于“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18)戴水而浮，于是得以平衡，不致塌陷。

又有人认为：“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并有“大气举之”，(19)即以为地乃悬浮于天空中的物体，依靠大气的举力而不致坠陷，而天乃是太虚，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坠陷的问题。

在今天看来这些解释有的显得幼稚，但也有包含合理和科学的因素者，它们又都是汉代浑天说和宣夜说的思想胚芽。

天文与历法文化

天文知识

一、天文简史

天文学以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是自然科学中发展得最早的一门科学。

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天文学的萌芽阶段。当时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太阳升落、月亮圆缺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时间和方向的概念。从考古发掘看，半坡氏族的房屋都向南开门，一些氏族的墓穴也都向着同一个方向。人们还在陶器上绘制了太阳、月亮乃至星辰的纹样。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天文学逐步得到发展。相传在夏朝已有历法，所以，今天还把农历称为“夏历”。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代将一年分为春、秋两个季节，平年有十二个月，闰年有十三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关于日食、月食的最早记录。西周已设专门人员管理计时仪器和进行天象观测。春秋时期，人们已能由月亮的位置推出每月太阳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二十八宿体系。根据《春秋》一书的记载，当时已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在同一书中还记有“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战国时期的甘德、石申撰写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后人将他们的著作合在一起称为《甘石星经》。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人们创造了二十四节气，使天文学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秦汉时期，天文学有了长足进展。全国制定统一的历法。西汉武帝时，司马迁参与改定的《太初历》，具有节气、闰法、朔晦、交食周期等内容，显示了很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制作了浑仪、浑象等重要的观测仪器，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特别是两汉时期，在天文学理论上，人们对宇宙的认识逐步深化。先是提出“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即将宇宙比喻为鸡蛋，地球如同蛋黄浮在宇宙中。进而又有人提出“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固定的天穹，而是无边无涯。这实际上是说宇宙空间是无限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学仍有所发展。祖冲之在刘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完成了《大明历》，这是一部精确度很高的历法，如它计算的每个交点月(月球连续两次向北通过黄道所需时间)日数为27．21223日，同现代观测的27．21222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

隋唐时期，又重新编定历法，并对恒星位置进行重新测定。一行、南宫说等人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对子午线长度的实测。人们根据天文观测结果，绘制了一幅幅星图。在敦煌就曾发现唐中宗李显时期(705--710年)绘的星图，共绘有1350多颗星，这反映了中国在星象观测上的高超水平。

宋元时期，制造、改进了许多天文仪器。北宋苏颂等人的“水运仪象台”，以水为动力，带动一套精密的机械，既可观测天体，又可演示天象，还能自动报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天文钟。元代郭守敬制的简仪等在同类型天文仪器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还创造了中国古代最精密的历法——《授时历》，规定一年为365．2425天，这和现行公历——格里高利历是一样的，但比格里高利历早了300多年。

明朝前期，天文学没有什么进展。明中期，欧洲传教士带来欧洲天文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天文学进一步发展。徐光启等人翻译了一批欧洲的天文学著作，并制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安装在北京天文台。清建立后，在中国的传教土又督造了6件铜制大型仪器，这些仪器保存至今。清代学者在天文学理论上也取得一些突破，如在《仪象考成续编》一书中提出恒星有远近变化，也就是认识到恒星有视向运动。欧洲在1868年才提出这种概念。总之，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二、四象、星宿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太阳的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内移动的轨道，叫黄道。古人把黄道附近的星空分出东、南、西、北四方，并分别用相应的吉祥灵兽代表，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此即所谓“四象”。简要地说，四象就是四种表示星的形象。

古人又将每象分七宿(宿念休xiu，即一撮星的宿舍)，则四象共二十八宿。下面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东方苍龙，形象是一条腾空而起的飞龙，双角、三爪四脚、遍体鳞甲，呈现吞云嘘气、目空万物、不可一世之势。东方苍龙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角：在室女座，因如羊角，故名。有二星，角宿一去黄道不远，角宿二位于黄道线上。

亢：在室女座，有四星，皆三等星。《礼·月令》：“仲夏之月，昏，亢中。”

氐：在天秤座，有四星。《尔雅》：“天根，氐也”氐作底、根柢，故名氐。

《礼·月令》：“季冬之月，旦，氐中。”

房：在天蝎座，是天蝎的头，有四星。《尔雅》云：“天驷，房也。”

心：在天蝎座，心又名商星。有三星：一个是一等星。《诗·绸缪》“三星在户。”注：“三星，心也。”

尾：在天蝎座，是天蝎尾。有九星。《礼·月令》：“孟春之月，旦，尾中。”

箕：在人马座，似箕，有四星。

南方朱雀，又称朱鸟，在黄道南形象类凤凰，呈昂首展翅、翘足扬尾、振奋有力之状。它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井：在双子座，似井形，黄道在此穿过，夏至点在此。有八星。《晋书·天文志》：“南方东井八星，天之南门。”

鬼：在巨蟹座，有四星，星光均暗。中有一星团，晦夜可见。

柳：在长蛇座，有八星。《礼·月令》：“季秋之月，旦，柳中。”

星：有七星，在长蛇座。

张：在长蛇座，有六星。

翼：星数最多，有二十二个，其象翼，故名。翼在巨爵座。《晋书·天文志》：“翼为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俳倡戏乐。”

轸：有四星，在乌鸦座。如车厢的轸，后开一口。

西方白虎，形象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跃虎，四脚五爪、怒目短耳、长尾，呈腾云驾雾之姿。它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

奎：有十六星，九座在仙女座，七座在双鱼座。

娄：有三星，在白羊座。

胃：有三星，在白羊座。《史记·天官书》云：“胃为天仓。”似胃。

昴：有七星，在金牛座。《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毕：有八星，在金牛座。

觜：有三星，在猎户座。

参：有七星，在猎户座。

北方玄武，是蛇绕于龟上的灵兽。它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斗：在人马座，有六星。箕、斗都在黄道上，斗在北，箕在南。

牛：在摩羯座，有六星。<礼·月令》：“季春之月，旦，牵牛中。”“仲秋之

月，昏，牵牛中。”《诗·大东》：“皖彼牵牛，不认服箱。”《尔雅》：“河鼓谓之牵牛。”其实，在黄道上的牛才是牛宿，与织女星相对的才是牵牛星(河鼓)。

女：有四星，在宝瓶座。《尔雅》：“婺女又谓之嬃女。”但这个女为女宿而非织女。

虚：有二星，一在宝瓶座，一在小马座。《尔雅》：“玄枵，虚也。”“北陆，

虚也。”

危：有三星，一在宝瓶座，一在飞马座。

室：有二星，在飞马座。《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诗·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尔雅》：“营室谓之定。”《广雅》：“营室谓之豕韦。”

壁：有二星，在飞马座。《礼·月令》：“仲冬之月，昏，东壁中。”

以上即二十八宿及其所属各星。除此而外，还有启明星、长庚星(或名太白星)、天狼星、彗星、天津星等。

三、日月、五星

日月即太阳、月亮，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合称“七曜”，也叫“七政”。太阳系中金星也叫太白星，早晨在东方出现时叫启明星，傍晚在西方出现时叫长庚。木星也叫岁星，是古代用来纪年的，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一颗星。《物理论》：“岁行一次谓之岁，则十二岁而星一周天也。”水星一名辰星。先秦古籍中的“水”，不是我们说的九大行星中的水星，而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中的室宿。火星也叫荧惑。先秦古籍中所说的“火”，并非九大行星中的火星，而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中的心宿二，也叫大火。汉以后说的“火”则是今天所说的火星。土星就是九大行星火的土星，和今天叫的一样。

四、北斗与北极

北斗星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星群，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所以称北斗星。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组成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北斗，可以用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延长约五倍的矩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面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五、三垣十二次

《史记·天官书》将地球上看到的北天极一片天空划分为紫微垣、太

微垣和天市垣，合称“三垣”。紫微垣以北极星为中心，太微垣位于紫微垣东北部，天市垣位于紫微垣东南部。

我们平常在庙宇的牌匾，楹联或书法、绘画作品的题款上看到“岁次甲子”“岁次乙丑”等字样，其中的“次”就来源于天文学中的“十二次”。古人为了说明七曜的运行和季节的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的长度，按照由西向东的次序，分为十二个等分，每个等分是一个“次”，并取了一定的名称，如星纪、玄枵等，十二个等分合起来就叫十二次。每个“次”里以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标志。古人创立十二次，主要有两种用途：第一，用来指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此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每年运行到达的位置，并据此以纪年。例如某年岁在星纪，第二年就在玄枵。现在虽不用十二次纪年，而用天干地支纪年，但还沿用了“岁次”这个词。

六、分星和分野：

在汉代，阴阳五行家们将金、木、水、火、土五行加以扩大推演，提出天人相应的观点，并将星空与地面配合，即将二十八宿对准地上九州，各有所指，这就分出了星野。

今按{汉书·天文志》、<广雅》所定排列如下：

角、亢、氐：兖州。《广雅)：角、亢：郑。

房、心：豫州。《广雅》：氐、房、心：宋。

尾、箕：幽州。《广雅》：尾、箕：燕。

东井、舆鬼：雍州。《广雅》：东井、舆鬼：秦。

柳、七星、张：三河。《广雅》：柳、七星、张：周。

翼、轸：荆州。《广雅》：翼、轸：楚。

奎、娄、胃：徐州。《广雅》：奎、娄：鲁。

昴、毕：冀州。

觜、参：益州。《广雅》：觜、参：魏。

斗：江、湖。

牵牛、婺女：扬州。《广雅》：斗、牵牛、婺：吴越。

虚、危：青州。《广雅》：虚、危：齐、嬃

营室、东壁：并州。《广雅》：营室、东壁：卫。

古人迷信思想比较严重，把天上的二十八宿，依其位置，与地上的列国州郡相对应，认为分野的这个星宿或附近出现天象的变异，就预示着所分野的国，州郡有灾异。这种以天象占测地上吉凶的观念，纯属迷信。分野是在地上的叫法，在天上应叫分星。《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城。”我们掌握分野，主要是为了理解古人作品中有关“分野”的意义。

历法知识

一、夏历、殷历、周历

夏历、殷历、周历是我国先秦时期使用的三种历法，也叫夏正，殷正，周正，合称“三正”。这三种历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岁首月建不同，即正月的时间不同。古人把十二地支与十二个月结合起来，以冬至所在的月份为子月，依次类推。冬至一般是夏历十一月。周历建子，以子月为正月；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月；夏历建寅，以一月为正月。秦始皇建亥，以十月为岁首正月。因时间短，未另计，因而只称夏、商、周三种历法叫三正。汉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颁布了太初历法，此后两千多年来基本上用的是夏历，即农历。

二、阴历、阳历、阴阳历

世界上的历法比较多，比较通行的是阴历、阳历、阴阳历。

阴历也叫“太阴历”，有些地方叫月亮年，是按照月亮圆缺的一个周期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年。这种历法只管月亮圆缺，不管四季寒暑变化。由于月亮圆缺的周期只有二十九天半，每年只有354天，和回归年相比每年少11天多，三年就少30多天，因此，它的过年月份不固定，每隔三年要换一次。这种历法在大部分地方已被淘汰，现在只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或地区在宗教活动中还使用。

阳历也叫太阳历，公历。现代天文学把用公历计算的年，叫太阳年。太阳年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一回归年365天5小时48分40秒)为一年。为方便计，以365天为一年，叫平年。余下的时间，每四年加一天，这一年叫闰年。但这样，每四年又亏44分56秒。所以每400年少三个闰年。阳历的4、6、9、11是小月，30天；2月28天(平年)；其余的月份是大月，3]天。太阳年的特点是年的长短依据天象，平均长度等于回归年，月的长短与月亮圆缺无关，节气比较固定，每月两个，前半月在6号前后，后半月在21号前后。阴阳历也叫阴阳合历，是我国长期使用的农历，也叫夏历，阴历（与前述纯阴历不同）。阴阳历的月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朔望月”是指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03秒。为方便，定为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样，每年比回归年少11天，因此采用每19年闰7个月的方法与回归年取得一致。阴阳历综合了纯阴历和阳历的特点，月依照月亮的盈亏周期，照顾到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气，又通过置闰的办法，解决了年的平均值基本符合回归年的问题。

三、公元、世纪、年代

“公元”是公历的纪元，始行于6世纪。它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从公元6世纪到10世纪，逐渐成为基督教国家通用的纪元，所以原先也叫“基督纪元”，后来被世界多数国家所公用，于是就改称“公元”，常用A．D表示。在历史书上，耶稣诞生前的年代被称为“公元前”，常用B．C(Before Christ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耶稣诞生那年以后的年代是“公元后”，简称“公元”。公元元年相当于我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

“世纪”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思是100年。从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公元元年至100年为一世纪，101年到200年为2世纪。以此类推，2001年是21世纪的第1年。。

“年代”是指一个世纪中的某一个10年，如说20世纪80年代，就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10年。从1990年起，就进入20世纪90年代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以这一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采用公元纪年。

四、上古、中古、三古

上古，又称“远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时代。《易》云：“上古穴居而野处……上古结绳而治。”《韩非子》：“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如与“中古”并提时，一般指秦汉以前即夏、商、周三代。

中古，次于上古的时代。但说法不一。《易》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中古”指商周之间。《韩非子》云：“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中古”指传说中的虞夏时期。现在一般称汉代以后、宋以前为中古。

三古，即上古、中古、下古。但说法不一。《汉书》：“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礼》：“状羲上古，神农中古，五帝下古。”

五、纪年法

我国古代纪年的方法很多，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1、谥号纪年法。先秦时一般用王侯即位的年次前边加上谥号来纪年，如鲁隐公元年，齐醒公十年，秦穆公十五年等，这种纪年方法叫谥号纪年法或帝号纪年法。

2、年号纪年法。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使用年号“建元”，首创年号纪年法。以后历代帝王都仿照他而建制自己的年号。从汉武帝开始用年号纪年，一直延续到清末，所不同的是汉至元朝，一个国王可以拥有许多年号，明清两代一个国君只有一个年号。如汉武帝建元元年，太初三年，天汉四年；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清圣祖玄烨六十一年。从汉武帝至清宣统三年，前后2051年中，共建立过600多个帝王年号。

3、岁星纪年法。岁星也叫“岁”，就是木星。古人把天体中黄道附近的一周天，分为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十二次，岁星由西向东（逆时针）运行，每年行经一次，十二年（11年10月）绕天一周。当其运行到某一“次”，就称某某年、如在寿星，这一年就叫寿星年。

4、太岁纪年法。由于岁星由西向东运行，和由东向西（顺时针）配以十地支的“十二辰”顺序恰好相反，岁星纪年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人们假设了一个与十二辰同步的“太岁”，并给起了摄提格、执徐、大荒落等十二个名称来纪年，这种纪年方法称太岁纪年法。

5、干支纪年法。它是运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相配合而形成的纪年方法。天干地支循环相配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癸亥共六十个不同的组合，通称为六十花甲子。这种纪年法大约产生于东汉（有人认为江初己有），东汉章帝刘炟元和二年（公元85年），政府正式下令全国推行这种纪年法。大约在东汉时期，又产生了十二属（十二生肖）纪年法，并与地支相配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今天的属相就是从这里来的。

六、纪月法

古代纪月，一般是按序数来纪，如一月、二月、三月……只是把一月称作正月，或元月（秦朝因避讳称端月），十一月叫冬月，十二月叫腊月（古代在周历十月——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举行腊祭，祭祀百神，所以叫腊月。后来使用夏历，便改为夏历的最后一个月——腊月）。古人还常常把一年四季的三个月与孟、仲、季结合在一起，每季度的第一个月称为孟，第二月称仲，第三月称季。如“孟春”指农历正月，仲夏指农历五月，季冬称腊月等。

此外，还有以地支配十二月的地支纪月法（这种方法以11月为子月，依次类推）和以乐律纪月的乐律纪月法（即按音乐上的十二律名来纪月）。

七、纪日法

古代纪日法，除日序（一、二、三）纪日法外，最早最常见的就是干支纪日法，这种纪日法起源很早，甲骨，金文中的记载基本上就是干支纪日。日序纪日法中，上旬十天序数前边习惯上加“初”字，如初一、初十等。古代对一些特殊的日子还有些特殊的叫法。如初一叫朔，初三叫朏，十五叫望，望的第二天叫既望，每月的最后一天叫晦。

八、纪时法

古人纪时，一般是按照天色把一昼夜分成若干时段，把日出前后叫旦早朝晨，日落之时叫夕暮昏晚，所以古人常常把旦暮，朝夕，晨昏，昏旦并举，表示一天一夜。汉武帝太初历法改革以后，一昼夜正式定为十二个时段，叫做十二时辰，并取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因为没有计时器，所以用日出，日落，吃饭，睡觉，鸡鸣等给时段命名。古人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只食两餐－－食时指早饭，晡时指晚饭。《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其中的“鸡鸣”、“昧旦”指的就是“鸡鸣”“平旦”两个时辰。《孔雀东南飞》中“淹淹黄昏后，寂寂人定时。”黄昏人定指的就是太阳落山以后的两个时辰。这种纪时法在我国有些农村还使用。有了更漏以后，把夜间又分为一更、二更、三更……古人还用十二地支来表示十二时辰，每一地支代表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每个时辰又分为初、正两个时段，晚11点（23点）为子初，夜半十二点为子正，23——1点为子时，1——3点为丑时，3——5点为寅时，5——7点为卯时……依次类推。古人说的“天开卯时”，指的就是天亮时候，依季节，地域不同，大约就是早上5——7点。

九、四时

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两季，春包括夏季，秋包括冬季，即前半年是春季、后半年是秋季。《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意思是蟪蛄生命短促不到一年。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一直延续至今。

十、二十四节气

我国古代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这个独特的创造，为天文学和农业活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二十四节气”的发明，是对天象长期观察、反复探索的结果。英国学者李约瑟赞道：“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察者。”

古人在观察、测量太阳位置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首先掌握了春分、秋分两个节气，然后认识到夏至和冬至。春秋末年，根据对每年“冬至”时刻的测定，推算出一年岁实是365．25日，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为准确预报季节、反映气候寒暖变化创造了条件。《春秋》一书中，已有许多春夏秋冬四季的记载。西汉时问世的《淮南子·天文训》，则完整地记录了全部“二十四节气”。惊蛰、清明、谷雨等名词与天气、物候相对应，足以证明它同农业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至今仍为我国人民所沿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人将二十四节气编成歌谣，具体内容如下：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二十四节气按阳历计算，每月正好两个节气，相差也不过一两天时间。

二十四节气是用来表示一年里天时和气候变化的24个时期，也就是表示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运行的24个不同的位置。天文学上，用太阳的黄经度来计算：分黄道为360度，取“春分点”为零度，由此起算，每1 5度为一个节气，6个节气为一季，合四季而得“二十四节气”。我国劳动人民远在春秋时代已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大季节。在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已完全确立，成为农业活动的主要依据。

二十四节气的传统含义如下：

立春，春季开始的意思；雨水，降雨开始；惊蛰，开始响雷，冬眠动物复苏；春分，春季的中间，昼夜平分；清明，气候温暖，天气清和明朗；谷雨，降雨量增多，对谷类生长有利；立夏，夏季开始的意思；小满，麦类等夏熟作物子粒逐渐饱满；芒种，芒种忙种，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夏至，夏天到，此时白天最长，夜晚最短；小暑，正当初伏前后，气候开始炎热；大暑，为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立秋，秋季开始，气温逐渐下降；处暑，“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即将过去；白露，此时节，因夜间较凉，空气中的水气往往凝成露水；秋分，秋季的中间，昼夜平分；寒露，气温明显降低，夜间露水很凉；霜降，开始降霜；立冬，冬季开始的意思；小雪，开始降雪；大雪，降雪较大；冬至，进入“数九寒天”，白天短，夜晚长；小寒，气候已比较寒冷；大寒，为最冷的时节。

十一、置闰

置闰就是安排闰日和闰月。阳历有闰日或阴历(农历)有闰月的一年都叫闰年。

公历一般每4年有一个闰年。平年365日，闰年366日，这多出来的一天加在二月末，闰年的二月就有29日。这一天就叫闰日。

公历一般年份凡是能被4整除的都是闰年，如1984年就是闰年。

四年一闰的办法，使得一年的平均时间比一年的实际时间多了约1分14秒。为了消除这个误差，现行公历规定，400年间只允许有97个闰年而不是100个闰年。那些世纪整数年，如1900年、2000年，要能被400整除时才算闰年，否则仍算平年。因此，公元1 800年、1900年都是平年，公元2000年、2400年才是闰年。

夏历（阴阳合历，农历）因为在月分上要照顾月亮的圆缺，所以一年有六个大月，每月30天，六个小月，每月29天，合计一年共有354天，这样一年的平均时间比一年的实际时间少了十一有四分之一天，三年就少一月多，为了在年上符合回归年，更好地安排农业生产，照顾季节，所以就采取置闰的办法。

置闰大约产生于商代。《左传、文公六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先秦时的闰月，一般都安排在岁末，叫十三月；汉代统一安排在九月之后，叫后九月。后来人们渐渐发现闰月固定在某一个月，就会渐渐与二十四个节气失去平衡，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符合二十四节气的灵活安排闰月的办法，即把二十四节气中单数定名为“节气”，（如立春，惊蛰，清明等），双数定名为“中气”（如雨水，春分、谷雨等）。一个节气加一个中气，大约是三十天半的时间，比平常的一个大月要大，即多出半天。直至推到某月没有中气时，就给这一月置闰（安排闰月），因此，凡是农历置闰的一月，都没有中气。这种灵活安排，如果前一次置闰在前半年，那么后一次置闰就可能就在后半年，保持了与节气的平衡关系。闰月也有一些规律，每隔19个农历年闰月的月份相同或前一个月或后一个月。农历3年一闰，5年两闰，19年七闰，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叫闰月。闰月加在某月之后，就称闰某月。有闰月的这一年就有十三个月，即383天或384天。

至于下世纪的历法，联合国历法修订委员会已经制定出下世纪的新历法；每年四季，每季三个月，每年12个月；每季的头一个月为31天，后两个月各30天，每季均为91天，半年182天，全年364天。剩下的一天安排在年末，为国际性节日。四年闰一天，安排在六月末到七月之间，也是国际性节日。

十二、主要节日

1、元旦：大年正月初一。（现在一般把阳历元月1号叫元旦，阴历正月初一叫春节）。

2、人日：正月初七日。据传说，正月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唐代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可见人日是人们互相访尉的节日。

3、上元（元宵）：正月十五日，也叫灯节。旧俗以元宵夜张灯为戏。朱淑贞《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至今各地在上元日仍有赏灯习俗。

4、社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在春分前后），是农家祭社祈年的日子，叫春社。杜甫《遭田夫泥饮美严中丞》：“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王驾《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辞人归。”立秋后第五个戊日叫秋社（在秋分前后）。

5、寒食：清明前两日。《荆楚岁时记》：“冬至后一百五日，谓之寒食，禁火三日。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晋文公的辅臣介之推的。介知重耳忘归，故背母入绵山之中。有人建议火烧绵山，介之推定能背母出逃。烧山后未见出来，后发现他抱树而死。晋文公为了纪念他，除以木做屐为“足下”尊称外，下令之推死日禁放烟火，故谓之寒食节。

6、清明：公历每年四月四日或五日，为扫墓祭祖节日。

7、上巳；原指农历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旧俗以此日临水破除不祥，叫修禊。自曹魏以后，把时间固定在三月三日。后来变成在水边宴饮、郊游踏青的节日。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至今各地都有三月三节。

8、浴佛节：传说农历四月初八日是释迦牟尼的生日，各地都有在佛都圣地、寺庙朝圣拜佛的习惯。

9、端午（端阳）节：农历五月初五日。相传是伟大诗人屈原投入汨罗江的祭日。现在南方竟龙舟，投粽子，都是打捞救助屈原活动的延续。

10、伏日：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叫初伏（头伏），第四个庚日叫在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叫末伏，合称三伏。伏是隐伏避盛暑的意思。古代伏日要进行祭祀，是一个大节日。一般说的伏日是指初伏，入伏的头一天。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鱼羔，斗酒自劳。”说明和腊祭一样，还要举行宴席。

11、七夕：七月七日，相传这天晚上是牵牛织女相会之夜，妇女结綵缕穿七孔针，陈酒脯瓜果于廷，以乞巧。所以也叫乞巧节。杜牧《七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帝牛织女星。”

12、中元：七月十五日，鬼节。佛教传说：目连的母亲坠入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烈火，目连求救于佛，佛为他说盂兰盆经，叫他在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梵语译音，倒悬的意思），以救其母，后世遂称为鬼节。鬼节往往举行法会，念经超渡亡灵。

13、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

14、重阳节：即农历九月九日。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日月均逢九，所以叫重九或重阳。这一天古人有登高饮酒的习惯，王维《九月九日忆同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便是其例。

15、腊日：腊是祭祀名。《说文》：“冬至后三戍戊日腊祭百神。”汉以前是在十月，后来变为腊曰初八。

16、除夕：大年三十。合家团圆日，有守夜习俗，意即除旧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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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浑仪

The Armillary Sphere

浑仪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天文测量工具之一，是一种与浑天说密切相关的天文仪器，由於浑仪的结构是以多个同心圆来模拟天球，所以它的出现不早於落下闳时代(104BC)，所以浑仪的出现也不会早於此。《益部耆旧传》中说落下闳「於地中转浑天」，这里的「浑天」应该所指的就是浑仪，而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甘露二年(52BC)「以圆仪度日月行」时所用的「圆仪」无疑也是浑仪。有纪录传世的第一架浑仪直到东晋才出现，这具浑仪是由前赵的史官丞孔挺於光初六年(323AD)制作的，据《隋书‧天文志》的记载，它有两层结构。外层由一个地平单环、一个赤道单环及一个子午双环叠套而成。内层由一个直径八尺的赤经双环构成，孔挺的设计一直沿用到唐代，中间只有后魏的斛兰在永兴四年(412)制造同种式样的太史候部铁仪时在底座上开了一个十字水沟，用来调整仪器的水平。

唐初李淳风上书指出孔挺的设计只有赤道而无黄道，建议重造新仪。贞观七年(667)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他可以说是奠立了中国浑仪三重结构的形制。北宋是中国古代浑仪制造最多的一个朝代，从至道元年(995)至元佑七年(1092)间一共制造了四架大型浑仪，北宋的天文仪器最后都被金朝掠夺到燕京，有许多被保存到明代并运往南京，正统四年(1439)，明政府仿制前代的仪器铸造，其中本具仪器就是仿自宋代的浑仪，是以用於测定天体的位置，本仪器原藏於北京，民国二十年(1931)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二纪限仪

The Sextant

制造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可用以测定六十度以内任一两颗天体的角距离和日月的角直径

三简仪

The Abridged Armilla

中国浑仪的结构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的发展过程，从二重发展成三重，从只有赤道还发展到黄道、白道诸环的添置，每一项改进都标示著人们在天体运动规律认识方面的进步。但在出现这些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其一是多环迭套的结构给精密制造带来了困难，很容易造成各重环中心不重合，因而严重影响观测精度，二是环越多，被遮蔽的天区也就越大，影响对某些天体的观测，三是仪器结构复杂，难於操作。

北宋的沈括就因唐代僧一行等人的浑仪操作复杂而创制了新型的浑仪，新制浑仪的主要特点是简化了结构，如取消白道环，缩小某些部件的横截面积，使之轻便易用，二是透过调整黄道、赤道及地平诸圆的位置，并把它做成扁平圆环，以减少他们对视线的遮档，元代郭守敬设计制造的简仪可以说是与沈括简化浑仪结构的工作相呼应，只是他的简化更为彻底。

简仪主要由一架赤道经纬仪和一架地平经纬仪组成，另外底座上还开有水平沟，并装有一只正方案，用以校准仪器的水平和朝向，除此之外，赤道经纬仪的北极端还设有一个候极环，用以校正仪器的极轴指向。

简仪原制造于元至正十三至十六年(1276-1279)，与仰仪一起安装在元太史院的灵台之上。明正统四年(1439AD)又曾仿制原来的简仪与仰仪，直到清初仍保存於北京的观象台，但康熙四十五年(1715)传教士纪里安(Bernard Kilain Stumpf, 1655-1720)在制造地平经纬仪时将它们当作废铜而熔融，所幸正统四年的复制品仍存於南京的紫金山上。

四地平经仪

The Altazimuth

由於明末历局筹设之时正逢与后金交战时期，因此在经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明末所制造的天文仪器多半是木质结构，再包上铜，至清康熙年间，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在康熙八至十二年(1669-1673)间，以铜为材料铸成六件新的天文仪器，此地平经仪即其中一架，它制造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系按照欧洲古典仪器的风格设计的，可用以测定天体的方位角。

五圭表

The Gnomon

明正统二至七年(1437-1442AD)间制造，可以用来测定回归年长度和二十四节气

六象限仪

The Quadrant

制造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可用以测定天体的地平高度或天顶距。

七赤道经纬仪

The Equatorial Armilla

由南怀仁制造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主要用於测定太阳时、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由於南怀仁将许多仪器的功能简化，因之他的天文仪器彼此可以相互参校，在南怀仁所著的《灵台仪象志》一书当中就编有黄道、赤道及地平三种座标间的互换表。

八地平经纬仪

The Azimuth Theodolite

继南怀仁之后，清政府又相继制成两架大型仪器，此为其一，制造於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 ，主要用以测定天体的方位角和地平高度。由於地平经仪和象限仪不适合在同一时刻内观测同一天体，所以才在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制造了将两者合一的地平经纬仪，用这个仪器可以同时观测天体的一对地平座标。本仪器由纪里安所设计制造，基本上是南怀仁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的组合。

九黄道经纬仪

The EclipticnArmilla

制造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也是南怀仁所制造，主要用於测定天体的黄经差、黄纬和二十四节气等。

十玑衡辅辰仪

The New Armilla

继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 1623-1688)之后，清政府又铸造了两架大型仪器，一架是由纪里安(Bernard Kilain Stumpf, 1655-1720)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所制造的地平经纬仪，这基本上是南怀仁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的组合，另一架就是这个玑衡抚辰仪，它的建造是由於乾隆眼见观象台上的仪器都为欧式，故而下令制造，它基本上是仿照传统的浑仪所设计，由戴进贤(Ignace Kogler)等人於清乾隆九年(1744)监制，主要用以测定真太阳时、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此仪营造共耗时十年之久(1744-1754)，是清代最后铸造的一架天文仪器。

十一天体仪

The Celestial Globe

即天球仪，是南怀仁所设计制造的天文仪器，它制造於清康熙十二年(1673)，主要用於测定天体出没的时间与方位，以及求任何时间天体的地平高度和方位角。当时南怀仁所一起铸造的六个天文仪器分别为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及本仪器。这些仪器系依欧洲古典风格设计，打破传统浑仪环圈叠套，集中各种座标於一身的繁琐结构，每架仪器只用於一种座标的观测，因而简化了结构，既便於操作也不致於遮挡太多的天区。

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完善

这一时期天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一系列天文数据趋于精确，一批新的天文现象的发现，历法中的数学计算方法，向着严密化和公式化方向演进，这些使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从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较完善的境界。

一、祖冲之及其大明历

祖冲之（429—500年），字文远，祖籍范阳（今河北涞水县），是刘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他对圆周率的研究，使他名闻遐迩，其实他对科学技术的贡献远非止于此，在天文历法上，亦堪称一大家。463年他撰成大明历，内中多所创新，是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历法之一。

把岁差现象首次引入历法，是祖冲之的一大贡献。由于我国古代历法在计算日月五星的位置时，是以冬至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作为基准点的，所以岁差概念和数值的引进，就使得这一基准点的位置得到较好的校正，从而使日月五星位置推算的准确度得到根本的保证。

大明历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日，误差仅46秒，这是我国古代所用的最佳值之一。(28)该值的取得，与祖冲之巧妙、正确地应用刘洪等人在173年的日影测量结果有关，还与祖冲之发明的冬至时刻测算法密切相关。该测算法是在测量冬至前后数日午中的日影长度的基础上，并在假定这前后数日影长的变化是均匀的前提下，用线性比例的方法求取冬至的具体时刻，它嗣后成为我国古代冬至时刻的经典测算法。

在回归年和朔望月长度精确测算的基础上，祖冲之还很好地选定了十分准确的新闰周：391年144闰，这是我国古代得到的最佳闰周。

在大明历中，祖冲之还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交点月（月亮相继两次通过同一个黄白交点的时间间隔）的长度值：27.2122日，误差仅1秒左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精度水平。(29)

对于五星会合周期，祖冲之也进行了重新测量，得木星398.903日（误差0.019日），火星780.031日（误差0.094日），土星378.070日（误差0.022日），金星583.931日（误差0.009日），水星115.880日（误差0.002日），从总体上看，其精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争取大明历得以颁行，祖冲之曾与守旧派戴法兴辩论，写下了驳议之文，是为科学思想史上的名篇。他坚持改革，反对“信古而疑今”的思想，他“愿闻显据，以核理实”的实事求是态度，他“考影弥年，穷察毫微”(30)的实践精神，至今仍闪烁着熠熠光芒，照耀着人们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攀登。

二、张子信的三大发现

张子信，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是北魏、北齐间著名的天文学家。他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隐居于一海岛，专心致志地用浑仪观测日月五星的运动。570年前后，他获得了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发现：

一是关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张子信由观测得知：太阳视运动从平春分到平秋分（时经半年）所历的黄道度数，要比从平秋分到平春分（亦时经半年）所历度数少若干度，于是，前半年太阳视运动的速度自然要比后半年来得慢，这是他导出这一发现的途径之一。途径之二，是循着与刘洪当年相似的方法达到的。张子信指出：欲使交食发生时刻的预推值与实际相吻合，除虑及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影响外，还须加上某一改正值（称为“入气差”），(31)该值的正负、大小与二十四节气有密切和稳定的关系。这是刘洪“消息术”的再发现。更重要的是，张子信由此升华出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结论，给予“入气差”以合理的解释。他还推算出了二十四节气“入气差”（即二十四节气时，视太阳实际行度与平均行度之差）的具体数值，这是我国古代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所作的最早的明确的定量描述。

二是关于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张子信发现，依据传统的方法推算得的五星晨见东方的时刻，往往与实际天象不相符，常有应见而不见，或不应见而见的情况发生。由进一步的考察，他确认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这种超前或滞后及其时间的长短（称为“入气加减”(32)），也与二十四节气有紧密的、稳定的关系。张子信以为，这正是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具体反映。同样，他也推算出了五星二十四节气“入气加减”的明确数值，从而实现了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初始的定量描述。

三是关于食差的发现，这是关于交食研究的一大进展。张子信认识到简单地根据传统的食限法，还不能断然判定日食发生与否，即在已入食限的条件下，如果当时月亮在黄道之北，则必发生日食无疑；而如果当时月亮在黄道之南，则不发生日食。(33)这里，张子信是发现了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月亮视差是指在地面上的观测者看来，月亮真实位置的天顶距（Z）总比视位置的天顶距（Z+△Z）来得小的一种天文现象（见图1）。对日食而言（见图2），当月亮在黄道之北时，由于视差使月亮的视位置下降，令日月的距离更靠近，所以只要入食限则必发生日食；而当月亮在黄道之南时，也由于视差使月亮的视位置下降，遂令日月的距离增大，所以即使已入食限，还是不发生日食。这就是张子信关于食差的发现的真实天文含义。

张子信的这三大发现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为天文历法体系的完善增添了全新的内容。

三、刘焯的皇极历及其它

刘焯是隋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他于604年撰成皇极历，后世历家咸称其妙。他最先把张子信的三大发现引入历法，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三大发现的具体计算和合理应用问题。

在皇极历中，载有二十四节气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改正数值表（日躔表），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份完整的日躔表，其前身即张子信的“入气差”。在应用日躔表进行任一时刻的改正值的计算时，刘焯首创了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这一数学方法的物理意义，是把某一时段内太阳视运动的速率看成是匀加速或匀减速的。这一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刘焯成功地解决了同时考虑日、月运动不均匀性影响的定朔计算方法，使真正朔日时刻的计算精度得以提高。

在皇极历中，还载有五星入气加减的数值表，其源由亦当来自张子信。重要的是，刘焯首创了推算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三段计算法：平见—常见—定见法。即先把太阳和五星的运动视作是匀速的，由此可算得平见时刻（T0）；次由五星入气加减表求得五星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t），则常见时刻=T0+△t；再由日躔表算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T），于是定见时刻=T0+△t+△T。

关于日月交食的研究，在皇极历中载有“推应食不食术”和“推不应食而食术”，(34)这是对张子信第三大发现的具体补充和发展。此外，刘焯还首次提出了食差对日食食分大小的影响的具体算法，以及交食起讫时刻的计算方法，并对于交食的亏起方位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讨论。

刘焯还是黄道和白道宿度变换的首创者。他曾测得75年差一度的新岁差值，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值。他对南北相距千里，日影长度相差一寸的旧说，持反对的态度，并提出由实测加以验证的具体建议。可惜这一建议连同他的皇极历均未被采纳，但他的科学业绩却是不可泯灭的。

和刘焯同时的另一位天文学家张胄玄，也吸取了张子信的工作成果，约于610年编成大业历。虽然大业历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置不如皇极历周全，却也别树一帜，尤其在五星运动的研究上最为突出。张胄玄测得五星会合周期分别为：木星398.882日（误差0.002日），火星779.926日（误差0.011日），土星378.090日（误差0.002日），金星583.922日（误差小于0.001日），水星115.879日（误差0.001日），它们是我国古代所取得的最佳成果。又，张胄玄对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进行描述时，以为在某些动态段中，五星的运行速率是依等差级数变化的，并解决了等级差数求和的问题，这在天文学上和数学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四、一行及其大衍历

一行（683—727年），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俗名张遂，唐代名僧，在天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大衍历的编制和创新

公元728年，张说奏上一行完成的大衍历。一行为编此历，进行了大量的天文实测，并对中外历法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颇多创新。

从历法的编次体例上看，共计分为七章：(35)“步中朔”（计算节气、朔望等），“步发敛”（计算七十二候等），“步日躔”（关于太阳运动的计算），“步月离”（关于月亮运动的计算），“步轨漏”（计算日影及昼夜漏刻长度），“步交会”（日月交食的计算）和“步五星”（关于五星运动的计算）。它们具有结构合理、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特点，后世历法大都因之，成为历法体例的楷模。从内容上考察，其创新之处主要有：

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进行新的描述，纠正了张子信、刘焯以来日躔表的失误，提出了我国古代第一份从总体规律上符合实际的日躔表。在利用日躔表进行任一时刻太阳视运动改正值的计算时，一行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这是对刘焯相应计算法的重要发展。

一行对于五星运动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描述，确立了五星运动近日点的新概念，明确进行了五星近日点黄经的测算工作。如他以为728年时，木、火和土三星的近日点黄经分别为345.1°，300.2°和68.3°，这与相应理论值的误差分别为9.1°、12.5°和1.6°，此中土星近日点黄经的精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36)一行还首先阐明了五星近日点进动的概念，并定出了每年进动的具体数值。在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进行描述时，一行发明了五星盈缩运动的数值表，它是以五星近日点为起算点，每隔15°定出一个五星实际行度与平均行度之差的数值表格。据此，再应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推求任一时刻五星运动不均匀的改正值，这一表格和方法均较张子信等人的“入气加减”法前进了一大步。

大衍历还首创了九服晷漏、九服食差等的计算法。前代各历法在计算晷漏、食差时，都仅局限于京都所在地，其结果并不适应全国广大地区（即九服之地）的实际情况，所以新算法的提出，就把原先仅合用于京师的历法，全面推广为真正的全国性历法，其意义可想而知。而且，在新算法中，还包含有一行编成的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更具有重大的数学意义。(37)

2.新仪器的制作

为编制大衍历的需要，一行和梁令瓒等人共同制作了用于天体位置（赤道、黄道、白道和地平四种坐标）测量的新仪器——黄道游仪。该仪器是在唐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制的浑天黄道仪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成的。黄道游仪有三重环组构成：外面一重是固定不动的，包括有地平、子午（南北方向）和卯酉（东西方向）三个环；中间一重是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三个环，它们均可绕极轴转动；里面一重是夹有窥管的四游环，可以灵活地照准任一天体。另外，李淳风曾在黄道环上打了249对孔，令白道环每经约27日移动一对孔，以适应黄白交点沿黄道不断西移的天文现象。对此，一行等人稍作改进，他们分别在黄道环和赤道环上每隔一度打一个孔，计365个小孔，前者与李淳风的用意相当，后者则是为适应岁差现象而设计的。

一行和梁令瓒还共同制作了用于演示天象和报时的水运浑天仪，这是对张衡水运浑象的发展，既能自动地表演天球和日月的运动，还能令立于地平环上的两个木人按刻自然击鼓，依辰自然打钟，是为自动报时器的始祖。

3.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工作

724年至725年间，一行分别派人到北起铁勒（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约北纬51°），南至林邑（今越南中部，约北纬18°）的13个地点，测量它们的北极出地高度（即地理纬度）、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影长度，以及冬夏至昼夜漏刻长度等数据，为九服晷漏等历法问题的计算准备必要的条件。

在这项工作中，一行精心选定了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市）、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和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四处，它们大体位于同一地理经度上，且均地处平原，便于距离的丈量。在这四处，除进行上述数据的测定外，还丈量了它们彼此间的水平距离。具体测量工作由另一位天文学家南宫说负责。一行则由这四处的距离差与北极出地高度差的比例关系的分析中，得出南北相距“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38)的重要结论，即以为子午线每1°长131.11公里。虽然这一数值比近代的结果偏大约20公里，但它毕竟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1°长度的实测工作。

五、曹士和边冈等人的贡献

曹士是唐代民间天文学家。在780—783年间，他撰成符天历，这仅是一种民间小历，似不登大雅之堂，但实际上，却在历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符天历选取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为历元，以这种近距历元取代传统的上元法。所谓上元是一种理想的历元，它要求一系列天文现象同起始于一点，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强求之，就不能不带有牵强附会的因素，而且自上元到实际求算年之间往往相距极其庞大的年份，所以上元法存在既使计算繁杂，又使计算结果失真的弊端。曹士的改革，正是针对这种弊病采取的有效措施。又，传统历法的天文数据，一般均以分数表示。对此，曹士选用了万分法，即取分母为一万，这既使各天文数据呈一目了然的形式，又使计算便捷。这两项改革，后为元代授时历所接受。

此外，曹士开辟了历法数值表格及其计算公式化的蹊径。符天历对于日躔表及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改正的计算进行了极重要的改革，建立了太阳实际运行度（V）与平均运行度（M）之间的数学关系式：(39)

式中M为所求日距冬至时刻的天数，亦即度数。该式实质上是刘焯二次差内插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具有计算上的简便性，又具有数学上的严密性。它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历法体系进一步公式化、数学化的重要标志。

这种公式化、数学化的趋势，在边冈的崇玄历（892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边冈把曹士上述公式所展示的数学方法，明确归结为“相减相乘”法，并把该法推广应用于黄赤道宿度变换、月亮极黄纬和交食等历法问题的计算中，均建立了相应的算式。不但如此，边冈还首创了计算每日中午日影长度的二个三次函数式，(40)把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晷影长度表格及其每日晷长的计算公式化了。他还曾定出二个计算太阳视赤纬的算式，(41)系为四次函数式，这就把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太阳视赤纬表格及每日太阳视赤纬的计算公式化了。它们在天文学和数学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唐代天文学家徐昂在其宣明历（822年）中对日食计算所作的重要改进，也是这时天文历法的重要事件。徐昂把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区分为“时差”、“气差”、“刻差”和“加差”(42)四种，它们都与日食发生、节气的先后及辰刻的早晚有关。其中，时差是从定朔时刻求食甚时刻的修正值，而后三者是对去交度（月亮与黄白交点的度距）的修正值，用以判断日食发生与否以及食分大小的计算。对此，徐昂均提出了近似的、经验性的计算方法。由于加差仅是一项微小的订正，后世历法均略而不计，于是徐昂首创的时差、气差和刻差，被合称为日食三差法，成为后世历法遵循的经典方法。

宋元时期天文历法体系发展的高峰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到隋唐时期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形态，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是如此。宋元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天文观测仪器、观测方法、观测成果在精度上的提高，在规模上的扩展，以及若干计算方法的进一步改良，某些宇宙理论的深化等方面，这些都把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发展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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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的没落和中西天文学的融合

明清时期，传统天文历法虽然在个别领域仍有所发展，在个别时期也曾有复兴的苗头，但从整体上看，它经历了长期停滞，渐趋衰落，并融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总潮流中去的历史过程。

天文仪器

一、传统天文历法的停滞和西学的东渐

自明初开始，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二百年中，除了对异常天象的观测仍在继续，个别实用天文学（如航海天文学）有所进展外，天文历法的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

明初统治者对天文历法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策：“国初学天文有严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这严重地摧残了民间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至明孝宗（1488—1505年）时，曾“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61)可见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此外，极少数有幸涉足天文历法的官员，多趋保守，满足于成规旧法以应付日历等的安排，久而久之，对于历理渐渐茫然无知，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间有改革历法的议论，亦并无真知灼见之识，或为“祖制不可变”的强大思潮所淹没。遂使有明一代，沿用元代授时历，一无更改，殊可悲叹！

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国初的禁令已松弛，间有朱载堉、邢云路等人起而对授时历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朱载堉先后献上圣寿万年历和黄钟历，虽然从整体上看它们乃是授时历的翻版，但在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等问题上较授时历有所修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对上自古四分历，下至授时历的历法作了全面的评述。邢云路还在兰州立六丈高表，进行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冬至时刻的实测工作，进而算得回归年长度值为365.24219日的新值，与理论值之差仅约2秒，是为我国古代、亦为当时世界上的最佳值，(62)这是在传统历法经过长期停滞之后，迸发出的灿烂火花。

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汇的复杂过程。

先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学者，崇尚西法，他们与传教士一起，共同编纂了《崇祯历书》，对西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对西法的传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到明清之际，则有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兼通中西之法，他们尽力取中西法之长，力图融中西法于一炉，如王锡阐编撰的《晓庵新法》便是中西历法合璧的产物。清初，以杨光先为首的一批官员，对西法采取全然排斥的态度，其自身对传统历法又茫然无知，这对于天文历法的发展是无益有害的。这些情况，大概反映了明末清初人们对西法传入的三种不同态度。

1723年，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对于天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这时的学者只能埋头于对古代传统历法的注释和整理工作，而西方天文学在此间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以望其项背了，传统天文历法的落后状况已成定局，而这时的中国学者还不能自知。

1840年以后，长期禁锢的门户才被打开，近代天文学知识第二次以全新的面貌传入，在中国学者面前，展现了一个五彩纷呈的天文学知识的世界，人们才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翻译、学习新的天文学知识，踏上了追赶近现代天文学发展潮流的艰巨而漫长的道路。

测量工具

二、航海天文知识的发展

在航海中，观测日、月、星辰以确定船位和航向的方法，至迟在汉代已见端倪，到明代则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明代前期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伟大航行所促成的。

在《郑和航海图》中，从苏门答腊往西途中所经过的地点，共有64处当地所见北辰星（即北极星）和华盖星（即小熊星座β星、γ星等八颗星）地平高度的记录，这是航海中利用了天文定位法的明证。类似的记录，还见于清初的《顺风相送》一书中，说明天文定位法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与利用指南针针经法相参照，是为这时航海定位的两大方法。

在《郑和航海图》中，还有四幅附图，称为“过洋牵星图”，它以图示的方法标出船位经印度洋某些地区时所见若干星辰的方位和高度角，这就更具体和形象地表明当时人们由测量星辰的地平坐标以确定船位的天文方法。而在《顺风相送》等书中，还有关于观测太阳出没以确定方向的方法，它是以歌诀的形式表达的，是民间的比较通用的一种天文导航法。

用来观测星辰方位角的仪器大约是指南针，而观测星辰的高度角的仪器叫做牵星板。据明代李翊的《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它由12块乌木板（最大约22×22厘米，依次减小）和一块四角皆缺（缺口大小不一，分别代表某一定角度）的象牙板组成。观测时，左手拿一块乌木板，向前方伸出，右手牵直穿于木板中央的引绳，使绳与木板垂直，又令木板的下边缘与水平线相切，眼在绳端仰视，使木板的上边缘（或置象牙板在木板上边缘以调节之）与星辰相切，由此便可测知星辰的地平高度。

三、《崇祯历书》的编纂

崇祯二至七年（1629—1634年），在徐光启和李天经先后领导下的历局，聘请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耶苏会士参加，编辑了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崇祯历书》，共计137卷。

该书分为节次六日和基本五目，前者是将历法分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会、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六个部分；后者是指法原（天文学理论）、法数（天文用表）、法算（天文学计算中必备的数学知识，主要是三角学和几何学）、法器（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以及会通（中西各种度量单位的换算表）五大部分。其中法原40卷，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是全书的核心，它不但论述了历法本身，而且还着重讨论了作为历法基础的天文学理论和计算方法等问题。

该书采用了十六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绕地球旋转，而五大行星则绕太阳运行。这个体系比利玛窦等人传来的托勒玫地心学说有进步，但较哥白尼体系却是个退步。该书还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日月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现象，而此时小轮系统已被开普勒证明是一种主观的虚构，天体绕中心体作椭圆轨道运动才是真谛。从这两方面看，《崇祯历书》所根据的并不是当时先进的理论，而是业已落后的东西。

尽管如此，第谷体系和小轮系统对中国学者来说，也还是较新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该书还引进了一系列新的天文概念和计算方法。如明确的地球概念，测量经纬度的方法，日月食计算新法，周日视差和蒙气差的改正值，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严格的黄道坐标系统，冬至点和太阳近地点的区别，圆周的360°制等等。它还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部分科学成果和天文数据。如它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基本上译出了其中的八章，译用了哥白尼发表的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太阳黑子在日面上运行的新发现；译出了开普勒《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几段材料，等等。这些都大大扩展了人们在天文学领域的视野。

清初，传教士又将《崇祯历书》略作整理进呈给清帝，改书名为《西洋历法新书》，共100卷。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成为当时天文学家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最主要著作，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王锡阐、梅文鼎等人的天文工作

清初，涌现出一批积极学习、研究中西天文学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兼通中西天文学的流派，王锡阐和梅文鼎便是其代表人物。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他们对中西天文学均采取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并脚踏实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王氏之学以精深见长。在深入钻研中西天文学和亲自从事天文观测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63)他指出西法有精到之处，但还存在不完善以至讹误的地方。如西法以为月亮在近地点时视半径大，因而月食食分就相对地要小些。王锡阐则正确地申明：月亮在近地点时，其本身大小是不变的，而地球影锥的截面却肯定要大些，所以月食食分不会反而减小。又如，他指出了传教士汤若望在计算日食时刻时，把定朔时刻和食甚时刻混为一谈的错误，以及把平气和定气合二为一的曲解。王锡阐还认为中法虽有不及西法之处，但也不乏超胜的部分。他极力阐明传统历法的优点，在对我国历代黄赤交角测量结果分析中，敏锐地提出了黄赤交角古大今小的正确概念。

在《五星行度解》一书中，王锡阐还在第谷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行星运动理论，并推导出了一组公式，用于行星位置的预报。

《晓庵新法》是王锡阐融汇中西天文学的杰作，这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以传统体例形制出现的历法，在内容上兼收中西历法的长处，并有所发明创造。如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独立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了细致地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等等。

梅氏则以博大闻名，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在数学方面，但对天文学亦多所论述。仅天文学著述就达40余种之多，有对传统历法的评述、注释和研究，有对《崇祯历书》的评论及正误补缺的工作，有对古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和对他自己所创制的仪器的说明等等。这些著作对于中西天文学的异同得失有着十分深入中肯的评介，对中西法的融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薛凤祚是与王锡阐齐名的另一位学者。他经过30余年的学习和研究，写成了《历学会通》一书，十分系统、详尽地介绍了欧洲天体运动的计算方法，并充分利用了传入不久的对数这一有效的数学方法。该书是我国学者独立完成的影响很大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

五、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

1760年，法国耶苏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进献《坤舆全图》，在图的四周说明文字中，肯定了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并介绍了开普勒运动定律和地球为椭球体的事实。但是，这幅世界地图，连同前不久传入的表演哥白尼学说的两架仪器，都被锁在深宫密室之中，没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才真正掀起了学习西方天文学的热潮。

1844年，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书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作了介绍。其中译载了好几篇有关哥白尼学说的文章，并附有地球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的图象，这是第一批公开宣扬和肯定哥白尼学说的中文文献。

1859年，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谈天》一书，这是近代天文学传入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该书是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编著的一部深入浅出的优秀天文学著作，原名《天文学纲要》，在西方曾风靡一时，广为流传。《谈天》是据原书1851年新版译出的，书中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已取得的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有对太阳系结构和行星运动理论的较详细的叙述，有对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理论（包括其轨道根数摄动的几何解等）、彗星轨道理论等的论述，有对恒星系，如变星、双星、星团、星云等的讨论。从而展示了一幅崭新的、丰富多彩的天文学画图。

李善兰为《谈天》写了篇极其精彩的序言，极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开普勒三大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的正确性，尖锐地批评当时一些保守的中国学者对哥白尼学说的歪曲和攻击。

《谈天》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874年，徐建寅又把1871年为止的天文学最新进展补充进去，出版了《谈天》增订本。经由李善兰等人的努力，从哥白尼开始到牛顿完成的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之上的近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1885年，康有为写了《诸天讲》一书，其后屡经修改，到1930年他去世以后才正式发表。该书介绍了许多天文学最新知识：恒星光谱型，太阳的化学元素组成，太阳上的核反应，以及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设，张伯伦和摩尔顿提出的太阳系形成的半碰撞假说，乔治·达尔文的关于月亮起源于因地球迅速自转而从地球分离出来的假说，等等。

康有为以及严复、谭嗣同，以至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是哥白尼和牛顿学说的信奉者，又都十分重视对宇宙演化学说的学习、研究和引申，这些都曾是他们批判封建主义而变法革新的思想武器。

他们的工作，为近代天文学的传播，起了独特的和重要的作用。

（陈美东）

注释：

(1)《左传·襄公九年》。

(2)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3)萧良琼：《卜辞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量》，见《科技史文集》第10辑，1983年。

(4)闫林山、全和钧：《论我国的百刻计时制》，见《科技史文集》第6辑，1980年。

(5)(10)张培瑜：《〈春秋〉、〈诗经〉日食和有关问题》，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3集，1984年。

(6)陈久金：《西周月名日名考》，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7)(22)《晋书·天文志》。

(8)潘鼐：《我国早期的二十八宿观测及其时代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9)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造》，见《考古》1976年第2期。

(11) 《管子·内业》。

(12)《尸子》。

(13)《墨经·经下》。

(14)《荀子·不苟》。

(15)《庄子·天下》。

(16)《慎子》。

(17)《管子·侈靡》。

(18)《管子·地数》。

(19)《素问·五运行大论》。

(20)《汉书·律历志》。

(21)(46)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冬至时刻的测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贡献》，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3)陈美东：《刘洪的生平、天文学成就和思想》，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24)《尚书·尧典》。

(25)(31)(32)(35)(42)《新唐书·历志》。

(26)《汉书·五行志》。

(27)《续汉书·天文志》。

(28)(29)(47)(62)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年、月长度的测定》，见《科技史文集》第10辑，1983年。

(30)《宋书·律历志》。

(33)《隋书·天文志》。

(34)《隋书·律历志》。

(36)(50)陈美东：《我国古代对五星近日点黄经及其进动值的测算》，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7)刘金沂、赵澄秋：《唐代一行编成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8)《新唐书·天文志》。

(39)(57)陈美东：《我国古代的中心差算式及其精度》，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40)(51)陈美东：《崇玄、仪天、崇天三历晷长计算法及三次差内插法的应用》，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41) (52)陈美东：《中国古代太阳视赤纬计算法》，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43)陈美东：《我国古代漏壶的理论与技术——沈括的〈浮漏仪〉及其它》，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44)《新仪象法要》。

(45)(55)潘鼐、向英：《郭守敬》，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48)(49)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1982年，科学出版社。

(53)陈鹰：《〈天文汇抄〉星表与郭守敬的恒星观测工作》，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

(54)D.H.克拉克、F.R.斯梯芬森著，王德昌、徐振韬译：《历史超新星》，1982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56)《元史·历志》。

(58)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1964年，科学出版社。

(59)《张子正蒙·太和篇》。

(60)《朱子全书》卷49。

(61)《野获编》。

(63)席泽宗：《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见《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

四柱三元

天元

天元指四柱中的天干. 天元的推算, 主要通过日干与其余三干的五行生克合化以及十神的衡量, 对透出的所主之事作出强弱损益, 命之贵贱的判断.
天干化合:

甲己合化土, 乙庚合化金, 丙辛合化水, 丁壬合化木, 戊癸合化火.
天干化合所主:

甲己合化土, 为中正之合. 安分守己, 重信讲义. 若命局无他土, 又带七杀, 则缺乏情义, 诡计多端, 性刚.甲日干合己, 遇乙木, 妻财暗损. 丁火, 衣禄成空. 辛金, 贵显高门. 戊土,家殷大富. 癸水, 平生发福. 庚金, 家徒四壁. 丙火, 禄享千钟.己日干合甲, 遇丁火, 他人凌辱. 乙木, 自己遭遇. 辛金, 家殷大富. 庚金,孤寒白屋. 癸水, 官职迁荣.　
乙庚合化金, 主仁义之合. 刚柔兼备, 重仁守义. 若有偏官或坐死绝等弱运者, 反固执己见, 轻仁寡义.乙日干合庚, 遇丙火, 蹇难. 壬水, 荣华. 丁火, 似春花之笑日. 己土, 满堂金玉. 辛金, 若秋草逢霜. 甲木, 麻麦盈仓.庚日干合乙, 遇辛金, 暗损. 丙火, 相煎. 丁火, 如蛟龙得云雨. 癸水, 田园漂荡. 壬水, 财禄增减. 戊土, 不成巨富, 逢壬水助方永保长年.
丙辛合化水, 主威严之合. 仪表威严, 智力优秀. 若带七杀或座死绝者, 反性酷无情, 乖僻寡和. 女命逢支冲, 合化之水, 主性感纵欲.丙日干合辛, 遇戊土, 成名. 乙木, 官爵迁荣. 癸水己土, 家门显赫. 壬水辰土, 祸败.辛日干合丙, 遇戊土庚金, 功名.
丁壬合化木, 主仁寿之合. 心地仁慈, 长命多寿. 妇命若命局水过旺泄木,则为淫欲之合. 若座死绝者, 酒色破家.丁日干合壬, 遇丙火, 历年安逸. 辛金, 一进优游, 富贵双全. 戊土, 活计消遣. 癸水, 生涯寂寞. 乙木重重, 财禄无成. 庚金叠叠, 功名莫望. 喜甲临辰,禄封双美. 喜己共酉, 亦禄封双美.壬日干合丁, 遇甲木, 多遭仆马. 辛金, 广置田庄. 丙火, 英雄豪杰. 癸水,辛苦经商. 己土, 佩印乘轩. 戊土, 漂蓬落魄. 庚金, 皓首无成. 乙木, 青年不遇.
戊癸合化火, 主无情之合. 相貌俊秀, 薄情乏义. 男多抱玩世之心, 女则多嫁俊夫.戊日干合癸, 遇乙木, 终能显达. 壬水, 独自丰隆. 丙火, 难寻福禄. 庚金,易见亨通. 己土, 妻子有损. 辛金, 谋略为拙.癸日干合戊, 遇丙辛, 一世多成败. 甲己, 历年劳心. 丁火, 仓库丰肥. 庚金, 田财殷实. 乙木, 官爵陆荣. 壬水, 财禄两全. 辛金, 财缘得失. 己土, 仕途蹭蹬.

天干化合要则:
干支化合, 有合化与只合不化之别.天干合化与否, 须以日干为主, 紧临月干或时干为合, 且月支须为合化之同一五行方论合化. 如甲与己合土, 须日干为甲, 月干或时干为己; 日干为己,月干或时干为甲, 而且月支为辰戌丑未土月生人, 与合化之土五行相同方可论化.还有两种情况也可合化: 一是年月天干相合, 年支为合化之五行有根得化.如年庚月乙合金, 年支为申金. 二是日干与月干或日干与时干合, 月支不化, 所化五行在其余三支为三合局或三会局也可论化. 如庚日与乙月合金, 月支不是申或酉, 但年日时支合成了申子辰或申酉戌, 其化成功.地支合化与否, 要两支紧临相贴, 且天干须透出地支合化之五行方可论化.如卯与戌合火, 天干透出丙火或丁火, 与地支合化之火同为一五行而论化.相临之合不化, 以合而不化论.再有, 凡天合, 地合, 合化之后, 以合化后的五行论, 原五行失却其作用;合而不化, 为独立五行, 均不再与其他干支论生克刑冲.
天干生克要则:

天干相生: 临干之生, 其生力大于隔干;同性之生, 其生力大于异性;生者减气, 受生者得益.天干相克: 吉神相克为凶, 凶神相克为吉;两干相克, 临干力大, 隔干其次, 远干无力;两干同性相克之力大于异性相克;两干相克均受损, 受克损伤大;隔干之克, 中隔之干化克则不以克论. 如丙火隔干克庚金, 中隔土, 是土泄火气而生金气, 连续相生, 故以生论不以克论.克中有合, 合去克则不作克论. 如丙火克庚金, 但柱中有辛, 丙辛合水, 水克火, 丙火克不了庚金,故不以克论.日干被他干克, 又有克他干的制, 不作克论. 如庚日干被丙月干克, 丙月干则被壬年干制服, 故不以丙庚而作壬丙可论.

地元

地元指四柱中的地支. 地支的刑冲害合会等对日元产生着重大影响, 地元中的月令(月支)对日元旺衰得地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
地支三会
寅卯辰三会东方木, 巳午未三会南方火,
申酉戌三会西方金, 亥子丑三会北方水.
地支三合
申子辰合化水, 亥卯未合化木, 寅午戌合化火, 巳酉丑合化金.
生地半合
申子半合水, 亥卯半合木, 寅午半合火, 巳酉半合金.
墓地半合
子辰半合水, 卯未半合木, 午戌半合火, 酉丑半合金.
地支六合
子丑合土, 丑未合土, 寅亥合木, 卯戌合火, 辰酉合金, 巳申合水.
地支相冲
子午相冲, 丑未相冲, 寅申相冲, 卯酉相冲, 辰戌相冲, 巳亥相冲.
地支相刑
寅刑巳, 巳刑申, 申刑寅, 为无恩之刑.
未刑丑, 丑刑戌, 戌刑未, 为恃势之刑.
子刑卯. 卯刑子, 为无礼之刑.
地支相害
子未相害, 丑午相害, 寅巳相害, 卯辰相害, 申亥相害, 酉戌相害.
凡四柱地支中有六合、三合局, 主人容貌姿美, 神气安定, 好生恶死, 心地平直, 周旋方便, 聪慧疏通. 合为吉神则吉, 合为凶神则凶. 相生之合最吉, 相克之合不吉, 死绝之合则一生不得志. 三合化局中, 化吉为吉, 化凶为凶.

地支六冲主事:

子午冲, 一身不安.
卯酉冲, 背约失信, 忧愁多劳, 色情纠纷.
寅申冲, 多情且好管闲事.
巳亥冲, 多事, 喜助人.
辰戌冲, 克亲伤子寿短.
丑未冲, 事多阻逆.
日冲月支, 犯父母兄弟.
年与月支冲, 离祖别乡.
年与日支冲, 与亲不和.
年与时支冲, 与子不和.
年与日月时支冲, 性暴躁或易患疾.
子午卯酉冲, 地域之冲, 指居住地变迁, 职业不变.
寅申巳亥冲, 职业之冲, 指居住地和职业均改变.
辰戌丑未冲, 职业之冲, 指居住地不变, 职业变动.
四柱逢冲, 多不居父母家.
相临之冲冲力大, 隔位之冲冲力小. 冲去忌神为吉, 冲去吉神为凶.
地支相刑主事:

寅刑巳, 巳刑申, 申刑寅, 为无恩之刑. 四柱有所刑者或逢岁运相刑者, 性情冷酷薄义, 或遭人陷害及凶事发生. 若再座十二宫中死绝者, 更甚. 女命遇此刑易损孕.
未刑丑, 丑刑戌, 戌刑未, 为恃势之刑. 四柱有此刑者, 恃自己之势, 过于猛进, 易遭挫折失败. 与十二宫中长生, 沐浴, 冠带, 临官, 帝旺同柱, 精神刚毅. 与死绝同柱, 卑屈或多狡猾, 常罹疾招灾. 女命则孤独.
子刑卯. 卯刑子, 为无礼之刑.
四柱有所刑者, 缺乏独立自主, 行事有始无终, 固执己见, 常陷困境, 生日有此刑, 夫妻有疾; 生时有此刑, 子病弱. 四柱有两组自刑者, 其凶兆更甚; 四柱命佳, 反有贵之诱力. "三刑之位带三奇, 天乙兼得在日时, 刑若等分干遇德,官居极品定无亏."

地支相害主事:

子未害, 不能利润骨肉.
丑午, 卯辰害, 逢旺易怒, 缺乏忍耐力, 座十二宫弱地, 恐有残伤.
寅巳害, 重金者, 废疾缠身.
酉戌害, 面部易生暗疮.
月支害, 孤独薄命, 女命尤甚.
日时害, 防老年伤残.
<<金书诀>>云:"六害之人忌日时, 老年残疾苦何依. 又逢羊刃神相蚀, 不中锋芒虎亦欺." 可见命犯六害, 大忌干支相伤, 日时上最紧.

会局合冲总论要则:

天干合化者, 秀气也; 地支合局者, 福德也.合中有克, 指无论夫妻关系, 朋友关系, 有先好后坏, 先热后冷, 先合后分的趋向.合中有生, 指无论夫妻关系, 朋友关系, 越合越好.柱中地支有合局, 主人容貌姿美, 神气安定, 心地平直, 周旋方便, 聪慧疏通. 合为吉神则吉, 合为凶神则凶. 相生之合最吉, 相克之合不吉, 死绝之合一生不得志.
干合支合, 为和顺协调, 一般为多吉小凶. 刑. 害, 冲是命局干支不和顺的表现, 大多为凶而小吉. 具体要分析是合为喜还是合为用神所忌, 刑, 害, 冲是用神有益还是有损.

三刑和六害在格局中合论的不多. 总之刑, 害, 冲只能一对一, 一对三地或刑或害或冲. 在此只将三会, 三合, 半合, 六冲, 六合, 在格局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的推断要则作个介绍.一般来说三会局的力量大于其它力量, 其次是三合局. 三会与六冲相见, 以三会论, 三合与六冲相见, 除了合局中的子午卯酉被紧贴之支冲破外, 均以合论.半合有旺支半合(如亥与卯, 卯与未)与非旺支半合(如亥与未), 旺支半合紧贴但与旺支紧贴而冲, 以冲论. 旺支半合紧贴与非旺支冲, 冲不动, 以半合论. 半合中隔支冲, 以冲论. 半合中隔一无关紧要之支, 弱半合透出所化之五行(如亥卯半合中隔一他支为无用, 但三合局化为木, 若干透甲或乙则可), 以半合有用论,反之无用. 旺支半合与六合相见, 以半合论. 六冲与六合相见, 除六合有力外,以冲论(如未年午月子日, 午未合土有力则不做子午冲). 冲支中有子午卯酉本气之冲, 子冲午, 子主克, 午受克; 卯酉冲, 卯受克, 酉主克, 有相战之义, 最为激烈. 寅申巳亥之冲次之. 而辰戌、丑未冲是土之本气, 因激起而旺, 无战克之意, 但其中气, 余气所藏之干另以生克论. 远隔相冲是有冲之心无冲之力, 克性不大, 冲力为动而已.
原则上: 三会局 > 三合局 > 旺半合 > 六合 > 非旺半合. 各合见冲, 以要则为准.

人元

人元指地支中所藏天干.
地支遁藏
子丑寅卯辰巳
癸癸辛己甲丙戊乙乙戊癸庚丙戊
午未申酉戌亥
己丁乙己丁戊庚壬辛辛丁戊壬甲

日干旺衰

日干旺包括四个方面: 得令, 得地, 得生, 得助.
得令: 日干旺于月支, 处长生, 沐浴, 冠带, 临官, 帝旺之地为得令.
得地: 日干在其余各支中得长生(须阳日干), 禄刃(支中藏干的本气为比,为劫), 或逢墓库(阳日干逢墓库为有根, 阴日干无气 , 故无根).
得生: 日干得四柱干支中的正偏印之生为得生.
得助: 日干与四柱其它天干同类为逢比肩劫财帮身, 此为得助.

身旺的判断条件:

首先, 日干得令是判断身旺的最重要的方面.
其次, 在得令的前提下, 得地, 得生或得助再占其一, 可以肯定是身旺. 占其二为偏强偏旺. 三者都占就为过旺.
其三, 在不得令的前提下, 得地, 得生, 或得助再占其二项以上, 要有力又多助益, 为身旺或偏旺.
其四, 在不得令的前提下, 得地, 得生或得助只占其一项, 但四柱中三合局或三会局为生身之印局, 或为帮日干之比局, 为身旺.
其五, 在不得令的前提下, 如果得地, 得生或得助有力且众, 虽占两项仍为身旺, 但如得地中长生, 禄, 刃, 墓中占的成分少, 势必地支中克我, 耗我, 泄我的成分就多. 日干便处于较为平衡的不旺不弱之间, 不易定出旺衰, 用神就不好找, 走什么运更好就无从论起. 在这种情况下,(1). 如果天干化合的五行或地支合化的五行是生身帮身, 就为身旺; 是克制我, 耗我气或泄我气的, 便为身弱.(2). 地支半合或半会生身帮身五行的, 也为身旺; 是克制我, 耗我气的便是身弱.(3). 克我, 耗我或泄我之气的处在弱地(不得令), 而生我, 帮我之气处在旺地, 则为身旺. 反之为弱.(4). 克我, 耗我或泄我的干支逢冲, 被制服, 被合去, 或离得远, 仍为身旺.反之为弱.

用神喜忌

所谓用神, 就是八字中对于日干来说, 具有补弊救偏或促进助成作用的一种五行. 四柱命局以用神为核心, 用神健全有力与否, 影响人一生的命; 一生补救与否, 影响人一生的运.凡用神之力不足, 四柱中有生助用神者, 或四柱刑冲克害用神而能化凶神,制凶神者, 就是喜神. 四柱没有用神, 就得靠行运流年来补. 对于命局五行较为平衡, 用神不太紧缺的四柱, 其一生较为平顺, 无大起大落.

一般用神有生扶用神, 调候用神, 通关用神.

一. 日干弱, 多官杀, 用神取印星。

首先是泄官杀的作用, 然后才是化敌为友, 为我所用. 泄, 在五行中其理是为: 强金得水,方挫其锋, 强火得土, 方止其焰; 强水得木, 方泄其势; 强土得金, 方制其壅; 强木得火, 方化其顽.先挫其锐气, 消其气焰, 泄其气势, 才能谈得上化而生身. 按理说: 金能生水, 水多金沉; 水能生木, 木多水缩; 木能生火. 火多要焚; 火能生土, 土多火晦; 土能生金, 金多土变. 这是指物极必反, 但日干已很弱, 又那么多官杀克我,光泄其病气不足以强身, 还需要大补, 不但水不沉金, 木不缩水, 火不焚土, 而且可金水相涵, 水木相生, 木火通明...这叫矫枉过正, 所以, 日干弱为水, 克我者为土, 不但要以金制其壅, 还要以金生我身; 日干弱为火, 克我者为水, 不但要以木泄其势, 还要以木生我身; 日干弱为土, 克我者为木, 不但要以火化其顽,还要以火生生我身; 日干弱为金, 克我者为火, 不但要以土消其焰, 还要以土生我身; 日干弱为木, 克我者为金, 不但要以水挫其锋, 还要以水生我身. 这就好比一个人内火旺, 但又肾虚, 这对矛盾不好解决. 而西洋参既泄火又滋阴, 从而调解了这对矛盾, 这种命理上的通关作用, 正是对症下药, 而重病配重药, 正是日干弱又多官杀最好的化解办法, 这在中医治疗中起到了阴阳平衡而不出毛病的作用. 在四柱中, 此用神如强旺, 印枭之运便是人一生中最佳的运程, 不但没有病,而且高官厚禄, 权印在握, 功名自有.

日干弱, 又多官杀, 在化敌为友不成的情况下, 便是四柱缺用神. 要另寻途径才能抵挡众多的矛射我身. 这第二用神便是比劫. 比劫好比坚实的盾牌,可以起到抵挡克星, 帮身护身的作用. 凡日干弱又多官杀克, 财耗, 食伤泄,都是用神弱的表现. 十神生克化合组合较好, 为之有救, 命局中没有, 指望喜神能代替用神行使职能, 再就是靠运补救. 日干弱为木, 不胜砍伐, 木多为林,胜伐而不倒; 日干弱为金, 不胜锻炼, 合金为硬, 百炼成钢; 日干弱为火, 不胜扑灭,燎原之火, 胜灭而比熄; 日干弱为水, 不胜淤塞, 奔流之水, 胜阻而不干; 日干弱为土, 不盛密栽, 中原之土, 胜灾而不散. 在四柱中, 日弱官杀旺而用神为比劫的命局, 次于用神为印星. 从运程上来说, 印枭之运为行运用神, 是命局中所缺之用神, 能补命之不足, 所以是最佳运. 比劫运只能是第二好运.

二. 日干弱, 多财星, 用神首取比劫.

日弱财多, 好比戴满了珠宝引起贪财之人起贪心, 可叹没有强壮的身体来守住财宝, 被抢想追回来, 就要靠路人和朋友帮; 若是想夺回, 就非要有力气拼搏不致于损失, 不然轻则赊财, 重则惹来杀身之祸, 落得人财俱亡. 所以比肩劫财可补身弱财多之不足, 以抗衡来犯. 以上可看出, 财和比劫是一对相克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不好的例子呢? 只因身弱财多挑不起财, 求财辛苦, 而且往往在财到手之际同时也孕育了灾难, 对这种命局来说, 财是祸根. 这样的命局女人缘特别好, 但却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甚至座牢. 什么时候可胜财呢? 只有当行比劫运的时候, 方成气候. 日干弱为木, 土为旺财, 木重成绿洲; 日干弱为金, 木为旺财, 金利可削木为才; 日干弱为火, 金为旺财, 火旺得以炼; 日干弱为水, 火为旺财, 水多方相济; 日干弱为土, 水为旺财, 土多得以围. 走比劫运不但自己升官发财, 兄弟姐妹也大获其利, 其次是行枭印运.

日弱财多, 弱命局没有比劫, 印星即为替补用神, 即第二用神. 印星与日干是相生关系, 所以印星首先起生身作用. 日干太弱又遇忌神财星, 其弱之又弱好比雪上加霜.取印星为日弱财多的用神, 还可以有耗财之用. 在运中, 比劫为最佳运, 这期间可成为富翁, 万事顺意, 印枭运为第二好运, 还利文途. 故日干弱为金, 木财盛, 可以土印星为生身耗财之用; 日干弱为木, 土财盛, 可以水印星为生身耗财之用; 日干弱为土, 水财盛, 可以火印星为生身耗财之用; 日干弱为水,火财盛, 可以金印星为生身耗财之用; 日干弱为火, 金财盛, 可以木印星为生身耗财之用.

三. 日弱多食伤, 首先要取印星为用神.

印星是生身的, 印星是生身的, 同时又是克制忌神食伤, 即扶弱又止泄. 故日干弱为金, 食伤之水多, 为过于泄身, 以印星之土来制水生身; 日干弱为火, 食伤之土多, 为过于泄身, 以印星之木来制土生身; 日干弱为木, 食伤之火多, 为过于泄身, 以印星之水来制火生身; 日干弱为土, 食伤之金多, 为过于泄身, 以印星之火制金生身, 来制水生身; 日干弱为水,食伤之木多, 为过于泄身, 以印星之金来制木生身;若命局无印星, 只能退而求次取比劫为用神. 不说比劫能奈何食伤几多, 起码是身子亏得起. 故日干弱为金, 多食伤之水, 喜比劫之金帮身; 日干弱为火, 多食伤之土, 喜比劫之火帮身; 日干弱为木, 多食伤之子, 喜比劫之木帮身; 日干弱为土, 多食伤之金, 喜比劫之土帮身; 日干弱为水, 多食伤之木, 喜比劫之水帮身.

四. 日干强旺, 多印星, 取财为用神.

财星用神, 既有能挑财得财之用, 又有制其日干原神(指生日干之印星), 不致生身太过而劫财. 日干与财是相克关系, 如若日干已旺, 又得印星生身为强旺, 财就过弱. 金弱遇火, 必见销熔; 火弱逢水,必为熄灭; 木弱逢土, 必为淤塞; 土弱逢木, 必为倾陷; 木弱逢金, 必为砍折.故日干旺为火, 又得木之印星生身更强旺, 用神取金财可制印木, 耗日强旺之身;日干旺为水, 又得金之印星生身更强旺, 用神取火财可制印金, 耗日强旺之身;日干旺为土, 又得火之印星生身更强旺, 用神取水财可制印火, 耗日强旺之身;日干旺为木, 又得水之印星生身更强旺, 用神取土财可制印水, 耗日强旺之身;日干旺为金, 又得土之印星生身更强旺, 用神取木财可制印土, 耗日强旺之身.

日干强旺多印星却没有财, 命局就缺用神, 第二用神可取官杀, 来克抑强旺之身.如再无官杀, 当取食伤为用神了, 来泄日旺之身, 耗强旺之印.五. 日干强旺, 多比劫. 共三种情况. 首先, 比劫是耗财之神, 不抑制比劫无从养命, 更无法以财生官求富贵荣华. 所以, 官杀是制比劫的第一用神. 命局有官或杀, 不但可抑透出天干的比劫, 还可克月令之禄刃. 因为身旺是指天干比劫帮身或印星生身太过, 二是指日干当令, 当令是指日干在月支中临长生, 沐浴,冠带, 临官, 帝旺之地, 而且地支中, 尤其是月支中, 日干处临官之地时为建禄.在五行中, 日干旺为强金, 首取火之官星为用神; 日干旺为强土, 首取木之官星为用神; 日干旺为强水, 首取土之官星为用神; 日干旺为强火, 首取水之官星为用神; 日干旺为强木, 首取金之官星为用神.

若身旺无官杀, 次取食伤为第二用神, 食伤可泄旺身, 同时也可泄月令之旺气. 食伤有生财之功, 并且无官杀就不克第一用神. 故日干旺为金, 无火之官星抑制, 次取水之食伤为第二用神; 日干旺为木, 次取火之食伤为用神; 日干旺为水, 次取木之食伤为用神; 故日干旺为火, 次取土之食伤为用神; 日干旺为土, 次取金之食伤为用神.

倘若身旺既无官杀又无食伤, 那么这样的命局就少了两行, 实属非常偏枯,除了财星就无可救药了. 如果真是无药可救的四柱, 那就有早夭之率了.

通关用神:

在相对平衡的四柱中: 财星与印星旺而相战, 有一点官杀星可通关; 印枭与食伤旺而相战, 日干得令可通关; 官杀与比劫旺而相战, 有一点印星可通关.

调候用神:

五行有燥湿之分, 四时有暖寒之别. 命局炎躁喜湿润, 命局寒湿喜暖燠. 此为专为冬月夏月所生之命局开具的补气良方, 调候之用神.

调候用神和通关用神是辅助扶抑用神的, 推命还需以生扶用神为主.

下面以日干五行旺衰的情况再论取用之理:

日干五行取用宜忌

凡是日柱天干属木的人, 一定要分辨清楚其木势的盛衰, 木重而水多, 就是草木昌盛, 应以适当的金来削木, 如果金太少, 遇上土也好. 木显得微弱而金很坚强, 就是木势衰, 应用火制金, 如果火太少, 那么遇木也好. 至于水太盛木就会水漂走, 用神应取土为上, 其次再用火, 土太重木就会变得衰弱, 应取木为上,其次再用火, 土太重木就会变得衰弱, 应取木为上, 其次用水. 火太多木就会被焚烧, 应取水为上, 其次取金为用神.

凡是日柱天干属火的人, 一定人分辨清楚其火力是有余还是不足. 火势炎热并且木多, 为有余, 应用水来缓济火, 如果水势衰弱, 遇金也好. 火势败弱且水势旺盛, 为不足, 应取土来制木, 如果土衰弱, 遇火也好. 至于木多火势就炽烈,用神应控制为上, 其次取金为用神; 金太多火会熄灭, 应取火为上, 其次再用木;土太多火会隐晦不显, 应取木为上, 其次再用水.

凡是日柱天干属土的人, 一定要分辨清楚土质是厚是薄. 土质凝重且水少,为厚, 宜用木来疏土, 如果木太弱, 遇到水也好. 土质轻盈并且木盛大, 为薄, 宜用金制木, 如果金太弱, 遇上土也好. 至于火太多, 土就会被烤焦, 用神应选取水制火为上, 其次再用金, 水太多, 那么土会被冲走, 应选土为上, 其次再用火,金太多, 土壤就会变衰弱, 应取火为上, 其次再用木.

凡是日柱天干属金的人, 一定要分辨清楚金质是钢是弱, 金多且土厚, 为钢,宜用火来修炼金, 如火太衰弱, 遇到木也好. 木很重且金又轻, 为弱, 宜用土来生长金, 土太衰, 遇到金也好. 至于土太多, 那么金就会被埋没, 用神应取木为上, 其次再用水; 水太多金就会沉潜于不中, 这种情况应选取水为上. 其次用金.

凡是日柱天干属水的人, 一定要分清楚水势的大小. 水很多且金又重,为水大,宜用土来防御和控制水, 如果土太弱, 遇到火也好. 水很少土又多, 为水小, 宜用木来制土, 木太弱, 遇到水也好. 至于金太多, 那么水就会变混浊, 用神应取火为上, 其次再用木. 火太炎热, 那么水就会被烤干, 应取水为上, 其次再取金为用. 木太多, 那么水就会隐缩不畅, 应选金为上, 其次再取金为用神.

论四时之木宜忌

<<穷通宝鉴>>上说:"春天的木, 还带有剩余的寒气, 如果遇到火来温暖, 才能避免盘屈弯曲的祸患; 如果是遇到水来滋润, 就会觉得有舒畅的美妙. 但如果水太多树木就会潮湿腐烂, 水太少树木就会枯毁, 因此, 必须水火都适度才好.至于如果土太多了, 就会损耗树的内力, 也是值得忧虑的; 如果土比较稀薄, 那么树木就会繁荣茂盛. 如果这时的木遇到金, 就会变得坚硬, 遇到火也没有大的伤害; 假若木已经得强壮了, 遇到金也不怕, 一样生长.

夏天的木, 根和叶都很干燥. 树木开始由弯曲而挺拔, 由盘屈而伸展; 喜欢盛大的水来滋润它, 忌怕炎热的火来焚烧它; 适宜生长于薄土而不宜厚土, 土太厚对木就是一种灾害难; 讨厌多金而不讨厌少金, 因为金太多木就会被抑制, 那样就会象一层层的树木, 繁荣茂盛, 只徒自成林, 一叠叠的花朵, 开得漂亮, 但最终还是不结果实. 这就是所谓:"重重见木, 徒自成林, 叠叠逢华, 终无结果."

秋天的木, 外表逐渐凋零萧条. 初秋的时候, 还保存有火气, 喜欢水土来滋润生长; 中秋的时候, 果实已经结成, 喜欢刚硬的金来削落它; 霜降之后, 不适宜太盛的水, 水太盛了, 木就会被漂起来; 寒露之前, 又适宜较强的火来加热,火热那么木就结实. 木多就有多材的美称, 土太多太厚木就无法生长自立.

冬天的木, 盘屈弯曲在地上, 希望多一些土来滋养它, 害怕水太多来淹没它的身体. 金即使多, 对他也没有伤害; 如果这时火再次出现, 对木就有温暖之功.叶落归根"复命"的时候, 木的病衰之势是不能阻挡的. 只是忌怕这时死绝了, 应刻生长,存活它.

论四时之土宜忌

春天的土, 它的势力是最孤单的, 所以喜欢火来扶持, 惧怕木来克制; 喜欢土来比肩助力, 惧怕水来扬波而冲流土. 这时遇到金来制伏木, 土就变得强大,但如果金太多太重又会盗泄土气.

夏天的土, 它的品性最干燥; 遇到大水来湿润它最好; 遇到旺火来焦烤就会更干燥, 反而受害. 木能扶助火势, 所以木和火都不适合土生长. 金能生水, 充足的水就能使夏天的土强盛; 这时遇到土来比肩相助, 土就更强大, 反而有堵塞蹇滞不通之弊. 因此, 土如果太过强大, 又适宜木来遏制它.

秋天的土, 土与金母衰子旺, 金太多就会盗泄土气; 木如果过盛就会制伏土;火即使很多也不讨厌, 只是水势泛滥就不吉祥了. 这时能遇土来比肩相助, 就能扶持其生长, 到霜降的时候没有比肩也是没有妨碍的.

冬天的土, 外表寒冷里面温热. 遇到盛大的水, 土就更好; 金如果太多, 土也会变得富贵. 火太盛只能使土更繁荣, 木多也无妨害. 这时能再是遇到土相助就更好了, 那就身体强健更加长寿.

论四时之金宜忌

春天的金, 身上所有的寒气还未消尽, 贵在有火气来使之生长, 繁荣, 这时的金身体羸弱, 品性柔软, 希望得到土来扶助才好. 水太多金就会变得寒冷, 本来有用也等于无用; 木如果太盛, 金就容易被折断, 本来最刚硬的金变得不刚硬了. 金来比肩相助, 就最为高兴了, 但比肩而没有火, 失去同类也不是好的.

夏天的金, 更加柔弱. 形体和内质都未生长完备, 这时更惧怕身体变得衰弱.盛大的水对夏天的金是吉祥的, 但火多了却不好. 遇到金来扶持, 就会使它更坚精, 强壮. 遇到木那就是助鬼伤身. 土太厚就会埋没金的光辉, 土薄些对金才有益.

秋天的金, 正是得势的时候. 火来修炼金, 逐能成为钟鼎般的好大材, 土又来滋养它生长, 反而会使之带有顽浊之气; 遇到水就精神愈加秀丽; 遇到木就正好雕琢斧削以施威. 这时得到金来相助就变得更坚强, 只是要注意太过刚强就会容易折断.

冬天的金, 形体寒凉品性冷癖. 木如果太多就难以施展斧凿之功; 水太盛就不免有使之沉没的祸患; 土能够伏水, 所以遇到土可以使金的身体变得不那么寒冷; 火来生土, 母子俩都对金有好处; 这时喜欢金来比肩类聚相扶助, 希望官印来温养就更美妙了.

论四时之水宜忌

春天的水, 品性淫滥滔泛. 如果遇到土来制伏它, 就可避免横流泛滥的祸害;如果再逢水来相助, 就一定有崩堤决口的危险. 喜欢金来扶助, 但不宜金太多;希望火来周济, 但不宜火太炎. 这时遇到木就可湿润施功, 使之生长繁荣; 没有土来堵塞, 水就会散漫开去.

夏天的水, 外表实而内虚. 这时正逢干涸的时候, 所以希望得遇水来扶助;喜欢金来扶持自身; 惧怕火太旺太炎; 木太盛就会耗泄水气, 土太盛太重就会克制水的源泉.

秋天的水, 金与水母子相旺. 遇到金相助水就变得清莹, 澄澈; 逢遇旺盛的土, 水就会变得混浊; 火多对水十分有利, 只是太过多又不应该. 木多也能使水自身繁荣, 但也以中和适度为贵. 如果遇到太多的水, 就会增添其泛滥的忧虑;如果遇到一叠叠的土来堵塞水, 才会有清平的气象. 这就是所谓:"重重见水,增其泛滥之忧; 叠叠逢土, 始得清平之象."

冬天的水, 正是得势的时候. 遇到火就可除去自身的寒气; 遇到土就有了归宿; 金太多反而说明水无义, 木太盛就说明水有情. 这时水太微小就喜欢比肩同类来相助, 水太盛就喜欢筑土为提防.

一般情况下, 日弱者喜印比帮扶, 忌官杀克身, 财来耗身合食伤泄身; 日旺者喜克耗泄, 忌生扶.

五行喜忌

四柱喜金, 有利的方位是西方, 不利东南; 其人喜白色, 不利红色, 绿色,喜居住座西超东的房子, 床的放置东西向, 床头在西, 名字加金字旁有利.

四柱喜水, 有利的方位是北方, 不利西南; 其人喜黑色, 不利红色, 黄色,喜居住座北超南的房子, 床的放置南北向, 床头在北, 名字加水字旁有利.

四柱喜木, 有利的方位是东方, 不利西南; 其人喜绿色, 不利白色, 黄色,喜居住座东超西的房子, 床的放置东西向, 床头在东, 名字加木字旁有利.

四柱喜火, 有利的方位是南方, 不利北方; 其人喜红色, 不利黑色, 白色,喜居住座南超北的房子, 床的放置南北向, 床头在南, 名字加火字旁有利.

四柱喜土, 有利的方位是南方, 不利北方; 其人喜红色, 黄色, 不利绿色,白色, 黑色, 喜居住座南超北的房子, 床的放置南北向, 床头在南, 名字加土字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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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泉 ZxID：13929443 关注Ta 注册时间 2011-01-30 最后登录 2015-10-25 在线时间81小时发帖74 搜Ta的帖子精华0 派派币2577 威望0 鲜花0 鸡蛋0 在线时间81 小时访问空间加好友用道具发消息加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对该用户使用道具 0鲜花 0鸡蛋等级: 寒窗墨者	举报只看该作者地板发表于: 2011-01-30 0 晕啊偶只是一直不停得再转滚动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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