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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世凯梦想当皇帝 用鱼鳞冒充真龙下世
2。民国第一怪人----吴稚晖
3。民国第一怪才-----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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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size=3][color=#000000]袁世凯梦想当皇帝 用鱼鳞冒充真龙下世[/color][/size][/b][/align]
1911年的辛亥革命，自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终于把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推翻，成立了中华民国。自此，在东方古国广袤的土地上，飘起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老百姓都很高兴，以为国家自此有了希望。谁料想，这不过是换了个字号。民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的英杰、一代伟人孙中山，为达到南北和议的目的，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北洋渠魁袁世凯，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战云，免使生灵惨遭涂炭之苦，国家能循正轨而发展。谁知袁世凯深染专制之毒，枭雄自肆，祸心包藏，夺利争权，阴谋迭出，把辛亥革命的果实一股脑儿搂在自己的怀里。对约法之内阁，立即着手进行破坏。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便恶狠狠地暗中派人刺杀了“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中华民国农林总长宋教仁，并秘密地向奥、美、英等国借英镑2500万，当做诛锄异己的本钱。国务总理赵秉钧组织内阁之后，失职违法，各党派提出弹劾案于国会。袁世凯竟悍然不顾，专横有加。其行动惹恼了许多思想革命的人。6月18日，川粤汉铁路督办岑春暄辞了职。袁世凯对此勃然大怒，暗道：“好哇，都冲我来了，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就不知我这项城袁吃几碗小米干饭！”随即，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接着，又免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到后来，把孙中山的全国铁路督办的权也给下了。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就被袁世凯扼杀了。孙中山对此十分生气，他劝袁不要“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袁世凯自然不听孙中山之语。这样一来，便使得国纪荡然，民生凋敝。国家财政开支泛滥，军队风纪颓坏，任意残害百姓。各地官吏如麻，坐食误公，外交失败。真是：满清换民国，换汤不换药。
孙中山见袁世凯如此专权跋扈，暗杀元勋，擅借巨款，践踏约法，蹂躏百姓，心中恼怒，便在江西、南京、广东、福建各省组织力量讨袁，结果，由于革命党人力量不支而失败，这在近代史上称为“二次革命”。
孙中山讨袁失败，袁世凯更加跋扈了。他大兴党狱，使许多国民党员被杀，受到株连的也不少，直把个中华民国，投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袁世凯有个臭毛病，从25岁起就吃人参、鹿茸等补药。到了他权赫位高时，这毛病就更足了。每天午睡后都要喝一杯参汤，由老妈子或婢女端上去。盛参汤的是只碧玉杯。这个杯子是西太后赏给他的，袁世凯非常喜爱。
这一天，袁世凯正午睡，一个婢女端着参汤进了书房，一不小心，“叭”的一声，玉杯落了地，摔了个粉碎。这下子，可把小丫鬟吓坏了，知道闯了祸。
响声把袁世凯惊醒了，他一瞅小丫鬟把他心爱的玉杯摔了，能不火吗？便厉声责问小丫鬟是怎么回事。小丫头人很聪明，她灵机一动，便扑通跪下了，说：“总统爷，我端参汤进了书房，一进门，见总统爷的床上盘着一条金龙，一害怕，手一软，就把玉杯摔了。”
袁世凯听了，内心甚喜，却假装生气的样子，喝道：“不许你胡说八道！”说完，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些钱赏了丫鬟。
对于洪宪皇帝的这个遗闻，还有一种说法，说袁世凯是个癞蛤蟆精变的，小丫鬟进书房后看见了一个大癞蛤蟆趴在床上，吓得摔了杯子。并说袁世凯登洪宪皇帝宝座那年，北京城中陶然亭湖畔发生了一阵蛤蟆吵坑，把周围住户都惊动了。北京人都说是恶兆，是袁世凯睡熟之后，出了元神，变成了大癞蛤蟆，到了陶然亭草丛之中，大叫起来，引得全湖蛤蟆都叫。
袁世凯为什么对小丫鬟说见到龙的话那么感兴趣？一是他非常迷信，极相信批八字、看风水之说。他常找人给他批八字，批的人自然顺着他说，说他的命“贵不可言”。所以，他对小丫鬟的话，十分相信。二是袁世凯正做皇帝梦，他虽然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然仍不罢休，一心要恢复帝制，当当皇帝。小丫鬟说看见了金龙，正好迎合了他的心理。因为自古都传说皇帝是金龙转世。
中国封建社会从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开始，就以龙为天子独专，龙为皇权象征，急于登基当皇帝的袁世凯心中最明白这一点，所以在“龙”字上大做文章，设法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
在小丫鬟摔杯之前，袁世凯就不断在“龙”上玩把戏。当时，袁世凯迁居到清廷皇家御园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的合称)，每当厨师煮鱼时，袁即密令姬妾们把鱼鳞中较大的悄悄收藏起来，谎称是用来制药。当他住进三海不久，袁世凯让人在居仁堂一侧建造了浴池，专供他沐浴所用。袁世凯洗过澡之后，随从仆人们就要洗刷浴池，起初仆人们看见有好几片巨大的鳞片混杂在污垢皮屑之中没在意。奇怪的是，每次袁世凯洗完澡清洗浴池时，仆人们都能看见一些巨大的鳞片，仆人们感到很诧异，互相议论着说这是龙的鳞，只有龙鳞才这么巨大，又有人说是从大总统身上脱落下来的。这样一来，仆人们似乎恍然大悟，总统是真龙天子转世。这一说法也在社会上就流传开来，既然袁是真龙天子，就理所当然地要登基当皇帝了。
袁世凯，字慰庭，别字容庵，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公元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因此，人又呼其为“袁项城”。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县里的大绅士，一生没做过官。其上几代人也没有做过官的，但一个“南蛮子”到了袁寨，看了袁家的坟地后，说这坟为左龙右凤，龙凤相配，主出帝王。那个南蛮子看袁家坟茔时，袁世凯年岁还小，可他对此却铭记于心。他对自己的发迹，老认为有祖上阴灵庇卫，并时时幻想自己成帝王。当他爬上了中华民国总统宝座之后，仍不甘心，极欲登金龙宝殿，成为“九五之尊”。
袁世凯自从听了小丫鬟的话之后，联想起了早年南蛮子说的断言，就派人寻找了一个有名的堪舆家，也就是风水先生，去他那河南老家看祖坟，看有没有帝王之气，以便使他下面南背北登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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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size=3][color=#000000]民国第一怪人----吴稚晖 [/color][/size][/b][/align].
吴稚晖被称为民国第一怪人，他年轻时就被称为吴疯子。他有一句名言，“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所以他做各种代表、各种委员，但都是些虚职，而对于官场实职，都一概拒绝。
1912年他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辞去教育总长之职；1927年，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时，坚辞不就；1928年，他拒不赴任中山大学校长之职；同是1928年，他谢绝担任监察院院长之职；1943年，林森逝世，他又拒绝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人物，地位却十分显赫，几乎民国的重大事件、重要的场合，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且居于主要位置。尽管他担任的是些授旗、监誓等礼仪性角色，并不代表着实际权力，但是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意味着一种地位，一种德高望重之类的权威身份。
对这种角色，吴稚晖非常清楚，他说：“我不过是闯进大观园里的刘姥姥，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副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蔡元培的大学院院长被挤掉，胡汉民、李济深被关押差点送命，这不是真刀真熗吗？黄埔系、CC系、政学系、亲日派、英美派、蒋家天下陈家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还轮得上我这刘姥姥吗？挤也挤不进去！国府主席林森死了，蒋介石找我商量，要我继任国府主席，我当时不拆穿，只是对蒋说，我这人不适宜当国府主席。他又问为什么不适宜？我说我最控制不了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国使节，看到有些国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着他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禁不住笑出声来，那就有失国体呀。蒋先生听后也笑了。笑过之后又问，既然你老先生不愿意，你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比较合适呢？我心想于右任、居正都可以当，他们也愿意当，蒋介石不去找他们，偏偏来找我这个不想当的人，分明是蒋先生自己想当。我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适宜。后来就由我在中常会提出，由蒋先生兼任了国民政府主席。有人说我清高，谈不上。”
吴稚晖曾受孙中山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学生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只有二十余人。其中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蒋介石的儿子，汪精卫的儿子，朱执信的儿子等。吴稚晖规定语文课要写作文，而且必须用毛笔书写。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做的事。吴听了非常生气，当即用毛笔写了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叫他们抄下来，并且要他们带回家，同家长一起体会诗意。后来他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起这件事，吴稚晖感慨地说：“我吴稚晖活到78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宦绅官缙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他对蒋经国的管教也非常严厉。他反对功名富贵思想，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他曾对蒋经国说：“你能保持你的人格，失败了我也为你高兴；如果你不能保持你的人格，你成功了，也不是我的学生。”蒋经国回忆，在北京外校时，有一次吴稚晖让他把友人送的一辆人力车的拉杆锯掉，蒋经国以为老师在开玩笑，没有动手。吴稚晖却坚持要他锯掉，锯完之后，两人将车座抬进屋里，当作沙发用。吴稚晖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1949年，吴稚晖离开大陆，是蒋经国陪他乘机走的。到台湾后，蒋经国的一些改革措施引起一些老人的反对。他去找老师诉苦，吴稚晖说：“我知道有许多人想用各种手段反对你，也有人造谣中伤你，这算不得什么，你必须好好地做，一个没有被人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我觉得你所受到的打击，是太少了。敌人所希望的是要你放手、让步、不干??????，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就好。”
吴稚晖出身贫寒，在他1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早年的生活可谓是三餐不继，衣衫褴褛，这一切都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因此，他更习惯于平民的生活，衣食住行都随心所欲，并不追求所谓的高档生活。他更喜欢住大饼店的楼上，或是平民区中的旧屋。当局分配给他的高级房屋，他一律拒绝。他曾在广东路的一个贫民窟中住了两个多月，每晚住宿费是三个铜板，同居的是贩夫走卒和搬运工人，而他与所有的房客相处得极为融洽。直到他搬走，这里的人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不拘小节的老人竟是民国大佬。
他家中的陈设简陋，卧室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藤椅，几把客人用的靠背椅，没有沙发，也没有古玩，亦不挂名人字画，更没有当时被认为时髦和体面的收音机、电风扇等。
梁冰弦回忆说，吴稚晖“穿着简单，在西洋则终年一袭旧呢衣；在国内则大雪天一件老羊皮灰布袍；吃的常是三、四个铜子儿的面条或粉团儿便作一顿；住的在伦敦则贫民窟中的一间灰败半室，在上海则是闸北一个单幢小房，在北京则是几元钱一个月的究学生公寓。”
1953年11月30日，吴稚晖逝世，蒋介石专门集中中常委会讨论治丧事宜，治丧委员会主任由于右任担任，副主任为陈诚。公祭时，蒋介石亲自致词，一切都非常隆重。吴稚晖的骨灰，由专机送往金门附近的海面进行海葬。国民党要员刘聚机场为其送行，蒋经国护送吴的骨灰亲手将其送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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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size=3][color=#000000]民国第一怪才-----辜鸿铭[/color][/size][/b][/align]
1869年的一天，伦敦市内一辆行驶的公共汽车停靠在站台上，一位东方少年随着众人登上了汽车。少年一身西装神清气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一条大辨子垂在身后。少年面对一车人诧异的眼神及窃窃私语，毫不在意的掏出一张报纸低头看了起来。边看边轻轻地念着，显得很是惬意。突然有人发现，这个少年居然是倒拿着报纸，于是一车人哄堂大笑。少年身边的英国人用手点着报纸嘲笑他：“喂，看这个东方来的乡巴佬，根本不懂英文，把报纸倒着拿还装得挺像。”少年不动声色的等他们嘲弄够了，轻轻放下报纸，用一口纯正的英语淡淡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实在没意思。”所有人没想到少年的英文竟然如此地道，一个个瞠目结舌。这个少年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1856年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虽然身处国外，且娶了外籍女子为妻，但辜紫云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定祭祀，他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紫云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又特别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赏识。恰布朗夫妇膝下无子，便将辜紫云的次子辜鸿铭收为义子。辜鸿铭混血儿的特征明显：黑眼睛泛蓝光，黑头发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自幼受东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天赋禀异，聪明过人。
岁月如梭，转眼布朗已步入老年。老人思乡心切，决定叶落归根，返回苏格兰老家。他与辜紫云商量带义子同行，让他接受英式教育，辜紫云点头应允。临行前辜紫云在祖宗的牌位前摆上供品，令辜鸿铭焚香跪拜，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告诫他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入少年辜鸿铭的心中，至死他都没有剪去发辫。
1867年，十一岁的辜鸿铭随布朗来到英国，布朗的老家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爱丁堡，人称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北方的雅典”。她的美除自然风光外，更因她是座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城市。而爱丁堡大学是英国著名学府，哲学家休谟、小说家司各特、历史学家卡莱尔、生物学家达尔文都毕业于此。经一番苦学，辜鸿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一个东方少年能考取西方的文学院，在当时可是一件轰动的新闻。曾有记者专程采访他，想见识一下他的文学底子有多厚，结果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到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的著作，无不倒背如流，让记者大开眼界。
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师从名师卡莱尔并受到赏识。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先后攻克了希腊文、拉丁文。
1877年二十一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对于辜鸿铭拥有的一口纯正维多利亚时代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评价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辜鸿铭占其一。”林语堂先生后来也赞叹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
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义父布朗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的文学、哲学经典著作，并开始自己著书立说。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国的声名已如日中天。又过了十年，林语堂也考入莱比锡，辜鸿铭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教材了。其盛名无任何中国人可以比肩。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令人想不到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位名妓做邻居。目的是让他不仅学法语，更重要的是让他借此了解更多西方社会的风俗、人情世故。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国之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的手笔。
1878年辜鸿铭衣锦还乡，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槟榔屿。他被英国政府派驻新加坡，担任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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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一）辅佐张之洞[/color]
一八八二年，辜鸿铭在新加坡偶然遇见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一席长谈后，辜鸿铭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他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辜鸿铭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此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正遍揽人才推广其洋务运动，久闻辜鸿铭的大名，有心招其入府共图大业。一八八五年，辜鸿铭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张府中不少人是曾经的翰林、进士，个个饱学诗书。辜鸿铭自知中华文化底子薄，于是遍请幕府中翰林、进士传授中华传统文化，孜孜以求进入中国文化的门径。在这些人的悉心开导下，辜鸿铭似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感悟到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才是自己的归宿，他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了。
辜鸿铭上任伊始，便订阅了三十多份外文报纸、五百余种中外杂志，籍此洞察国际政局、商贸行情，以助张之洞决策。当时，辜鸿铭兼管对外贸易税收督察事务。一天，他看到一宗外国来的公文，称中国货为“土货”（native goods），极为不快。立即提笔挥毫将“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并告之属下，今后一律称之为“国货”。属下有人不以为然，说“native”一字习用已久，国内外均已认可。辜鸿铭闻听极为不悦斥之为“积非成是，奴隶思想”！，他对属下说，“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不化”的意思，我泱泱大中华文明古国，岂能忍此侮辱，今后就称“中国货”（chinese goods），并声称“即令抚台把它改称 native，我也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从此中国货一词取代了土货，一直沿用至今。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筹建熗炮厂（即后来的汉阳兵工厂），想把它建成中国的克虏伯。为此他不惜代价，聘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其时辜鸿铭负责接洽，他与伍尔兹一番对话后，立即将其辞退。张之洞闻听大怒，召辜问个究竟。辜鸿铭说我与他交谈后发现他所学非兵工，他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熗炮，且对熗炮毫无感觉。他只所以应聘到这里，只是想发笔横财。辜鸿铭接着向张之洞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说要请就请真正的专家。福克斯到任后，辜鸿铭殷勤招待，可说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一次在宴会上酒喝多了，福克斯不经意中泄露了不少德国克虏伯的秘密，辜鸿铭如获至宝。不久，福克斯泄漏机密的事竟被英国《泰晤士报》登了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鸿铭他担心家属的安全时，辜鸿铭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纸后，立即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受感动，此后便悉心工作。
1901年，辜鸿铭的大作《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出版了，书中宣传中华礼教治国的道理，驳斥了西方文明优于中华文明的论点。《清史稿》评为：“唐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辜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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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二）北大教书[/color]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鸿铭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蒂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有位名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辜鸿铭应聘到了北大，在北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人都想见识一下这位以才以怪闻名于世的人物。
第一天上课，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头戴一顶红边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身后一同样打扮的小书僮为他提着烟袋、水壶等一应用具，大摇大摆地来到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与迎接他的所有西式打扮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所有人一个感觉，这是位特立独行的先生。当他迈着方步走进教室时，学生们看着他的大辫子觉得极有趣，全场爆发一阵大笑。辜先生面无表情，看着底下笑成一团的学生们。待笑声停歇，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语出惊人，震摄了所有同学。
上课前，他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也许是辜鸿铭的名气太大了，一向“胆大妄为”的北大学子竟无人敢提出异议。
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说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英文，同学们倒不怕，他们最怕的是翻译。学生们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一类古典文章译为英文，头都大了，一个个抓耳搔腮苦思冥想。他上课基本上无教案，天马行空，讲到哪儿算哪儿，尤其喜欢骂人。一次在课堂上不知什么原因扯上了袁世凯，于是一通挤兑，从上课铃响一直损到下课铃响。
对辜鸿铭身上的这种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其他教授们多有啧言。可以说整个北大只有蔡元培校长能容忍他的种种怪癖，且对他的种种“各色”行为从不说二话。对此，陈独秀则很不以为然，他看不惯辜先生的做派，曾对人大发牢骚：“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蔡元培真能容忍他摆架子，玩臭格，居然一点也不生气！”这也难怪，蔡元培先生曾经在辜鸿铭执教过的莱比锡大学留过学，知道辜先生的价值。他看重的是辜先生的真才实学，至于他身上的古怪行为则从不过问，人无完人嘛。在他看来，人的本事与毛病是同步增长的。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聘有不少有名的洋教授，北大在选择洋教授方面还是非常慎重的，因此来北大的洋教授历来颇受尊重。只有辜鸿铭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也许因为他在西方生活得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了解得很深，他特别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与当时社会上那些盲目崇洋的风气大相径庭。在北大期间，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当时在教员休息室，当洋教授走进室内时，许多中国教员都站起身寒喧以示尊重。而他常常戴着一副大墨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常常表现得极不客气。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一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打着瞌睡，洋教授以为走错了房间，门口有人告诉他这里就是教员休息室，里面那位是辜先生。这位洋教授看来是初出茅庐，虽听说过辜鸿铭的大名，但很有些不以为然。他走进屋里，冲着辜鸿铭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随口答道是教西洋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的拉丁语比起辜鸿铭相差甚远，交谈中他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尽了洋相。辜鸿铭正色道：“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只得找了个借口仓皇逃去。
鉴于辜先生的巨大名声，凡北大请来的外国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在路上与他相遇时，均远远地站住向他致敬。而他走近了，看见是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成，把这些所谓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训得心服口服。以至于到后来洋教授远远地看见老先生过来，赶紧绕道而行生怕挨训。
在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文章。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抨击西方国家为侵略中国而炮制出的种种论点，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了解得如此透彻，并且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方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捅着人家的痛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方文化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位好事的学生闻听站起身，指出英语中也有这样的词。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
冯友兰先生回忆说：“辜先生在课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对人说‘你讲不讲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可你要说‘有没有王法了？’（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color=#FF3366]（三）嗜好怪癖[/color]
辜鸿铭的原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喜好三寸金莲，对女人的小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三寸金莲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他认为女人因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
辜鸿铭写文章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脱去鞋袜，把小脚伸到他的面前让他赏玩，甚而用鼻去闻脚上臭味（肉香）。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兴奋剂”。一边玩赏一边写作。有时文思枯涩，他便把淑姑小脚盈盈握在手中， 顿觉文思如泉涌，下笔若千言。
他的这一癖好，竟引出一段荒诞的笑话。在北大执教时，听说一位学生家中有些旧版藏书，便约好去学生家看看。为他开门的是这家的丫头。这丫头人长得一般，但一双小脚却很精致。辜鸿铭见到后，对丫头的小脚顿生兴趣。本来他是来看学生所藏的宋版书的，此时竟心猿意马，无心鉴赏。匆匆浏览一番，便交还给那学生。此时，他的心思完全放在了那丫头的小脚上了。为此他不停地喝水，以便那丫头不断地进来为他续水，他也能够不断地欣赏她那双小脚。遗憾的是那学生并未看出先生的用意，辜鸿铭临走时给学生写了一副古人集句：
古董先生谁似我？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位学生悟出辜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头，自然投其所好，欣然送之。那丫头知道去见辜先生，很是高兴。行前特地把小脚洗了又洗，换上干净鞋袜。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褪去鞋袜去嗅，可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顿时兴味索然，于是差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茶壶配茶杯之论
辜鸿铭除娶淑姑为正房妻子外，还有一妾为日本女子。拥有娇妻美妾，让辜鸿铭美得不行，总以现身说法向友人宣传一夫多妻的好处。每每说到纳妾，他必兴致特高，且妙语连珠。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到男人娶妾时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妾为男人倦时作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她们以为这下可把辜鸿铭驳倒，不料辜氏答：“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人慕名拜见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连头都不抬，问道：“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存心刁难他的女人有人回答马车，有人回答汽车。辜鸿铭当即应道：“不论你是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新婚之夜陆对徐立规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茶杯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准向别的茶杯里注水。”这两则趣闻，都成为世人笑谈。
辜鸿铭曾三次投书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大肆鼓吹纳妾。弄得美国主编十分尴尬，劝他别再写这类文章了。他很不高兴，讥讽“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同时嘲讽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据说他平生最怕的人就是老婆淑姑。有友人以此开他的玩笑，他毫不在意，“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也是他的幽默。
[color=#FF3366]（四）北大一景：傲霜枝[/color]
辜鸿铭的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在北大校园里走来走去，颇为一景。因此，说来说去辜老先生最著名的倒是他的标志性的辫子。
辜鸿铭初到英伦时，年少气盛的他毫不在意自己头上拖着的小辫子与周围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一次他上男厕所，被管理员发现，无论他如何解释，管理员就是不听。最后硬是被管理员从男厕所拽出，塞进女厕。这倒也罢，令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被洋人嘲弄。街上的孩子总是冲着他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因有父训在先，他不得不忍受屈辱。这压抑、愤懑，无形地埋植了他对西方人的尖刻心理和对中华帝国崇拜的种子。
自民国以来，辜鸿铭身历两次帝制复辟，一次袁世凯，一次张勋，两次都如儿戏一般、昙花一现。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上的红顶子（擎盖）也没了。民国的名人中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傲霜枝）还拖着，人称南辫北辫、文辫武辫。辜鸿铭虽然并无那种忠臣不事二主的心态，但对张勋还是很佩服的，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辜鸿铭在张勋六十六岁生日时，集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辜鸿铭的辫子，永远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当然知道人们对他的辫子很是不以为然，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
[color=#FF3366]（五）睥睨中外，诚近于狂[/color]
论名士，说风流，辜鸿铭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温源宁说得十分中肯：“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即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鸿铭服赝、推崇中华传统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关于有人说他愚忠清室，辜氏有一段自白：“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于中国之政权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始终牢记父亲的叮嘱，不信洋教，是位坚定的反传教斗士。辜先生之爱国情怀，最突出地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 事件上。当时，西方侵略者大造舆论，编造谎言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此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为非作歹。他对侵略者的言行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受遭遇的同情。1901年，西方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口炮台时，他挺身而出发表讲话，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 ——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氏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辜鸿铭，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在华英国洋行的朋友代为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毛姆跑去问怎么回事，朋友说，他写了一张条子，递进辜府让辜氏前来见一面，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的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了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先生这才答应与他见面。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华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文明人类了。为什么你们白种人轻视黄种人呢？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熗！”他对毛姆说：“你们喜欢机关熗，你们也将被机关熗判决！”说得何等畅快、深刻。
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1921年，德国哲学教授奈尔逊对中国留学生说：“辜鸿铭的著作，我有幸读了几本，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这里指的是《哀诉之音》、《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当奈尔逊教授从《泰晤士报》获知辜鸿铭于北大辞职后生活颇为穷困时，立即汇款济助。德国人曾将辜氏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读书会，以示尊崇。
上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泰戈尔获奖）。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你可以不去看紫禁城，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鸿铭的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芥川龙之介听从了老友的劝告，一到北京即拜访辜鸿铭。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两人相谈甚欢。回国后，芥川龙之介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感慨道：“约翰斯说的真对，拜访辜先生比什么都重要。”（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color=#FF3366]（六）性情狂放而幽默[/color]
辜鸿铭性直。一次与朋友聚会，严复与林纾与其同桌。几个人酒酣耳热之际，辜先生开始口吐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忙问杀谁？他说：“严又陵和林纾。”严、林知道这位老先生又要损人了，毫不在意笑着听下去。邻座又故意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话闭，所有人哄堂大笑。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的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看见辜鸿铭独坐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高谈阔论的人们，便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用烟斗指着那些政要们随口答道：“有啊。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熗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了。”
辜鸿铭性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一番推让之后，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众人开始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先生回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竞争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大家先争斗起来，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林语堂先生还讲过一个故事：辜先生好出人意外，他向来看不起英国人之傲慢。有一次在北京真光电影院，见前座有一外国人，辜先生出其不意，用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头外人头上一敲。那位外国人不知何事正要发火，见是辜先生，急忙起身询问何事？辜先生若无其事地拿着烟斗向他要火，那外国人忙乖乖地掏出火并为他点上。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人少年，见他这样旧式打扮，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先生听了十分气愤，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见英文骂不过这位老先生，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先生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只得狼狈而逃。
[color=#FF3366]（七）喜狎嗜睹[/color]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北京由袁世凯主政，辜鸿铭做了临时国会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话多人拿着钱乐不滋儿地回家了。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他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到一个妓院，即吩咐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点到一名，报上名号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元大洋散光，才扬长而去。老先生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生活所迫，也是卖穷。
安福系当权时曾立法，部分参议员需中央通儒院票选。凡有外国的硕士、博士文凭者都有选举权。时常有人兜买选票，二百元一张。有人找到辜鸿铭，希望投他一票。辜先生说自己的文凭丢了。来人说您老亲自去投，不用文凭，谁不知道您老的盛名啊。辜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投票可以要五百元。两人几番讨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那人送四百元和选举入场券给辜先生，叮嘱务必到场。辜鸿铭拿到钱后立马赶到天津，把四百元一并交给了天津某妓院的名叫“一枝花”的妓女，老先生与“一枝花”缠绵了三天才回来。事后，那人找上门大骂辜先生不讲信义，辜鸿铭顺手从门后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你活该，我老辜是什么人，你也敢拿钱来买？”。在北京、天津的妓院，辜鸿铭的名声极好，都知道老先生懂得尊重这些卖春之女。
辜先生不仅喜欢嫖妓，还喜欢赌博。尤其嗜好玩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老先生摸得一手极好的牌，自认为完全赢定了，得意万分。可打到最后却发现少了一张牌，于是众人齐声挤兑他做了回“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他常说，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一时赋闲在家。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月薪五百元。这倒真应了他的老话： “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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