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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四大家是指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这四人都有多篇代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一、综述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的作品，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其典型的代表作品：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美人赋》。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河东赋》、《羽猎赋》、《甘泉赋》、《长杨赋》、《蜀都赋》。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隋书·经籍志》有《杨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班固：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完成了《汉书》，不仅为后世同类史书奠定了规模，而且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的独特地位。班固除给后世留下巨著《汉书》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典引、诗赋、铭、颂等文章，在范晔(刘宋)写《后汉书》时尚存41篇，除《后汉书》中保留的三篇外，其余大多散失。班固的地理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书》中，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中。
张衡：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最为有名。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一说蜀郡成都人 ，一说巴郡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 （详见“人物争议”部分）。“汉赋四大家”之一，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被誉为“赋圣”、“辞宗” 。
少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乃于临邛买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杂作。卓王孙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内附，边关日益开广。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赋尚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1、人物生平 景帝时期 司马相如原名犬子 ，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皆载明司马相如出生于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据清代《四川通志》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 。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用钱换了个官职，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
武帝赏识 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相如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 。《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时在汉景帝年间，但是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景帝不好辞赋。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在位。刘彻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薀团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杨得意是蜀人，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且更有文采。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薀瞳”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
相如出使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唐蒙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司马相如在那儿发布了一张《喻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略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钱财。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拢络西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以下官吏都前往郊外迎接，县令负弩前驱，蜀人都以迎接司马相如为荣。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可惜好景不长，被人告发接受贿赂，遂遭免官。岁余，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
因病免官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如《遗（wèi，魏）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的作品。
2、主要成就 辞赋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薀瞳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还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
散文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3、历史评价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长门赋》，《凤求凰》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古琴曲，演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4、轶事典故 琴挑文君 刘武去世后，因不得志，称病辞职，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今邛崃市，属四川省直辖成都市代管），生活清贫。临邛令王吉与相如交好，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相如在临邛都亭住下，王吉天天拜访相如，相如托病不见，王吉更显恭敬。
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县）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亲自相迎，相如只得前去赴宴。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久仰相如文采，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司马相如佯作不知，而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因司马相如亦早闻卓文君芳名。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毕，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卓王孙大怒，声称女儿违反礼教，自己却不忍心伤害她，但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女儿。
司马相如的家境穷困不堪，除了四面墙壁之外，简直一无所有。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对司马相如说：“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
卓王孙闻讯后，深以为耻，觉得没脸见人，就整天大门不出。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材；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
犬子由来 据太史公《史记》的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或者名字。就像“二毛”、“小胖”之类，难登大雅之堂。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
最开始，“犬子”之称，其实并无小名之意，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以远离鬼魅，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犬子”才成了小名。
名琴绿绮 梁王慕名请司马相如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
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成语红拂绿绮中的绿绮指司马相如以绿绮琴挑文君的典故，成语指能于流俗中识名士、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古代奇女子。
长门买赋 相传汉武帝陈皇后被打入长门宫后，日夜愁闷悲苦，听说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天下写文章的妙手，就向他奉上百斤黄金，请他写下《长门赋》来打动武帝，又得亲幸。
5、人物争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亦沿袭此说，故世人多以此论定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但也有蓬安人一说，如清代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主张：“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据《旧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琴台”“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支持“蓬安说”的学者相关论文汇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但也有人认为“蓬安说”只能证明司马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但司马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 《史记》等提出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6、后世纪念 琴台故径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相传为司马相如弹琴处，并在此处与卓文君相遇。其时司马相如弹琴，卓文君卖酒。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此后成都市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驷马桥 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它就薀团今闻名的驷马桥。往北过桥是个三岔路口，直行便是驷马桥街，右拐则叫驷马桥路。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位于成都北，现存升仙湖），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今日之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就不再从此桥过，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志在必得。
三、扬雄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汉朝时期辞赋家、思想家，庐江太守扬季五世孙，名士严君平弟子 。
少年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游历长安，担任大司马王音门下史。汉成帝时，得到同乡杨庄推荐，入奏《甘泉》《河东》等赋。授给事黄门侍郎，修书于天禄阁，结交王莽。
天凤五年（18年），死去，时年七十一岁。著有《法言》《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1、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扬雄的先人是姬伯侨的后代，作为庶出旁支以晋的扬作为食邑，并以此为氏，不知伯侨是周的哪一支系。扬在河、汾之间，周衰亡后扬氏有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起而范氏、中行、知伯衰落。权臣逼迫扬侯，扬侯逃到楚国巫山，在那里安家。
楚汉之争时候，扬氏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崤山南面的郫都。
少而好学 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职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只有一子单传，所以扬雄在蜀地没有别的亲族。
扬雄小时候好学，不只是研究章句，通晓字词解释而已，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为人平易宽和，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来在世上求取声名。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贵也不干。却很喜欢辞赋。
仰慕先贤 汉武帝时，蜀地有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很壮丽典雅，扬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赋，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相如，却至于不被容纳，作《离骚》，自己投江而死，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读时没有不流泪的。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写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而反驳它，从竖山投到江水中来哀悼屈原，名为《反离骚》；又依《离骚》重作一篇，名叫《广骚》；又依《惜诵》以下到《怀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
拜师学艺 扬雄是汉代京城的文化巨擘，被后来的学者誉为“汉代的孔子”。每每扬雄与人把酒言欢，互诉衷肠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
严君平隐居平乐山（又称横山）时，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里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一日，扬雄上山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横山读书台”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可不适用。扬雄坚持：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呀！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好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过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收下了这个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步入仕途 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后经蜀人杨庄推荐，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
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扬雄与成帝前往甘泉宫，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十二月又作《羽猎赋》仍然以劝谏为主题。被封黄门郎，与王莽、刘歆等为同僚。前10年扬雄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扬雄后来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晚年经历 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想禁绝这种做法来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王莽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供辞所牵连到的，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当时扬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了，要抓扬雄，扬雄怕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差点死了。王莽听到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扬雄不知情。下诏不追究他。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扬雄因病免职，又召为大夫。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人很少到其家。当时有多事的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钜鹿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学了《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到，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扬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岁，在天凤五年（18年）死去，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桓谭看不到。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诸儒有的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到底未得彰显，但篇籍都在。
2、主要成就 辞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
《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
《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
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散文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 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儒学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
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3、历史评价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4、后世遗迹 子云亭 子云亭在历史上四川有三处，一处是成都扬雄故居的“子云亭”，此亭早已不存，遗址亦众说纷纭；另一处是修建在郫县城郊扬雄故乡友爱镇的子云亭（此亭为真正的子云亭），清代乾隆年间迁建于扬雄墓侧，亭已不存在，只剩下土台一座。至今犹存的就是绵阳西山景区的子云亭（此亭是绵阳市政府于1987年修建的）。在这个景区内有一大一小、一新一旧两座子云亭，由此可见绵阳人民崇文尚艺，礼拜先贤的市风和醇厚民情。
子云旧亭在扬子云读书台上，读书台位于凤凰山左翅膀端之山畔，为一上面平坦的坚硬盘石。岩石前端有摩岩浮雕“扬子云真像”和扬雄传略，据民国版《绵阳县志》记载为宋代镌刻。岩石右侧摩岩浮雕大龛90多尊，均为唐懿宗威通十二年镌刻的道教石刻。子云旧亭就修建于盘石之上，不知最早建于何年。《绵阳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重修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到20世纪70年代，绵阳县城建局在原址上又重建了一座砖混结构的六角亭，至今犹存。
1987年，绵阳市人民政府在凤凰山凤头上新建子云亭，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高23米，共三层，集楼、台、亭、阁于一体，外形典雅，雄伟壮观。在子云亭景区庭院入口处由成都著名书法家方滨生书写的刘禹锡《陋室铭》镌刻于此，以彰显西蜀子云亭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庭园中是扬雄巨型花岗石雕像，一代辞赋大家的风采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游人面前。子云亭下的陈列室中，陈列着扬雄的《太玄》、《法言》等哲学、汉赋作品。子云亭的楹柱上楹联中，有一副由高显齐先生撰联白允叔先生书写的长联，最能体现扬雄的华章与绵州新貌，与子云亭胜景相得益彰，组成西蜀又一著名景区的盛况。
墓葬 扬雄墓位于成都市郫县友爱镇子云村南一公里处，又名子云坟。墓为汉代砖室墓，呈圆形，封土堆高出地面约6米，墓周长81米。该墓葬早期曾被扰乱破坏，后历代多次维修。据清同治本《郫县志》载：“扬雄墓，在县西二十里。”，“清道光中，邑令黄初，为植柏树，杨得志（后任署理知县）立石表墓”。墓南侧有小河一条，据载咸丰末，河水冲坍墓足，乡人周子升伐石培护，并将河道改向，扬雄墓始得完整。墓地原存古柏，墓周围原有石栏、石凳、石碑等。石栏上镌联“文高西汉唯玄草，学继东山是法言”。“文革”时古柏、石栏、石凳、石碑、石柱均被毁，现已不存。
墓现为圆形，高数米，直径10米，封土若小丘。墓地开旷，东西有农舍竹林环抱。1985年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扬雄墓附近，还有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陋室铭》中盛赞的“西蜀子云亭”遗迹。
四、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
班固是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著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1、人物生平 洛阳求学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便能文诵赋。 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 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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