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二三十年代，出了个伟大的鲁迅。
其后七十年，在思想荒漠的中国，太需要鲁迅这样的人物!
是中国没这样的人物吗?不，顾准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当代被扼杀了的鲁迅。而已故的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则认为：“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
终生炼狱
顾准的独立人格，预味着其命运多蹇。
抗战前后，在上海与中共领导相左，即遭批判。1949年后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如若处处“与党一致”，自然前途无量。
然而，1952年，党内在税收问题上有分歧。北京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通过“查账征税”法征收。结果，被撤消一切职务。
1957年，他为捍卫中方主权，抵制苏方专家，触犯时禁。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好，立刻当上“右派”。
1965年，顾准外甥在清华大学读书，在同学中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尽管顾准与其无任何关系，还是被认为是“反党政团”成员，并在摘帽之后，第二次扣上右派帽子(全国罕见)。
在60年代大气候下，势必祸及妻儿。为此，子女与他断绝关系，妻子被迫离婚。从此，他身居中科院斗室，以冷馒头度日，为救中国偷“天火”，再也没踏过家门。“无情未必真豪杰”，直至临终，他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啊，想得好苦啊!”顾准是孝子，其母住处与他相去不远，为怕亲人连累，彼此咫尺天涯，至死而不能见。
1966年9月1日，遭红卫兵当众毒打，他满头满身是伤。红卫兵还不过瘾，又抓起一块方砖，朝他脑门中央砸去，顿时血流如注。他笑了笑，一声不吭!红卫兵又挥几拳，打翻在地，又踢又拖……
1969年11月，他才知道妻子于一年半前自杀身亡。他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的“劳改队”中干苦活，还成为牛鬼蛇神的“典型”连连批斗。两个多月之后，便患肺炎，高烧不退，导致肺癌。1972年7月才回京喘息。他不断咯血，病情不断加深之际，仍不断读书、摘录、笔记、翻译，与文友学术对话，进行写作，直至1974年12月而殁。
光耀千秋的“天火”
一位在西方使馆工作过的资深外交官员告诉我：“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权、人权我当然懂。我当然知他们的优越，也当然知中国的落后。但是，我十分清楚，我吃的**的饭，当然照**的指示讲。若讲真话，还祸及老婆孩子，这代价太大了，我承受不起啊!”
中国这样的“明白人”还少吗?为了活命，为了妻儿，得“糊涂”、“愚昧”下去。而被扼杀了的鲁迅——顾准呢，却是义无反顾。
蔡元培伟大啊!然而，他最大的亮点也不过在北大主政时难得的“兼容并包”的模式及对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的一般性宣传。
陈独秀、李大钊够伟大了吧?创建了中共，把十月革命的马列主义全盘“拿来”，让中国面目一变。至于马列主义的来龙去脉，并未多少深究；而且，他们毫不思索让马列主义神化、绝对化，认定是那样完美无缺与“放之四海而皆定。”
鲁迅够伟大了吧?是的，他伟大。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挖掘，独树一帜，是其伟大之处。然而，中共并不认同其“国民性”，吹得最厉害的还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骨头精神，敢与国民党斗，反其“文化围剿”，与中共并肩战斗。然而，他在一味向往苏联，投身无产阶级的同时，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亦未深究马列主义的来由。对苏联杀了千千万万好人，连其钦仰的高尔基亦为所累的苏联斯大林的“肃反”，他竟无所觉察。对三十年代苏区“肃反”而来的红军内部大屠杀竟无觉察。他横眉冷对国民党，与中共并肩鏖战，却被**的“四条汉子”暗算。尽管如此，他仍未深思**的体制及后果。
顾准则不然。他于漫长的红色恐怖的年代，有勇气、有眼光，以独特的视角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还它们历史地位，把它们从神坛上拉下来，为多难的国人指点迷津。
红色恐怖让顾准受尽煎熬；红色恐怖的旗帜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则从西方传来；因此，弄清西方是关键，有必要“言必称希腊”——了解其几千年来的西方社会的历史演变，以便偷来“天火”耀人间，弄清政治的真面目——
一、对英、美革命，导向典型资本主义的正面评价。他认为，以1688年英国革命、1787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潮流，应公允评价。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最终走向平稳的民主、多元的宪政之路。
二、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他认为：“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他说，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有浓厚的英雄崇拜。革命，既是革命党人的精神动力，又是胜利后妨碍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精神桎梏。其远不及英、美以经验主义态度安排政治机制与社会机制。
三、精当地指出马列主义的弊端。他认为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如上文所述，他认为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的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其两次革命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而马克思却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所以，他弄清了法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他认为马思克对法国政治事件的总结——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的原则是高尚的，但问世以来却存在三大问题：一、原则所出的那两大现实事件都是失败的事件；二、原则所出的历史根据，只存在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不适合近代大国众民的民族国家；三、原则一时获得的某些实践，后来走向了反面，行政权发展成皇权。因此，他否定了“革命至上论”，它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精神桎梏。且看前苏联，胜利之后继续“肃反”、专政，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专政。在中国大陆，胜利之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不斗则退，在强化“革命神话”。如果用浅白语言的表述，则是：马背上打天下的政党必然在马背上治天下，亦即用暴力夺取政权者必然用暴力维持统治。他说：“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
顾准说：“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向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这是他在“火红年代”，即“红色恐怖”下的思考啊!这是他残弱的生命之火随时可熄灭时的思考啊!这是随时可坐牢、掉脑袋的思考啊!其大智大勇，谁能及啊?不是超过鲁迅了吗?而且，1990年代以来苏联与东欧剧变，世界重新组合，正应了顾准预言……
至于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研究，限于篇幅，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