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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第一排左二为陶毅，最后一排左四为毛泽东。
自古英雄爱美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大英雄，他欣赏的女性一定有不平凡之处。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重新审视激情年代的十位不平凡女性，或许会唏嘘感叹一番。
第一位是陶毅，即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陶斯咏。陶毅，女，汉族，字斯咏，湖南湘潭人（当时举家迁至长沙），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大家闺秀，著名的才女，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时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二十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毛泽东当时只是理事而已。据萧子升、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均称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诗人邢海珍说：“湘江才女冠江南”，与向警予、蔡畅合称为“周南三杰”。她个子很高，才华横溢，是长沙著名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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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追求与理想，使大家走到了一起。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影响下，陶毅等一干人一起聚在精神导师杨昌济之下，讨论国事，探讨人生和志向，追寻救国之道。
积极支持革命活动
1916年夏，向警予、陶毅等人从周南女校毕业，走向更加斑驳的人生。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陶毅、蔡畅留校或教学或任舍监。向警予虽然回了家乡，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联系，有事来长沙，即住在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
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此时，“周南三杰”再次聚首，共话革命，同谋发展大计。
1919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开始在女生中发展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与陶毅等人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劳君展等也相继入会，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只出了四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
1919年9月起，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毛泽东等学界人士联络教育界和新闻界策划了“驱张运动”。12月2日，长沙学生和工人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从此全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驱张高潮，毛泽东与同仁一起北上北京，南下上海等宣传，编撰了大量驱张的宣传文稿，发表在报刊上。
湘系军阀谭延闿乘机进攻张敬尧，连战告捷，1920年6月，张敬尧退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时，也曾多次与志同道合的陶毅、易礼容等通信。
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没有资金，杨开慧拿出了安葬父亲的奠仪费，陶毅也慷慨支持，拿出十块银元资助，是主要投资人之一；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
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这一阶段，她积极支持毛泽东等的各种革命活动，思想与行动都很激进。
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写给初恋情人陶毅的词
以上不同的看法：
毛新宇认为：“（陶毅是毛泽东的恋人）这并非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经过我对党史的研究，包括对我爷爷个人生平的了解，毛泽东在建党前后，除了在第一师范求学，甚至包括他1918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经杨昌济推荐，到李大钊手上工作，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我认为毛泽东最爱的伴侣和妻子始终是我的奶奶杨开慧，这仅是从我爷爷个人的思想感情上面来说。另外，给网友们阐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1920年12月，我的爷爷毛泽东和奶奶杨开慧在我说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室（校长室）结为夫妻。由于这个基本历史事实，所以我的奶奶杨开慧是建党以后第一批女共产党员（杨开慧是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既然说我的爷爷奶奶是1920年12月结婚的，我们共产党成立是1921年7月，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爷爷所爱的，而且他的合法妻子只可能是杨开慧一人，而不会是其他人。 ”
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毛泽东与陶毅之间的恋情提出质疑。鹤龄反驳彭明道的观点时认为现存资料无一可以证明毛陶之间有恋情，而《贺新郎》词的标题“别友”专指杨开慧，“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样的知心女友只有杨开慧一个，毛泽东晚年对这首词的修改也验证了上述观点。
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有三种看法：
其一：因家人的反对。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继续下去。
其二：因政见的不同。在1918和1919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1921年，中共“一大”结束后，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返程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陶斯咏。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
还有一种看法是毛泽东1920年冬结识杨开慧后，毛陶两人分手。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泽东早期，对陶斯咏这段恋情是很珍视的，有许多人相关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传闻说，那首《贺新郎·别友》就是1922年写给陶斯咏的情词——不过，一般公认《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情词——当时他已与杨开慧结婚一年多。为此杨还与他闹过一场大矛盾，但估计毛陶这次的旧情复燃并未真的变成行动，因为杨后来留有文字，说她与毛“消除了误会”，既然当事人都自称是误会，想必没有真的越轨行为。
随着时间流逝，伟人的“初恋”不再“冰封”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电影《建党伟业》、电视剧都有关于毛泽东和陶斯咏交往的剧情内容。
《杨开慧》陶斯咏扮演者：王美虹
《恰同学少年》陶斯咏扮演者：练束梅
《中国1921》陶斯咏扮演者：徐百卉
《风华正茂》陶斯咏扮演者：潘之琳
《建党伟业》陶斯咏扮演者：汤唯（此片中，汤唯戏份全部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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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就是杨开慧，毛泽东老师杨昌济的女儿，号霞，字云锦，1901年生于长沙板仓，比毛泽东小八岁。在长沙时，他们还只是纯洁的师兄妹关系，后来，毛泽东追随杨昌济到北大学习期间，与小师妹结下了深深的爱情。1920年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留下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清和毛岸龙。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1927年毛上井冈山之后两人没有再见过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被熗杀。图为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母子三人照。
毛泽东有四次婚姻，他比杨开慧大8岁，在四次婚姻中，毛泽东最珍爱的首推杨开慧，他称杨开慧为“骄杨”、“我亲爱的夫人”，也是毛泽东忠诚的伴侣、革命征途中的贤内助。
开慧思念毛泽东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毛泽东是她父亲杨怀中(昌济)教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高足。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毛泽东去北京，投靠这位恩师，并寓居杨宅，1920年冬跟开慧结成秦晋之好。
自那以后，杨开慧结婚七年，连生了三个儿子。她跟随毛泽东去上海、广州、韶山、武汉、长沙，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几乎没有过一天安顿的好日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涯是在毛泽东秘密工作中度过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想，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实则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最后一篇是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她去世前十个月的手迹，看来字字皆是血：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念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
开慧对于毛泽东的爱是伟大真挚的，她渴望有个男人守望在身旁，然而，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她写道：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开慧思念毛泽东几乎疯狂之际，毛泽东正在“走麦城”，而且，这二打长沙，成了何键捕捉杨开慧的直接导火索，这是毛都想像不到的惨剧。
所以，杨开慧发自肺腑、无奈之极地说：
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敏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杨开慧就义解密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南门妙高峰下的一座小楼结婚。船山学社毛泽东的卧室便是他们的新房。
192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岳阳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而新婚后的洞庭考察，正当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意义更加重大。但是，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对于新婚燕尔的娇妻，日夜思念，有时彻夜难眠。
情思难禁，诗兴勃发，毛泽东挥笔写下《虞美人·枕上》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青年革命家毛泽东的离愁别绪，兼写身世的凄凉与哀怨，充满了阴柔之美、阳刚之气。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住了半年多，因毛泽东身体不好，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毛泽东在家乡一边养病一边组织雪耻会，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去广州不久，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全家又回到长沙，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湘改组湖南省委。
结婚八年来，一家颠沛流连。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7年9月，毛泽东去浏阳文家市领导秋收起义，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啊!
从此，天各一方，苏区与白区，俨然阴阳两界。开慧只好把她对丈夫的热爱，用笔录下来。
开始，毛泽东还通过地下渠道，鸿雁传书，给开慧带去无限的慰藉，井冈山上“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毛泽东在信中说，山上气温低，可战士们还穿着秋收起义时的单薄装束，毛泽东穿着草鞋行军，脚被磨破溃烂了……
开慧接到这封信，便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偶感》一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192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开慧下了面条，遥祝夫婿平安健康。待孩子睡下，她在桐油灯下铺上毛边纸，继续写她的散记。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笔者注：原件字迹不清)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死方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开慧在散记中还记下了一个秘密：板仓有两个男子，给她献殷勤，拼命地追求她。当时她二十七八岁，是个成熟的少妇。但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一个人。
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回到板仓，她用毛边纸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毛泽东惊悉开慧牺牲的噩耗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表达心中的悼念及悲愤，化悲痛为力量!
杨开慧就义实录
自从在长沙八角亭司门口，看到朱德妻伍若兰斩首示众后，杨开慧就预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何键听了叛徒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只要杨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她坚贞不屈，何键对她没有一点办法。
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曲曲———曲曲———”凄厉的哨声在四连兵舍里吹起，恐怖笼罩兵舍。“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熗和子弹带，走到亭子里集合。四五十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班长清查了人数，便喊“向右转，开步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的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了粗黑的字，上书“熗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大厅内外鸦雀无声，士兵们屏住呼吸。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标子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箭式标子，扔在地上，阎王判官的使命完成了。
罗国林和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连忙弯腰，将标子从地上捡起，插在杨开慧后颈衣服里。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自始至终以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监斩官一声令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引得满街市民，都峰拥到马路两边，向开慧告别，人群中不时发出叹息与唏嘘之声。
开慧早在给“一弟”的托孤信中，便坦言：“我好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所以，从城北到城南十里长街的游街示众，她始终坦然，视死如归。
进入刑场后，杨开慧打眼一望，走向一较高的坟茔，心想，这就是她的归宿之处了。匪徒朝开慧连开二熗。中午，匪兵们吃完饭，特务四连的卫兵汤家兴，向值日官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这个女人，没死!”姚楚忠又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熗，来到识字岭刑场，姚楚忠举起驳壳熗，结束了杨开慧那二十九岁的年轻生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是毛泽东当时的悲怆心境啊!
本文摘自《毛泽东VS蒋介石》(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金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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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贺子珍，她原名贺桂圆，江西永新人，1909年9月生，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副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贺子珍当时青春貌美，激情活力四射，毛泽东对她十分欣赏和爱慕，彼此认识后不久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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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建国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先后六次怀孕生产，但只有李敏活下来。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图为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合影。
在《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中，她追忆了作为将军之子、领袖之婿的哥哥朴实的一生，并通过记录哥哥与李敏的婚姻，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展示了领袖毛泽东家庭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1971年夏秋交替之际，贺子珍在青岛疗养，哥哥和李敏去看望她老人家。到青岛没多久，他们就听说江青要来青岛，要把贺子珍赶走，还说是周总理的安排。我听说后很不理解，偌大一个青岛为什么江青要来住，贺子珍就得走呢？此事一直到“四人帮”揪出后，我才弄清楚。原来是江青大耍淫威，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就非要去不可，并扬言谁也阻止不了她想要去的地方。江青到了青岛就拼命地玩，由林彪的死党，四大金刚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前呼后拥地逛公园，爬海岛，洗海水，拍照片。她还叫李作鹏为她提供军舰到大海游览，供她拍照，显示威风。可能是周总理怕出意外，才安排贺子珍返回上海家中。回上海后，贺子珍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去世，他的妻子继任总统，贺子珍就对哥哥和李敏说：“这个总统夫人把总统害死了，自己当总统。江青像这个总统的妻子，也是个野心家，她也会害死毛主席的。”
由于江青的阻止，李敏和哥哥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重病的主席，直到主席病危时，华国锋同志才派人找到李敏。当时李敏住在哥哥工作的38军驻地保定。把她接去见到主席时，毛泽东主席已不能讲话，直流眼泪，还拉着李敏的手画一个圆圈，这是在怀念李敏的妈妈贺子珍呀！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主席去世后，李敏和哥哥及他们的儿子继宁去守灵。在这万分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全家在哥哥家设放的灵堂前祭奠主席。每当看到当时的合影，我的心情还很激动。
贺子珍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哭了好几天，情绪极为低沉。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我家打电话，这些电话都是我接的。贺子珍妈妈抱怨说，李敏和哥哥没有照顾好爸爸毛泽东，毛主席是被江青害死了。后来，当李敏和哥哥去看望她时，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去世了，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好可怜啊！”她再次埋怨李敏和哥哥，不该搬出中南海，没能很好地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又说要告诉宋任穷、叶飞等老同志要注意安全。李敏与哥哥在主席的治丧活动结束后马上奔赴上海，守候在贺子珍身边，他们怕老人家经不起这个打击。
想不到老人家在悲伤流泪之后变得非常镇静，她整天不吃饭，只哀痛地对哥哥反复地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贺子珍妈妈她怎么能知道江青“四人帮”之流对李敏、令华哥哥的迫害，根本就不让他们接近主席，他们又怎么可能照顾主席呢？1978年，我陪同父亲到上海参加一个追悼会，顺便去看望了贺子珍和哥哥与李敏的女儿东梅，这时的贺子珍妈妈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让人担忧了。
初进北京
1979年秋天，贺子珍一生中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位井冈山的女英雄，全家都参加了革命，贺氏“三兄妹”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中赫赫有名，她的父母也是为革命牺牲的。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本来她早就可以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首都居住，我曾听哥哥讲，1949年毛主席有过要把贺子珍接到北京的想法，也与岸英商量过接贺子珍妈妈到北京。此事是主席派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去办的，不料贺怡刚将贺子珍接到天津，康生就派人告诉贺怡，如果要接贺子珍到北京，就要开除她的党籍。贺怡是一个武将，是毛泽覃的夫人，曾被敌人抓住后关进监狱，受了很多磨难，才回到了部队，她自然把党籍视做自己的第一生命，此事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由于江青对贺子珍的长期迫害，致使贺子珍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贺子珍来北京最大的愿望是要瞻仰与她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中生死与共，相守十年的毛泽东的遗容。毛泽东是她一生的精神支柱。
哥哥和李敏陪同她到毛主席纪念堂，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当贺子珍见到主席遗容时，满面泪水横流，久久不肯离去……
就是这一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她是参加秋收起义的惟一健在的女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很快邓小平批示，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听我父亲说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需查她的档案材料。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竟是一个没有档案的黑人。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
贺子珍在301住院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送过花篮，许多老战友来电话或看望她，她在长征路上曾经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子弹而救过的宋任穷夫妇也来看望她。她身上的子弹到她去世时也未能取出。
贺子珍盼望、等待了一生才来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与她惟一的最亲爱的女儿、女婿团聚，她想久住北京欢度晚年。但是，根据组织的安排，贺子珍最终还是回到上海养病。
多年来，在医生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病情稳定，好些时，她就回到湖南路262号家中住，犯病时就及时住进华东医院医治。但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贺子珍 一病不起，病情不断加重。
1984年4月15日，哥哥正在照顾生病卧床的李敏，中办突然来电话通知说贺子珍病危，并说已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哥哥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急忙爬起来，哥哥扶着她上了汽车。飞机到达上海后，他们一家直接到了华东医院。他们天天看护着贺子珍，守候在她身边。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时，就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大家以为她的病情好转了，谁知道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连续两次升高，人又处在昏迷之中，医生们紧张地进行抢救。哥哥、李敏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弱，心电图再也不显示，她终于离去了，享年75。（孔淑静）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b]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真正原因[/b]
1937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鼓励史沫特莱设法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音译，女翻译)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为统一战线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来参加。 延安时代的贺子珍和毛泽东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吴莉莉是晚间“举行”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
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
吴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相媲美。
战争间歇的几个月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
太阳一落山，毛泽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生活表现了极大兴趣。毛泽东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诗，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赞美的浪漫爱情。“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吴莉莉总是在毛泽东和史谈话中充当中间人，每当史与毛泽东谈论罗曼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全部是说给她吴莉莉听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作诗，吴当然比史更能欣赏毛泽东的诗，吴便以毛泽东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泽东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了解放后新社会中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进入了毛泽东以旧诗词形式写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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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为何生孩子生怕了：井冈山到延安 十年九胎[/b]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何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延安，心向革命的女青年怕怀孕？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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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是著名作家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原名为蒋伟，字冰之。在少女时代曾经先后在桃源、常德、长沙等地读书；与杨开慧是岳云中学同学。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逃离了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丁玲气质高雅，才华横溢，同时风骚惹人，属于时尚性感的新派女性。毛泽东一见倾心，还专门为她写了著名的词《临江仙》。
在延安期间，丁玲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有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起了对延安的观感，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可见他们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对立起来了，而且还十分尖锐。
毛泽东一共四位夫人，丁玲也是先后四任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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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
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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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其他可能的人选——萧红，是经过鲁迅肯定的，鲁迅曾说她在写作上超过丁玲要比当年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只是，才女薄命，萧红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去世了，剩下那半个多世纪，留待身体好、经得起折腾的丁玲去体味、去摹写了；冰心倒是百岁人瑞，其人生的开篇与结束都比丁玲既早且长，然而其温婉理性的人生姿态与一生轨迹终究不像丁玲那样每每于风口浪尖上辗转颠簸，对于她们生活过来的20世纪，比起丁玲的“贴”，冰心总有几分“隔”。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是没资格与这三位比阅历的，她的人生说来可怜，上海“孤岛”的几年是她最辉煌的时段，然而毕竟局面太小了；纵有天大的才气，也只好耗在那几个前清遗老、民国女子以及汪伪文人身上了——《小团圆》，她的收官之作，看下来最令她心心念念的还是一母亲，二胡兰成。试想丁玲晚年写她一生中遇见的男人，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鲁迅、毛泽东、周扬、沈从文……哪一位不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多年前，传记作家丁言昭撰写丁玲传，书名叫做《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倒是慧眼瞄着了好角度。
丁玲在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有情爱，却又远不止于情爱。当萧红在爱情中很受伤，悲戚地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时候，丁玲已在写她的《“三八节”有感》，向男权宣战。最厉害的是，她是在当时全中国最进步、最代表先进文化的地方——延安——写作并发表她的这篇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仍然余震不小的大作的，如果不是时代先锋，她怎么会与时代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在前方征战的大将们很恼火，贺龙就嚷嚷过：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丁玲，是独立自尊的，当时有同志想撮合她与彭德怀，丁玲不想做首长夫人，她还是要当作家，要写作。但是当爱情来了，心高气傲的她可以去追求名气、地位都差她很多且年龄小她十三岁的抗大学员陈明。英俊帅气的陈明，当时被人们嘀嘀咕咕叫做“丁玲的小丈夫”，心里很烦，也试图逃避，和另一位女性匆匆结婚还有子，但最终忘不了陷于痛苦的丁玲，于是又匆匆离婚，回到丁玲身边。丁玲说，随他们说去，说个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极其坦荡的大姐大的范儿。后来，当丁玲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中被折腾，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祸首，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明表现出大丈夫气概，侠肝义胆，从北京到北大荒，直至丁玲生命结束，陈明始终与丁玲共命运，鞍前马后，把丁玲照顾得好极了。这时人们才恍然，丁玲的眼光够“毒”的，当时她抓住了陈明，就抓住了后半生的幸福。
。她毫不隐瞒自己的一生情爱，曾大大方方写在文章里：她最纪念也频，最怀念雪峰。她与胡也频是两小无猜，英文里叫做puppylove的那种，遇见冯雪峰，是真的动了情，两人都动了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两人一生是比较惦记的。当时丁玲是要不顾一切扑过去的，胡也频当然很痛苦。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丁玲被捕生死不明，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写了《记丁玲》怀念故人，其中就写了那时的三角情感状态。丁玲不高兴，斥为“格调不高”。也怪，沈从文写他的湘西，写他的《边城》，是那样纤尘不染，而他的《记丁玲》以及他的有些文章的确是另一副笔墨。也许问题关键在于，丁玲是上“要闻版”的人物，而《记丁玲》却像是“娱乐版”文章。
丁玲的被捕当时惊动朝野。一班朋友打探消息、积极营救。鲁迅在那时写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丁玲女士的被捕。他接受采访，说丁玲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编书，收录丁玲的作品。他建议印丁玲作品，为丁玲母亲、孩子筹款。最有意味的是，当时沈从文向徐志摩借钱，而徐手头紧，转而向邵洵美借了钱。徐志摩还创作小说《铛女士》纪念丁玲，小说没写完，后来邵洵美续写。可见当时关注丁玲的不只是左翼文人。当时一度传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还做一首《悼丁君》的诗，控诉国民党暴政，叹文坛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谓“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
玲从南京逃出到陕北，受到中共高层欢迎。毛主席为丁玲添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转丁玲收——当时 “西安事变”才十来天，中共高层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应对方案，毛主席高人有异行，居然分神舞文弄墨有如此兴致。这样的殊荣，据说只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享受过。这二位后来都被毛主席搞倒了。文人与政治，总是主动被动地夹缠在一起。政治家的韬略不是一般文人能看明白的。
关于丁玲与毛主席关系的由密到疏，其原因丁玲自己也说不明白。一说是没有赴毛与江青的婚宴引起的，不过后来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江青打抱不平，促使出版的。一说是丁玲一心写作，也不常去首长那里走动，渐渐就疏远了。总之，没有合理解释。而周扬，渐渐成为党在文艺界的总管。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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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吴莉莉，她1912出生，北京人，原名吴广惠，英文名LiLi(莉莉)，遂成爱称，她是北平女师大高材生，英文特优。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起，平津沦陷。吴小姐爱国心热，欲奔后方为抗日出点力，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史沫特莱引进一种新的娱乐—西方式的交际舞。到了三月份，她和吴莉莉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吴莉莉成了交际舞的明星。陕北穷困，风气闭塞，吴小姐虽已脱旗袍改穿军装，而仍留着烫发，也常淡抹唇膏香粉，十分引人注目，当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后来被毛泽东选为英文翻译。莉莉活泼、外向、热情，透着西方女人的性感和魅力，还经常为毛泽东译读英文报刊、教交际舞，有时唱中英文歌曲，给毛泽东从未有过的感觉，毛泽东经常用炽热的目光看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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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已经睡下，突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有吵闹声，她跑过去，只见贺子珍正用一个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贺子珍，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他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贺子珍却突然转向吴莉莉（吴当时背靠墙），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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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贺子珍送回了家。经过贺子珍大闹窑洞这件事，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当时也无法违抗;另一说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被国民党拘捕。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时为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吴莉莉1949年从成都去台湾，不仅与丈夫关系不好，还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吴莉莉在1975年去世。
编者按：今年，修订后的《“四人帮”兴亡》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推出，它比原版增加了20多万字，新加入30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书中许多内容是后来新采访到的。在新版的《“四人帮”兴亡》中，叶永烈首次加入了关于吴莉莉的内容。日前，叶永烈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谈到了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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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位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山东诸城人。她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５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的政府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7月中旬，“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蓝苹离开上海，抵达西安；8月，到达延安，改名为“江青”；1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 8月改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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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美貌和气质深深吸引了毛泽东，他虽然日理万机，但有江青的演出，几乎都要到场。随后江被调任军委办公室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照顾毛泽东起居(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正在苏联“长期养病”)。1938年11月20日，经康生做媒，中共中央批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1940年生下女儿李讷。[/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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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0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号召红卫兵学生打倒了一大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江青是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1969年中共九大上，江青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71年林彪事件后，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联盟，即后来被中共所批判的“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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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四人帮和毛远新等人逮捕、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了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对江青原判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江青于北京公安医院上吊自杀。
[b]知情人士披露江青的真实死因：不是上吊自杀[/b]
何殿奎是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他所说的江青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与社会上流传的多有不同。
因为多年从事特殊工作养成的谨慎，何殿奎从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外媒采访。记者本人无数次向他转达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和出版社的出书邀请，都被他谢绝。但只要看到媒体上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实“纪实”，他就会很气愤，不吐不快。
“这篇文章的内容全是假的！”年近80岁的何殿奎依然瘦削硬朗、腰背挺直，记忆力也特别好。近日，他把记者叫到家中，指着某文摘报上《江青晚年骚动的监狱生涯》的文章（摘自美国作者特里尔所写的《江青全传》）说。
文章被画上了多道着重线，用数字标注出9处虚假，包括：审判结束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1988年12月她提出的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要求遭拒后吞下50多粒安眠药、1989年11月中办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她最后在公安医院病房的浴室里用手帕上吊自杀等。
“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何殿奎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
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
他告诉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
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
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
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
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迁出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形，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
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
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
邱会作在回忆中写道：在秦城5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摄氏度。
对此，记者向何殿奎求证。他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告诉记者，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3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3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
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
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对于邱的怨气，何殿奎毫不惊讶。他淡淡地说，时常有老干部从秦城出去后去告状，上面来调查，他就多次写过证明材料，结果表明这些指控都查无实据。“他们有情绪不能向党中央发，只能向监狱发呗。这我们都能理解。”他如此解释。
对于这些高级干部的起起伏伏，他见得太多了。光他们公安部，“文革”中就有5个副部长曾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咱们闹运动太多，每一次闹完运动后就要纠偏，所以我就认为大部分老干部都是受害的。”
但是，他至今认定，黄吴李邱跟那些被冤枉的老干部不一样，犯了罪自然有国家法律制裁。
放风和看病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
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放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
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告诉记者，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至于吴法宪，何殿奎总结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工作人员总是毕恭毕敬的，叫他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丝毫不高兴的表现；二是有心事总爱说出来。吴法宪有胆结石，何殿奎曾连续3次带他去北京医院找专家检查。因为有可能动手术，吴法宪精神非常紧张，再加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勾结，他心情低落，跟何殿奎谈到了“党和政府是否还能给出路”的问题。何殿奎回答他，“给出路是党的一贯政策”。吴法宪听后，带着“非常感激的表情”给他鞠了一躬，说自己放心了。
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整个手术的经过，而且写道：手术后，他躺着无事就想请护士帮忙找两本小说看看，但是管理员硬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
对此，何殿奎笑着回应，吴法宪可能把这次看病跟在监狱外的某次看病记混了。因为，医生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疗法，根本就没有动手术。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他非常肯定地说：吴法宪在整个秦城监狱期间，都没有动过手术。
两人的回忆有很大差距的还有一处。吴法宪在回忆中写道：有个警卫战士对他特别好，有一次在聊天中告诉他，他已经被开除了党籍。吴法宪震惊之余去问监管人员，牵连到这个战士被撤换，其他人也都对他变了脸色。他在书中对这个不知名的战士表达了自己的歉疚。
但何殿奎认为吴的回忆有误：“战士能知道什么开除党籍的事？”他清楚记得，事情的起因是，吴法宪跟一个战士聊天时，战士无意中说到，自己家乡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导弹基地，他爸就在那个基地上。吴法宪主动向值班人员报告了战士的“泄密行为”，结果导致看守他的一个班被整体调走了。至于吴法宪为什么要主动报告？“这就不知道了。他好像说，他就是怕泄露国家机密吧。”何殿奎告诉记者。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8、9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告诉记者。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3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1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从个人来说，他对江青一直比较反感。江青还在台上时，他曾见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西郊体育场举行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的两个代表之一。他至今清楚记得会上的情形。“昨晚我给总理打电话，让他通知郭（沫若）老参加大会。”江青说，然后对着观众席大喊三声：“郭老来了没有？”有一个人（何估计是郭的秘书）从西北角上站起来说：“来了！”何殿奎当时就跟同事嘀咕，江青这人怎么这样疯啊。
第二次是在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表彰会上。会议结束后，江青从后面跑过来，高喊三声：“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主席思想万岁！”没有一个人响应她。何殿奎对她的印象更坏了，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配当主席夫人，“主席夫人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3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b]江青死前最后一句话[/b]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布消息说，江青自杀。其实，江青自杀时间是1991年5月14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写道: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经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
江青化身“李润青”拒绝做咽喉手术
著名的秦城监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监狱的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住的是个大套间，有好几道岗，她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自己织毛衣，读书、写作。江青的女儿李讷每两个星期来监狱探监一次，给她带些东西。
江青身体不好，1984年5月4日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保外就医，然后，安排她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江青要求组织一个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吞下，企图自杀，被看守发现后及时抢救脱险。以后，不再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医结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监狱。回监狱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患有咽喉癌，建议做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在提及住处时，江青提出要么回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要么回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小据点”——钓鱼台国宾馆的17号楼。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她当着中办有关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说:你们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杀了。后来，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她才默认了，开始接受治疗。
《江青全传》记载，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b]怀念毛泽东
[/b][font=宋体]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
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
5月13日，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然而，当3时30分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经自尽气绝了。据推测，江青是趁护士走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约3时左右，断气死亡。
江青曾多次尝试过自杀。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一次，江青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江青全传》记载，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
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font]
[b]毛泽东为何执意要娶江青为妻[/b]
由于江青在文革中出尽了风头，也迫害了不少人，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江青被描绘成了一个跳梁小丑式的泼妇。善良的人们无论怎么也想不通：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偏偏要娶江青这样的女人为妻呢？殊不知，伟大领袖当年为了能娶江青为妻，那可是下定了决心，不惜与整个政治局对抗，可谓是迎难而上排除万难。
1937年7月，因为“吴莉莉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之后贺子珍负气出走，吴莉莉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这年8月上旬，江青进入了延安，才过了一年多一点，1938年11月底，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与江青正式结婚。当时，延安反对毛泽东这段婚姻的大有人在，组织部长陈云、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想想也是，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的一个三流演员，而且数次婚变闹得满城风雨，延安的好女人多的是，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为什么要下决心放弃“糟糠之妻”贺子珍，不惜与张闻天对抗而娶江青这个女人为妻呢？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只要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杨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事实，试图劝阻这场婚姻。
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而她当时24岁，毛泽东45岁。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何况，为了保密制度和军事安全考虑，组织部门再次对江青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虽然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发电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秘密代理人，因为她曾被逮捕，历史上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康生在紧要关头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出具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于是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讨论并作出决议，被迫同意了他们的结合。
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只是在此前，为了纪念蓝苹的新生活，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蓝苹选择了江青。因为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显然，此时的江青已非彼时的蓝苹，江青自然要胜过蓝苹。而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现在为了表示对这些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二
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坚决不予接受，而且还态度果断刚毅，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呢？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虽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
再说江青，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可能是三流的；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艺术；有思想，独具识见；有追求，抱负远大。虽然出身卑微，但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了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难能可贵的是，文艺演出之余，她还勤奋写作，公开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和小说，针砭时弊，关心民瘼，立意高迥，笔锋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的性格与毛泽东非常相似，也许正是从她与唐纳婚变的“自白书”中，毛泽东发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在三十年代，敢于将自己的婚变公诸于众，为自己鸣冤叫屈，的确需要极大勇气；并宣布自己“决不学阮玲玉，为着人言可畏自杀”，“难道蓝苹是个可怜的小虫子，任由践踏？”虽然江青后来做了许多坏事，但这里能看出她有自尊的一面，泼辣强悍的个性，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很受毛泽东这样的人的欣赏的，扣动了毛泽东不服输、倔强的心弦。一个女子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反抗各种社会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恋爱自由)，正与毛泽东那睥睨一切的心态吻合，毛泽东从来不把陈轨陋习放在眼里，江青的桀螯不驯在毛泽东心里激起了共鸣。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需要蓝苹的热烈奔放、善解人意、清新可人。
三
实际上，毛泽东娶江青为妻，还有政治上更深层次的考虑。政治家的任何行为都有政治意图，婚姻历来是提升形象、拓展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如此。毛泽东一向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娶个“艺术家”老婆对自己将来的政治说不定会大有帮助的。
1938年的延安，毛泽东刚刚确立了在党中央的地位，但还只是处于“一隅”，极需打破封锁，得到外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支援，需要“让世界了解延安”，这时的贺子珍表现得颇“不识大体”，忘记了史沫特莱当时对延安是多么重要，为了一个女翻译与毛泽东大闹，并于1937年负气出走，使毛泽东非常下不了台。这时王明又回来了，对毛泽东不能说没有威胁。来自大上海的江青，虽然在圈内只是个“三流角色”，但在延安是有一定份量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家都把她当明星看”，娶了江青，会起到“马骨变出千里马”的效应，吸引更多的文艺青年投奔延安，打破国统区对共产党的污蔑，展示延安开放、包容的形象，使国统区的文艺界能更友善地看待延安。
更重要的是，江青具有政治才能，这可能是毛泽东娶她的最主要原因，否则政治局也不会有“约法三章”。她自己曾说“主席说我在政治上对他有帮助，贺子珍没有。”刚建国后，江青在莫斯科一次宴会上见到斯大林，三十五岁的江青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为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据说斯大林非常高兴，可见，江青善于恰到好处地“献媚”，有政治人物长袖善舞的天赋。早在五十年代，江青的触角就伸到了文艺界，她对政治的敏感性是从文艺入手，屡次给毛泽东汇报说“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鼓励下，文革中扶摇直上，充当斗倒刘少奇的“旗手”，林彪出逃以前，江青确实是毛泽东忠实的政治伙伴，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意图；又将全中国的文艺统一为八个“样板戏”，在今天看来，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闹剧、悲剧，但平心而论，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能量超群。
四
江青从一个“三流明星”、“第三者”一跃成为“第一夫人”、“红都女皇”，实现了她的“云鹤”梦想，最后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说，江青确实像她自己写的——“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有着一种神秘或者说鬼魅的魅力。
这样的女人，自然会赢得毛泽东的爱情，毛泽东不顾一切地娶她为妻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参考《江青传》，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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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位是宋庆龄，她生于1893年1月27日，与毛泽东同年。年轻时，毛泽东只能仰视宋庆龄，那时他就被宋庆龄美丽和高贵所征服，同时他也十分欣赏宋庆龄的为人，认为她是完美的女性。直到1945年9月，毛泽东才得以在重庆上清寺张治中住所见到宋庆龄。[/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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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他们书信往来频繁—宋庆龄是毛泽东在书信中除了家人以外唯一称呼“亲爱的(大姐)”的女人。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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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病逝于北京。
[b]“宋庆龄与毛泽东的四次交锋 反对文革却遭排斥”[/b]
第一次交锋为公私合营
1953年，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试图绕过中共早已决定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急剧转入社会主义，变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为准国有。这被不少人视为建国之初开放气度的后退。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直指决策的谬误：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看到后，没有反思，而是做出批示说：“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不过，这时毛泽东仍与宋庆龄来往密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后，还提笔给宋写了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七分能吃，十分能睡。”
第二次交锋为反右斗争
1957年，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员，以求造成一个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几个月后，毛泽东却又下令由整风转向反“右”，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宋庆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反右斗争开始两个月后，她就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我不信。”后在1959年，毛泽东在“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一事上投了反对票，认定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我们同她是不同阶级”。不过，由于多数人赞成，宋仍当上了副主席。
第三次交锋因为文革
“文革”到来后，宋庆龄感到震惊，她和她的家族也受到牵连。孙中山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他在南京的铜像被移走；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也被挖掘夷平。宋庆龄没有选择沉默，她奋起抗争。为防不测，她亲手焚烧大量资料和书信，转移了她心爱的孙中山画像和艺术品。造反者企图冲击宋庆龄寓所，并扬言要剪掉她的发髻，她断然表示：“我不要剪头发。”毛泽东派江青专程向她解释“文革”形势，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她还撰写长文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回击造反者的诬蔑。对于来自阴暗角落对她与孙中山的婚姻和私生活的中伤诽谤，她愤然反击，致函外国友人爱泼斯坦，引用拉丁谚语：“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第四次交锋为刘少奇鸣不平
尽管在“文革”中自身处境艰难，但宋庆龄却不顾安危，尽一切可能保护关心着同样身处逆境的人。在刘少奇被批斗时，宋庆龄对朋友说：“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还接连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解，并严正声明：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不过，毛泽东这时已容不得宋庆龄，他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此后多年，宋庆龄很少公开露面，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愿意被人当摆设”。
[b]宋庆龄为何到生命最后一刻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b]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窦应泰，原题为：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呢？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提出入党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仰。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甚为感动，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
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下来。
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年4月28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
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此次讨论宋庆龄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
1957年10月底，中央决定组成一个重要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当年11月7日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提名宋庆龄为代表团主要成员。这个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宋庆龄虽然是非党人士，但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宋庆龄当成自己同志看待。
生命最后一刻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她的病情。看到宋庆龄病重，王光美专程前往中南海求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了宋庆龄多次要求入党的问题，并询问说：“如果宋副委员长现在仍然要求入党，中央是否会批准？”胡耀邦当即表示：“如果她现在还有要求，中央一定会给予考虑。”王光美在得到中央的意见后，再次探望宋庆龄。她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一想法？”病中的宋庆龄对王光美点了点头，表示她同意入党。王光美又问了三遍，已不能说话的宋庆龄接连点了三次头。王光美当即在宋家要通了胡耀邦的电话，把宋庆龄的意见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5月15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接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5月29日晚8时18分，宋庆龄在京溘然长逝。宋庆龄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摘编自《党史博览》2015年第11期窦应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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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位王光美，生于1921年，她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1945年，王光美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她与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崔月犁结识，1946年8月赴延安。王光美属于大家闺秀，举止优雅，很有贵族气质，一到延安就引起了广泛关注。[/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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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几次找她谈过心，对王十分赞赏，因此引起江青嫉妒。1948年，经毛泽东和江青介绍，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后，王光美成为主席夫人，她魅力四射迅速赢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毛泽东也很喜欢和她交谈，这把江青的妒火燃到了极点。图为王光美与刘少奇在北京香山。[/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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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欲借文革置之死地，毛泽东得知后，迅速做出批示，坚决保护王光美。后来王光美致力于慈善扶贫事业。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王光美作为这一大型扶贫计划的发起人多方奔走，到2006年“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已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万，她曾荣获“中华人口奖”荣誉奖。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许，王光美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4天后，她获得了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 图为1963年5月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越南。
[b]王光美砸毛主席遗体[/b]
王光美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的父亲王槐青是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期（大概在段祺瑞内阁）的代理农商总长，还是出席1918年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代表中国的外交使团成员之一。王光美出生时，王槐青正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这时接到家中电报，于是决定给她取名“光美”，跟随其哥哥“光英” 的先例。另外，王光美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提倡女性解放。
也许是受其母亲的思想影响，由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王光美放弃了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改赴延安，又于1948 年嫁给同年长自己23岁、已结过婚，且有孩子的刘少奇，在当时也计也是一种十分“惊世骇俗”的行为。“文革”中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刘少奇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但王光美自己坚称：“我哪是”。
当代中国当代历史一直有一悬案，就是毛泽东为甚么把刘少奇害得这么惨，但最后又亲自保住了王光美这个活口。近年以来，外界一直有一种说法称当中既涉及政见不同，也同时可能是毛和刘之间私人恩怨的一个延伸。
文革一些斗争涉及私人恩怨，可从近年当事人的披露也许会有助找到真相。200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出了《王光美访谈录》。此书作者以笔录形式，纪绿了王光美就自己生平的访谈。近年学术界流行口述历史，王光美也以第一身形式，留下了她的珍贵纪录。
据《王光美访谈录》，1959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嘱咐让王光美一起去游泳。据王光美的说法，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没有去。第一次游泳时，王在在换衣服时“把脚扭了”，没游成。
据《王光美访谈录》，7月20几号，也即毛开始批彭之后，毛泽东又再邀请王光美到芦林水库游泳。这一次，王光美赶紧找出游泳衣。据说：“临出门前她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刘少奇看王光美一眼，说：‘噢，还穿丝袜！’王光美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泽东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
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但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7月23日早晨，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说刘少奇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1967年4月，中央在江青大力运作后同意批斗王光美。批斗她的“捉鬼队”逼迫王光美穿上1963年4、5月间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所穿的旗袍、高跟鞋、丝袜和所戴的草帽、墨色眼镜，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据说，毛泽东不让江青出访国外，在王光美出访印尼前，江青曾告诉王不要戴项链，结果王光美没听从惹祸。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领导下，会议对彭、罗、陆、杨进行了批判。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修改，加写了几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里所讲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刘少奇根本没来得及做任何思想准备，就被裹挟到文革洪流中了。
1970年，江青和林彪甚至以捏造的诬陷材料为依据，想要判处王光美的“死刑”。毛泽东知道后制止，才使王光美免于死难。林彪的太太叶群，是王光美的中学同班的同学，在念书时叫叶宜敬，曾到王光美的家一起做作业。最后叶群跟林彪一起在1971年9月13日坠毁事故中丧生。林彪的坠机事，当然又是中国当代历史另一悬案。
《中国青年报》曾于2004年10月报道，刘少奇毛泽东两家后人曾有过一次聚会：那是2004年一个初夏傍晚，聚会由王光美召集，刘源是联络人，刘家的儿女刘源、刘婷婷；毛家后人李敏和女儿孔东梅、李讷和夫君王景清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颇有“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王光美，中小学读书时数理科特别强，为当时“数学三王”尖子之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便在家自修，1939年考取辅仁大学物理系，在母亲的支持下，王光美后来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物理界的人公认，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甚至有可能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
王光美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的父亲王槐青是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期（大概在段祺瑞内阁）的代理农商总长，还是出席1918年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代表中国的外交使团成员之一。王光美出生时，王槐青正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这时接到家中电报，于是决定给她取名“光美”，跟随其哥哥“光英” 的先例。另外，王光美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提倡女性解放。
也许是受其母亲的思想影响，由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王光美放弃了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改赴延安，又于1948 年嫁给同年长自己23岁、已结过婚，且有孩子的刘少奇，在当时也计也是一种十分“惊世骇俗”的行为。“文革”中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刘少奇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但王光美自己坚称：“我哪是”。
当代中国当代历史一直有一悬案，就是毛泽东为甚么把刘少奇害得这么惨，但最后又亲自保住了王光美这个活口。近年以来，外界一直有一种说法称当中既涉及政见不同，也同时可能是毛和刘之间私人恩怨的一个延伸。
文革一些斗争涉及私人恩怨，可从近年当事人的披露也许会有助找到真相。200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出了《王光美访谈录》。此书作者以笔录形式，纪绿了王光美就自己生平的访谈。近年学术界流行口述历史，王光美也以第一身形式，留下了她的珍贵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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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位是张玉凤，她1944年出生在东北牡丹江的一个清贫之家。家中有八个子女，她排行第四。因为家庭太穷而无法完成学业，1958年就成为了铁路客运列车的一名列车员。1962年被调到毛泽东车厢任服务员，1967年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因得到毛泽东的欣赏而于1970年7月被调入中南海，随后成为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后兼机要秘书，陪伴垂暮之年的毛泽东走完其伟大的一生。[/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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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所以喜欢张玉凤，是因为她的性格很像贺子珍，那时他老人家对江青已十分反感，身边又没有子女，所以很是孤单。权力无上的毛泽东对张玉凤也是要让三分，有一次，张玉凤对客人有些怠慢，毛泽东批评她，她一生气，不但反驳毛泽东，还甩手走人。在张玉凤离开毛泽东的那段日子，他茶饭不思，后来汪东兴安排把张玉凤接到了毛泽东身边，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后毛泽东给了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毛泽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一辈子没低过头，却对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秘书无可奈何，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对张玉凤已有深厚的感情依赖。[/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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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b]
晚年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对张玉凤礼让三分。在毛泽东心中，或许已把张玉凤当做了儿女一样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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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秋，铁道部到张玉凤所在单位去选调专列人员，她幸运地入选，年仅16岁的她当上了中央首长专列的列车员，不久被调到毛主席的专列上当工作人员，1970年又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图为1964年，毛泽东与张玉凤合影。
后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病故，经中央批准，她又兼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直到1976年毛主席离开人世。人的命运有时并不能全由自己掌控，张玉凤就是这样的人。图为1966年7月，身着泳装的张玉凤陪同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
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普通女孩，做梦也没有想到，转瞬之间竟能一步登天，进到了“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核心圈子里，而几年之后她又从巅峰跌到谷底。如此大上大下，大起大落，使她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图为1972年，张玉凤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张玉凤握着毛泽东的左手。
张玉凤是一位很文静、很质朴的女性，她举止文雅，讲话轻声细语，待人诚恳，不张扬，不矫揉造作。她写的字跟她的人一样，清秀漂亮。她退休前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工作，是个处级干部。
毛泽东去世，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青向张玉凤索要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恼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
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玉凤离开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回到铁道部，做了一名普通干部。2000年，她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安享十分幸福的晚年。图为晚年张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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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位是伊梅尔达，她生于1929年，家境平平，父亲是一位普通教师，9岁丧母，有6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从上大学起，就开始半工半读。伊梅尔达生性好强，她的格言是：“永远把微笑挂在嘴边，永远把泪水藏在心底。”，后来成了菲律宾第一美人，不但艳丽俊俏，而且有大家闺秀风度，还有一副婉转动听的甜美歌喉，再后来成为了总统夫人。[/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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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9月，毛泽东会见马科斯夫妇，毛泽东那时身体是疾病缠绕极度虚弱，但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强打精神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当雍容华贵、面容美丽、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出现时，毛泽东突然放射出无比惊奇的目光，以至于旁边的江青又产生了酸酸的嫉妒。再往下就出现了令世人惊讶的一幕，毛泽东突然拉起了伊梅尔达的手，而后文雅从容地将手托到胸前，搁在嘴边轻轻地一吻，在场的人都没有来得及反应，夫人激动地说：“我太荣幸了!”这个场景，只拍下一张照片—这张毛泽东唯一亲吻女性的照片迅速传遍全世界。[/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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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执政到1985年下台,马科斯一家的财富从最初的数万美金,暴涨到后来的50亿至100亿美金。马科斯夫妇成为了菲律宾历史上最为腐败，最为臭名昭著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菲律宾人民在推翻马科斯政权之后，审判了伊梅尔达，后赦免。她一直未离开政坛，80岁还竞选议员。在她家中最显著位置放的照片，就是这张著名的“世界第一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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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帖被Leob5a12在2016-12-27 23:0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