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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cccccc][table=500][tr][td][font=微软雅黑][size=2][align=left][b]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做“百日维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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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梁启超，光绪帝和康有为[/font][/size][/b][/color]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 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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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梁启超[/font][/size][/b][/color]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寇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的《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梁启超为主笔。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中的有关章节。他还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5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谕，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事；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了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附录有三：《改革起原记》《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政变，有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政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么，是因为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皇帝手里突然夺回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整个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时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亲政之前，光绪皇帝毫无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光绪不但在政事上无权可言，而且，连打理自己私生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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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瞿鸿禨[/font][/size][/b][/color]
应该说，刚入宫的那段岁月，慈禧太后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亲侄子光绪（也是亲外甥）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湖南长沙人）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上书房，提出要求。每天放学后，光绪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回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慈禧，向她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就降下懿旨，要求翁同龢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十三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先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增加了讲解奏折的内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感情融洽的黄金时期。慈禧对光绪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
慈禧不慈，晚年犹嬉。她不仅攻于心计、权欲无极，而且翻手覆云、冷酷无情。为了稳坐“女皇” 宝座，她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光绪进行控制，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特别是发现光绪不太听话之后，更是脸色陡变，采用种种手段，对光绪加以虐待，使其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像忍辱负重的汉献帝似的，过着非人生活。苏勋丞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慈禧怕光绪再反对她，监视光绪很紧，每次去万寿山，都带光绪同行，说是疼光绪，形影不离，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押在马后的犯人罢了……
苏勋丞是河南永城人。1901年，他经老乡介绍，到袁世凯所建的武卫前军当兵，被编入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武卫右军的统领是后来有“辫帅”之称的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02年1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经洛阳、开封等地，回到北京。为了自身安全，慈禧命令张勋所带的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担负警卫任务。每天晚上5点至次日早上7点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一直到1905年才撤出去。苏勋丞在值勤时，多次见到慈禧和光绪，并近距离地观察了宫廷内的生活情形。他在这里所回忆的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的身边也是眼线密布，活动受限，内心十分不爽。一年冬天，翁同龢看见光绪皇帝穿的裘皮大衣外面，又加穿了两件马褂，就好奇地询问缘由，光绪皇帝说：“天气太冷了。 ”“皇上为什么不穿厚一些的狐狸裘皮大衣？”光绪皇帝喃喃自语：“朕只有一件，前一段日子衣袖开缝了，拿出去缝补，还没补好。”翁同龢建议道：“宫内库房里存料很多，皇上应该让成衣房再做一件。”光绪皇帝颇为难堪地说：“朕已经跟亲爸爸说过好几回了，可是太后一直没答应。”翁同龢听后，鼻子发酸，再无言语。
慈禧太后，二十多岁就成为寡妇。那正是她如狼似虎的时节，手握重权的她，岂能耐得住紫禁城里的寂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于是，慈禧绯闻便越过高墙徐徐传到宫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悄悄交流的“精彩段子”，如慈禧喝药堕胎、慈禧同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床第情缘、慈禧与荣禄以及李莲英不清不白的关系等。但陈灨一（1882—1953，江西新城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幕僚）在笔记《睇向斋秘录》中指出：世上流传的慈禧太后淫乱段子，不下数十件，大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以我所听到的，某部侍郎连夜逃跑一事，真实可信，此事足见慈禧之荒淫无度。政界大老大多都知道这个故事。某部侍郎，安徽人，风华正茂，皮肤白皙，一表人才。一天，慈禧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时，两眼直钩钩地盯着他，一见钟情，禁不住欲火中烧。按照清朝规矩，官员晋见太后时，只能猫腰俯首蹶腚地跪在地上，如果违反，那是大不敬、杀无赦。所以，该侍郎并不知道慈禧的心意。汇报完毕，侍郎退下去休息，慈禧就密遣心腹李莲英过去打探他的意见，说太后准备将其留在宫中，办理“机要”。该侍郎一听就明白了，他佯装着答应，到了夜里，却乘机逃了出来，从此变名易姓，终身不仕。
年老体衰之后，慈禧在情欲方面似乎有所收敛，却久病成医，深谙“用情感软刀子杀人”的精髓。这也成了她企图降服光绪的一把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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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慈禧和隆裕[/font][/size][/b][/color]
光绪有一位皇后、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无论相貌、才学、性情，光绪都不中意，但是由于是慈禧太后敲定的，光绪皇帝只能“照单收下”。两个妃子瑾妃、珍妃姊妹二人，也是慈禧太后帮助挑选的。隆裕比光绪大三岁，生在宫外，见多识广。据说，由于初夜不谐，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后来，光绪“移情别恋”，对皇后采取冷淡态度，却与年少活泼的珍妃打得火热，引得隆裕醋性大发，频频向姑妈告状……夫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也为光绪皇帝悲惨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清史专家谢俊美教授指出：“西太后为什么让隆裕去做皇后？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光绪皇帝，实际上西太后为了自己掌权，各方面都设计好，最后把光绪变成一个傀儡。”长期的精神虐待和思想压抑，使光绪皇帝的健康大受影响，“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这样的生活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
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按照祖制规定，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朝廷为虚岁16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慈禧太后被迫开始“训政”，实际上还是她当权；1889年3月4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朝廷再次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宣布“归政”，驻跸颐和园。但是，皇上亲政后，修复了颐和园，专门用来颐养母后慈禧；每隔一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每日各地上报的奏折，皇上阅读后，都要密封好，派人送到颐和园，请慈禧审阅、指示。“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也非常“懂事”，“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很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也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又知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光绪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皇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 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皇帝传《崇陵传信录》，其中，主要记载了清末朝廷倾轧内幕，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统治集团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写下了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触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 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熗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握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 ”，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
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 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 “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 “董事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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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康南海自编年谱》[/font][/size][/b][/color]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的，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四朝佚闻》指出：光绪皇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尽管名义上慈禧太后从政府的职务上退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她只要愿意，仍然是帝国的专制统治者，并时刻准备声称她有这种能力。 ”所以，当慈禧太后感到光绪皇帝“不听话”了，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时，她便主动出击，“如缚雏鸡”“如薙枯草”，囊中取物似的收回了授予光绪的事权。
据史料记载，9月18日（八月初三）下午2时以后，也就薀外绪皇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不久，杨崇伊“恳请太后再次训政”的奏折，被送到了慈禧手里。
接到奏折时，慈禧正在看京剧。对政治动向极为敏感的慈禧太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她联想到连日来内务府大臣立山等人的密报：“皇上已派人到各个公使馆，要求外国干预，废除太后。”又联想到近日光绪皇帝未经请示就罢免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要开懋勤殿组建自己的顾问班底等强硬措施，更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思量了半晌，当晚八九点钟，她才定下决心，明日一早就回宫去，进行实地查验。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859—1942）在《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里，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如下描述：
她（慈禧太后）叫来了自己的轿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没带军队，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宫内的那些太监护卫着，一旦出起事来也足够可以抵挡皇上的那些太监了。……皇上听说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叫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而自己则想要躲进外国使馆，但还未等到这么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于是，光绪结束了他的亲政生涯，开始了囚徒生活。
德龄（1881—1944）是满州汉军正白旗人，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是法国人。1903年3月，经庆王载振推荐，德龄、容龄姐妹俩进宫，成为慈禧的御前侍女，为慈禧做英语、法语翻译。德龄在慈禧身边生活了较长时间，掌握了许多宫廷秘闻。她说：“我因为曾经留在清宫内给太后当过几年侍从女官，对于光绪的一切，幸得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得到最先的机会听到他自己所说的许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国家政务的各项计划。”从1911年开始，她陆续出版了《童年回忆录》《金凤》《清宫两年记》《慈禧御苑外史》《光绪泣血记》《皇室烟云》《莲花瓣》等作品，每部著作的出版或再版，都风靡海内外，盛销不衰。《光绪泣血记》也曾译作《瀛台泣血记》或《光绪皇帝》。对于慈禧太后返回皇宫“夺权”一事，德龄做了比较翔实、生动的记载：
……第三次密报又来了，其时太后的鸾舆正在匆忙地抬进宫门。
光绪因为早已死心塌地的缘故，精神反而觉得安定了许多。他和珍妃就在很少的几个太监的掖护之下，整好衣冠，走到最外面的一座大殿前的石坪里跪着，静待太后到时接驾。
……即使光绪自己还甘冒不韪，用武力来和太后周旋一下的话，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他手里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
老佛爷的一帮侍卫，都堆着怪骄傲的神气走进来，仿佛是专门随着太后来拿办光绪的。不久，太后自己也从鸾舆里慢慢地跨下来了。光绪大着胆，偷眼望她一瞧，只见她满面怒容，颜色泛白，白中透青，真像一个打算跟人家拼命的老太太一样。这倒也薀椭不得她的，因为当她从颐和园回到大内这一段路是相当长的，她老人家独坐在鸾舆内，尽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着，自然愈想愈恼了。
……他（指光绪）虽然说得十分恳切，无奈太后已不愿再跟他多费唇舌。因此，她就愤愤地把手一挥，制止他再说下去。
“别再给我花言巧语了，现在只有很干脆的几句话：你要知道这天下是老祖宗们打下来的，他们所定的一切法度、一切规矩，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做子孙的人，要保守这个基业，就只有完全遵守这些法度和规矩的一个法儿，你是什么人，配来变动它们啊！要如真照你想的那些混账新法儿搅下去，我们大清帝国的天下，怕不要在你手里断送掉吗？如今你自己也该明白了，你到底配不配再统治这个国家？快给我想一想看，你现在应该如何收拾才好？”
太后这句话一说，光绪心里是立刻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已到了不能不暂时结束的地步了 ——当初他真以为是暂时的结束，不料后来却变为永远的休止。于是他重复再磕着头说：“亲爸爸，孩子懂得了，明天孩子马上草一张诏书下去，把掌理国家大事的权柄依旧请你老人家来执掌，因为孩子实在太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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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丁韪良[/font][/size][/b][/color]
同样的戏剧性政变场面，在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中，也出现过：
面对皇帝的革新措施，保守派魁首惶惶不可终日，叩请慈禧太后挽救大清帝国于水火之中。于是，太后像天神一般降临人间，斥退了年轻的法厄同（即太阳神之子，驾驶其父亲的太阳车狂奔，险些焚掉了整个世界，幸好被宙斯用雷击毙），避免世界着火焚烧，而太阳车也回归原来轨道。
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
当然，我们对这些像电视剧一样的记录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戊戌事变后，“始作俑者” 杨崇伊在递给慈禧的密折中的说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政变”的实情，也有利于解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疑问。在《乱党虽平，慎防后患折》中，杨崇伊对“政变”的记述是：“祸机一发，各国环集，时日先后，间不容发。幸而皇太后即日训政，不动声色，弭乱未形。”?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国家大权夺下了。世上还有这样轻而易举、手拿把掐的“政变”？
“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 ’。”马忠文虽然对政变说不太满意，但他的结论有些扭扭捏捏，尚不够旗帜鲜明。而戊戌当年的舆论，也有“皇太后布置一切，以收回事权……”? 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戊戌政变”是“皇权至上”者及其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梁启超等人脱离实际的臆见，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回到历史现场去看一看，就会幡然醒悟，当年9月21日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慈禧太后从傀儡皇帝光绪手里收回事权事件，应准确地概括为“戊戌收权事件”或“戊戌事变 ”。
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政变“原委”占据突出位置。全书的6卷正文，都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这是为什么呢？据研究，慈禧太后重新登台后，康党在海外掀起了“勤王求救”运动。梁启超于“9月27日，在大岛军舰上上书伊藤博文，希望他‘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并请营救谭嗣同等。10 月26日，上书日本总理大臣兼处务大臣大隈重信，说政变的原因有四：‘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并列举慈禧‘ 可讨之罪’，光绪‘英明仁厚’‘奋然行之’之圣，从而‘为秦廷之哭，呼将伯之助’。”康有为则相继抛出了杜撰的两道“密诏”，并在《奉诏求救书》中，详细列举了慈禧“不恤国家”“失地失权”等十大罪状，其训政是“废君篡位”的“伪临朝”，为“勤王求救”大造舆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戊戌政变记》出笼了。康梁精心炮制的“政变”之说，由此开始传播，并以讹传讹，传播了一百多年，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城内，景山脚下，马神庙中，没有鼓乐齐鸣，没有红毯铺地，也没有贵宾致辞、“领导”剪彩、代表发言……管学大臣孙家鼐默默地率领中西教习和160名仕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对着万世师表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当时既无摄影，更无录像，开学典礼的情形，早已尘归尘，土归土，烟消云散了。幸运的是，报纸的记载还能找到，凭借白纸黑字，后人似乎还能若隐若现地看见当年的踪影。 1899年2月6日，位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作了如下报道：
京师大学堂于两星期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了该校的西教习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参加这个开学仪式。
京师的传教士们，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相当愤慨，因为西教习们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孔子的灵位脱帽和鞠躬敬礼。他们认为此举表示西教习们跟他们的中国同事们一样崇拜孔子。有人说，尽管西教习们的本意并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国人却肯定会这样理解。
然而，在中国居住时间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虽然中国人可能会真的报道说西教习们对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但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更别提其他人了。西教习们曾被告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的教员会议上，他们一致表达了在经过孔子灵位时要脱帽致敬的意愿。中教习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学大臣孙家鼐免除了下跪磕头的礼仪，因为后者说他不想强迫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自己的良心。孙大人虽然是个保守派，但却通情达理，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考虑到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落后，信息传递缓慢，报刊也很稀少，《北华捷报》又是周刊，所以，这条消息在当时还是很有新闻性的。可惜的是，该报并未详细记载京师大学堂具体的开学时间，以至于后来连学术大师、考据权威、北大校长胡适都搞不清楚“北大生日”，以至于北京大学的校庆活动，先是在每年的12月17日，后来又改在每年的5月4日……1998年，专家根据当年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才得出了 1898年12月31日是京师大学堂“生日”的科学结论，总算把这个百年谜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899年1月17日，《申报》刊登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告示全文如下：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云。
历史永远充满着耐人寻味的神奇魅力，也蕴藏着众多待解谜团，京师大学堂的生日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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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定国是诏[/font][/size][/b][/color]
1898年6月11日，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到9月21日，戊戌变法黯然落幕，一共103天；而从9月21日再到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意外开学，也是103天。前后两个103天，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谁能说得清楚呢？现在可以说清楚的，就是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混杂在一起举行大学开学典礼，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创举”，这样的大学办学模式，恐怕只有用“中国特色”四个字来作解释了。
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成功，对于戊戌变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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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京师大学堂[/font][/size][/b][/color]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但是，她的酝酿却在戊戌变法之前，而且历经了多年。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有22万八旗军、66万绿营军，又有坚固的堡垒、众多的炮台，以逸待劳，可以守攻自如；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的舰队从印度出发，拥有40余艘舰船、4000名士兵，师出无名，又是劳师远征。中国将士虽然奋不顾身，英勇抵抗，但血肉之躯岂是英军炮火的对手？
在英军的一连串进攻面前，清政府束手无策，连吃败仗，最后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谈判。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因此被割让给英国，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被迫开放给英国人贸易和居住。西方列强闻风而动，纷纷威逼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同年10月 24日，中法签订《黄埔条约》，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
自从紧闭的国门被英军的大炮轰开以后，大清帝国这只“纸老虎”立马现了原形，顷刻间沦为世界舞台上的“瘪三”，列强们谁愿意过来打两拳，就打两拳；谁想出气踢三脚，就踢三脚……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中法战争接踵而来，最后，连中国人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打败。整整半个世纪，清政府签订了数不清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万、成亿两白银潮水般地赔偿给战胜国，使得强国越强、中国越弱。百姓被朝廷敲骨榨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举国上下百业凋零，生灵涂炭，满目疮痍，好一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衰败景象！
侵略者的隆隆炮声，让神州颤抖，也迫使被儒学禁锢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大脑渐渐开窍。一些不甘做亡国奴的先贤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反思中国落伍的根源，寻找救国的良方。可以说，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中国落后是因为缺乏人才，人才缺乏是因为教育方法不当——满篇之乎者也、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曰诗云，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欺上瞒下，对外落后挨打。士子们皓首穷经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更不可能“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法治”，这种以愚民和培养奴才为终极目标的教育制度“与自缚倒戈，何以异哉”？有几则小故事，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国学育人、八股取士的危害性。
陈一在《睇向斋闻见录》中写道：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一年冬天，京城雪大如席。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登门探望他。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罢，默然无语。
咸丰进士、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素以“官场玻璃球”著称。一天，日斯巴尼褵旺派遣使臣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接到报告，王文韶却勃然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解释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那位军机章京听后，只能暗自嘲笑，却不敢辩解。
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讽刺味道。一次，旗人官员德寿提出，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体操、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进士出生的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但是，林则徐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次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为了报复，1840年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两个月后，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身在广州指挥抗英战争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他的主要理由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见识深信不疑。据说，有人还向林则徐献了一计：使用钩镰熗——一种带着钩子的长矛对付洋鬼子。其理由是，洋鬼子的膝盖不能弯曲，只要用钩镰熗钩住他们的腿，将其拖倒，他们就再也无法自己站起身来。这样，就可以置洋鬼子于死地。林则徐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部署官涌炮台的防备时，以直腿的洋鬼子肯定爬不上去为由，没有对其侧后方加以防备。结果，洋鬼子竟能腿打弯儿偷偷爬了上去，导致炮台陷落。
不改革空洞、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人才匮乏，中国必亡！于是，关于改革国学教育模式、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起彼伏，时有高论。
光绪八年（1882年），曾出使过日本、俄国的晚清外交家王之春（1842—1906，湖南衡阳人）在《广学校篇》中指出：
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更有技艺院、格物院，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又有算学、化学，考验极精。……总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1893年，清末改革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广东中山人)出版了巨著《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郑观应认为，要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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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盛世危言》[/font][/size][/b][/color]
《盛世危言》一经问世，朝野震动，各界人士争相传阅，重印20余次，影响很大。光绪帝师、时任会典馆副总裁的孙家鼐曾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皇上阅后，赞叹不已，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下同）印刷2000部，分发各级官员学习。《盛世危言》对于康有为、孙中山乃至少年毛泽东，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回忆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1895年7月，小站练兵开创者胡燏棻（？—1906，安徽泗县人）向朝廷上了一道《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疏》，就修铁路、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设学堂等十个问题，全面、翔实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在第十个问题“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中，他大胆建议：“拟请特旨同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
光绪皇帝深为赞许，任命胡燏棻调任卢津（北京卢沟桥至天津）铁路督办，不久，又提拔他当了顺天府尹。
对于当时“学子”如云，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尴尬局面，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龚自珍曾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康有为则深刻反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梁启超指出，清廷官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因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事实上，在人们热烈谈论教育改革的时候，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洋务学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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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b][size=2][font=微软雅黑]↑同文馆[/font][/size][/b][/color]
同治元年（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迈出了第一步。20多年执教同文馆、后来担任了总教习的丁韪良认为，“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据统计，到1896年，各地开办的洋务学堂多达34所，培养的毕业生也有1000多名。像近代思想家严复、民族英雄邓世昌、哲学家张君劢、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和外交家张德彝、汪凤藻、陆徵祥等，都出自洋务学堂。
当时，洋务学堂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主要以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即外国语院校，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武昌自强学堂、两江方言学堂等。晚清虽然已经成为“瘪三”，但“精神胜利法”仍然在起作用，时时处处还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蛮夷之邦”的语言当然是“方言”了；第二类，就是以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如马尾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等。1895年 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朝廷请求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1896 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由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
洋务学堂是新生事物，被守旧派视为“旁门左道”；所传授的科学技术，也被贬之为“奇技淫巧”。体仁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徐桐振振有辞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康乾之世非有机器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1867年，北京地区春季大旱，瘟疫流行；6月10日，又刮起了沙尘暴，飞沙走石，遮天避日。两个时辰内，大白天的紫禁城犹如黑夜。随即，谏议大夫杨廷熙上疏道：“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洋务学堂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多实际困难。以马尾船政学堂为例，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四两（一两约合今人民币 140元），以便赡养家属。但是，如此优厚的待遇，前来报名的学生还是稀稀拉拉。对此，李鸿章大为感慨：今入水师学堂者等于术艺（即不是正经读书而是学习技艺）……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名门望族，未必肯让他们的子弟进洋务学堂做学生。
就像一艘顶风破船，洋务学堂摇摇晃晃，艰难前行，似乎随时都会葬身海底。
洋务学堂在教育改革中，虽然有破冰之旅的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对此，改革派看得很清楚，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郑观应认为：“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梁启超也指出：“言艺之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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