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三年（583）之后，隋文帝并不急于经营东北，而是仍然把精力集中在进一步削弱已经分裂的突厥那里，以加强隋朝在对外交往方面的优势。开皇四年二月十五日，隋文帝接到突厥苏尼部万余人投降的奏报后，便在十八日前往陇州（今陕西陇县）视察。这时又传来突厥西面达头可汗来降的消息。当时达头可汗兵势正盛，所以司马光认为是“文降”，就是前来主动与隋朝订立合约。

这个时候，隋文帝敏锐地觉察到突厥内部将发生大变动。果然，突厥内部的阿波和达头联盟反叛沙钵略大汗，突厥内战就此爆发。突厥几个部落接连向隋朝求援。隋文帝却乐得作壁上观，拒绝了突厥各方的求援。到了九月，沙钵略可汗终于抵挡不住叛军，连连败下阵来，只好向以往并不放在眼里的隋朝请降。时为沙钵略夫人的北周宗女千金公主也忍辱向隋文帝上书：“自请改姓，乞为帝女。”

这位千金公主被称为史上最悲凉的和亲公主之一。她是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的孙女，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大象二年（580）作为北周的和亲公主嫁到突厥。就在她嫁到突厥的当年七月，父亲赵王宇文招就因为谋划诛灭杨坚而被满门诛杀。次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千金公主发誓要为宇文家族报仇，怂恿丈夫沙钵略可汗侵隋。开皇二年，突厥向隋朝宣战，杨坚接受了挑战，用离间计挑动突厥各部落的关系。沙钵略的叔侄纷纷反叛，沙钵略腹背受敌，处境危险。这时候的千金公主只好放下仇恨和脸面，请求做大隋皇帝之女。

隋文帝同意了沙钵略夫妇的请求，派使者前往突厥，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表面上，是希望公主以大义为重，推动隋朝和突厥的友好往来。沙钵略虽然一时屈服，但心里仍然有傲气。在给隋文帝的谢恩文书中，就采取的是与隋朝皇帝对等的格式，毫无称臣之义。隋文帝继续坐山观虎斗的姿态，试图从中抑强扶弱以收渔利。

等到沙钵略实在被打得惨不忍睹之后，隋文帝果断派晋王杨广出兵援助，帮助沙钵略抵挡住叛军阿波部落的攻势，并且击败乘虚而入的阿拔国部落，为他护守住营盘。这下子沙钵略真的对隋朝的恩德感激涕零，真心臣服了。隋文帝也对他大加笼络。沙钵略在开皇七年郁郁而终，继任者为莫何可汗。第二年，莫何在西征途中，不幸中箭而亡。沙钵略的儿子雍虞闾继位，为都蓝可汗。这时的突厥仍然处于东西分裂的状态，两方势均力敌，都极力向隋朝示好，都蓝可汗更是如此，年年派使者朝贡。

开皇九年（589）平陈之时，隋军缴获陈后主宫内珍宝无数，隋文帝特地挑选出一具屏风，派人送给大义公主。韩昇老师推测，文帝送屏风，无非是向突厥炫耀武功，令其不要有异心。大义公主当年求为大隋之义女，实在是心有不甘。这个时候，她看到陈朝灭亡的遗物，睹物伤情，联想起北周覆灭的往事，思绪翻动，在屏风上写下一首意境幽沉的诗歌：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这首诗堪称字字是泪，控诉了命运加于己身的不公，抒发了对于人生处境无常的感悟。不愧是流传后世的佳作。在这个时候，突厥与隋朝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都蓝可汗颇有心计，在向隋朝输诚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到了开皇十年，势力已经深入天山。隋文帝把缴获的陈后主屏风送给大义公主，不无试探突厥态度的想法。结果，大义公主赫然在屏风上题诗，流露出对隋朝的不满。

随着势力增大，都蓝也逐渐有了背离隋朝的念头。开皇十一年，有一个叫作杨钦的隋朝人流亡突厥，对都蓝说，彭国公刘昶和宇文氏合谋造反，派他前来通知大义公主。到时候请突厥发兵响应。都蓝对此信以为真。大义公主在接见隋朝的使者长孙晟时，出言不逊，还派遣自己的情夫胡人安遂迦找杨钦商议，诱煽都蓝可汗。他们的这些举动都被隋文帝所派的使者侦查到。

关于刘昶与隋文帝的关系，韩昇在《隋文帝传》中专门作了梳理，认为刘昶可能并无造反想法，而是有人利用刘昶为北周驸马的特殊身份在做文章。但无论如何，隋文帝已经逐渐确认都蓝有异心，而都蓝也在暗做背离隋朝的准备。隋文帝听说大义公主正在与突厥西面的势力联结，担心生变，便决意除去主谋大义公主。

开皇十三年，隋文帝再次派遣长孙晟赴突厥，索要杨钦，都蓝推托表示营内没有此人。哪知道长孙晟已经买通突厥高官，连夜捕获了杨钦，带到都蓝面前。并且他当众揭露大义公主和胡人安遂迦私通的丑闻，说得突厥国人深以为耻。隋文帝还担心都蓝不肯杀大义公主，别有用心地挑选了四位美妓送到都蓝帐中。都蓝喜不自禁，手舞足蹈，相较之下，大义公主已经人老珠黄，她作为军师的重要作用也被一时忘掉了。就在这个时候，突厥北方的突利可汗向隋朝求婚，文帝开出的条件就是杀掉大义公主。于是，突利可汗也来劝说都蓝。都蓝一时性起，在帐内杀掉大义公主，为隋朝除去心腹之患。

大义公主以一个女子之身，经历了北周亡国之恨，为了突厥丈夫的处境，不惜向篡政的隋文帝低头称父。心里却有几多不甘，仍然谋划着报亡国之仇。被动辗转于王朝博弈之中的这位女子，为我们了解隋朝与突厥的关系变化提供了难得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