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

　　国门洞开之后，很多思维比较活跃的人就意识到，国家想要富强的话，就要去搞工业，搞贸易，这就需要大量新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是传统的科举制无法提供的。毕竟造船、造枪、造炮这些事情，怎么造呢？圣贤书里是一个字儿也没有写。
　　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著作，但是毕竟不属于四书五经，科举不考，大家自然也不会去学，更不会在原来科技的基础上有什么发展了。
　　最开始的思路并不是废除科举制，而是在科举制上做修补。1841年，两广总督祁贡就写了《请推广文武科试疏》这个折子，指出了当时科考存在的问题就是“文不知经济，武不懂韬略”，翻译成白话就是“学的东西用不上”。祁贡建议变革科考的形式，比如文试要增加“制器通算、舆图情形”，意思就是要增加科学和地理知识的考试，而武试也不能光去举杠铃，还要考战场指挥。
　　但这毕竟才是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打醒的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中国人还在梦乡中睡着，所以祁贡的折子后面也就不了了之了。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略加深，很多人就睡醒了，洋务派开始折腾起洋务运动，而早期的维新派又进一步提出了变革科举体制的要求。
　　比如王韬，就是咱们甪直镇的那个王韬，早期的维新派，他就建议取消八股文，设置不同的科目，招纳不同的人才。同为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则提出在文、武之外增加一科西学，专门考西方的知识。
　　但是科举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动得了的，毕竟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就是科举制所塑造的，上层的官僚体系以及下层维持乡村秩序的士绅阶层，都是科举制体制下产生的，所以只要上面不想动，底层的士大夫们给再多的建议都没有用。
　　局面一直到戊戌变法才得到改变，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光绪帝所主推的戊戌变法对科举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由考官针对当时社会面临的实际情况出考题，然后让士子们作答。但是因为改革的阻力太大，戊戌变法仅仅100多天就失败了，慈禧太后下令再改回去。
　　结果老太婆过了几年就开始自己打脸，清末新政直接就把科举制给废除了。首先在1901年，清政府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个府学、州学、县学改为中小学堂，这就是为学堂选官制度铺了路。
　　同一年，武举考试被废除，其实这个武举考试从诞生以来就是个很尴尬的存在，大部分在战场上立功的人，都是行伍出身，那些名声赫赫的将军，也都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而不是考试考出来的。
　　历史上那些名将，真正武举出身的，扳着手指头数，恐怕也只有唐代的郭子仪能拿得出手，还是在武举最早开创的时候。而后面的朝代里，武举也是时断时续，到了晚清那种社会时局之下，武举更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毕竟清朝武举考试考的是拉硬弓、舞刀、举石。
　　这一听就知道其实没啥用，拉开很硬的弓箭，说明你力气大，挥舞很重的刀，说明你力气大，举起很重的石头，说明你力气大。但是光是力气大有什么用呢？人家英国人打开国门靠的是火炮啊，你力气再大，人家给你来一炮，力气再大照样扛不住，你又不是绿巨人或者灭霸，物理攻防都拉满那种。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立停科举”的奏折被接受，满清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决定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就此被废除。而前面提到的刘春霖，他参加的是1904年的科举，就是最后一届科举。
　　取代科举的是学堂选官制度，在停止科举诏令发布的同时，朝廷同样诏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及各个总督和巡抚，让他们推动地方上的府、厅、州、县等地抓紧兴建学堂，用这些新的学堂来承担育人和取才的用途。
　　从“迅速”“抓紧”这些词上面，我们就能感受到满清朝廷当时那个急啊，毕竟辛丑条约连本带利赔了9亿两白银，那真的是掏空家底的。所以清末新政的动作就非常大，先是进行了官制改革，原来适应农业社会的六部建制全部撤销，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建立了新的官制，比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新设农工商部、巡警部、学部等部门。
　　而这些新部门的官员呢，很多就是从新式学堂里挑选的，学堂考试合格毕业的人，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对成绩优秀者进行殿试之后，授予官职。
　　其实新式学堂并不是个特别新的词，在科举制被废除之前，各地早就已经开始大量兴建新式学堂了。比如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洋务派就开始设立学堂，借鉴西方的现代教育，以科学文化知识为基本的教学内容。比如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外国语学院。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以及1867年李鸿章在上海开设的机器学堂。
　　除了洋务学堂外，一些传教士也开始在通商口岸设立教会学校，比如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蓬莱设立的登州文会馆。
　　不过新式教育的发展可并没有那么顺利，虽然在科举制没有废除之前，朝廷已经开始从新式学堂里选官了，但是人们普遍对新式学堂抱着观望的态度，毕竟朝廷会不会废除科举，别说普通人了，连李鸿章、张之洞这种人都搞不清楚。
　　在这种观望态度以及科举制的巨大惯性之下，新式学堂面临很多发展的困境，那些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员和富绅他们并不重视新式教育，所以并不愿意出钱办学校，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新式学堂里来，毕竟科举制这个时候还没废除，在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科举又不考，不考的东西家长自然也不会让孩子去学。
　　新式学堂的发展面临着钱和生源两方面的难题，而科举制的废除，在瞬间解决了这两个问题。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学堂选官制度由此正式设立。
　　现在只有学堂选官制度，那么士绅们就不得不让自己家族的子弟去新式学堂，也不得不掏钱给新式学堂，钱和生源的问题不就这样解决了么。
　　但是政策的180度大转弯，又给新式学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科举制的废除对于士人来说是非常突然的事情，新式学堂的地位也是突然被拔高的。很多新的教学科目，比如工艺、医学、商学等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人能教，毕竟之前也没有培养过这样的人才。
　　因为政策上非常仓促，所以很多乡村学堂就只是私塾改头换面而已，教书的依然还是原来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的老先生，他们怎么可能懂什么西方的东西。而另一方面那几年朝廷的钱都拿去付战争赔款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钱帮助各地新建的学堂聘请专业的老师，所以发挥作用的还是最早建立的那些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
　　后面新建的新式学堂，大部分毕业生的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毕竟西学学的都是半吊子嘛。但是没有合格的教师，自然也不会有合格的考核体系，很多半吊子的学堂毕业生，他们考试竟然都能考过，按照《奏定学堂章程》里的规定，官府根据毕业考试的结果给予相应的奖励出身，比如翰林、进士、举人等等。
　　但这些人很多并不是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所以不久之后，清政府又确立了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既然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不够，那么就直接从留学生里选拔人才，毕竟这些人是在国外读的书，总归西学相关的东西还是学了一些的。
　　1905年开始，光绪帝在北京开始主持对这些海归的考试，每年一次。毕竟是面向留学生的考试，所以考的内容也是跟他们在国外学了什么息息相关的。
　　最早的留学生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专业知识，就考他们在国外读的那些专业的相关知识，如果是在国外读的物理化学这种专业的话，还要进行实验考试的，以确保你是真的学成归来，如果考试做实验直接把考场给炸了，说明这个人哪怕是海归，也没啥本事，自然就不会通过考试。
　　第二场考试考的是策论，意思就是看你在国外学的知识能不能用到中国的发展上来。两场考试结束之后看最终的考试结果，分为最优、优、中三等，然后分别赐予进士、举人出身。
　　你看，朝廷还是挺给这些留学生面子的，最差也是个中等，说出去也不是很丢人，就好像你去星巴克喝咖啡，人家告诉你有中杯、大杯和超大杯，其实中杯就是那个小杯而已。
　　很多的留学生其实连中等都配不上的，朝廷原先以为你好歹在国外学习了几年，总归西方的知识你应该懂的，至少外语你会说吧。但事实上大量的留学生真的就是去国外玩了几年而已，而且也都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玩，哪怕到了国外也没有怎么接触过外国人，所以外语什么的根本都不会说。
　　尤其是去日本留学的那一批，因为日本离中国最近，学费又低，所以去日本留学的人特别多，他们本来的目的就是去低成本混个文凭，然后回国弄个官当当，所以也没有认真学习。
　　而当地的生意人呢，一看很多中国人就只是来混个文凭，这个生意做起来太爽了，就专门成立了只面向中国人的学校，教的东西也都是糊弄，反正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也是拿着文凭去糊弄而已。很多人在日本学了几年，可能也就学会了什么巴嘎、卡哇伊之类的词，其他的一窍不通，所以在回国之后的留学选官考试里表现的一塌糊涂。
　　清政府也非常头疼，他们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玩法，后面留学毕业生考试又逐渐增加了限制，比如那种专门面向中国人混文凭的外国学校，就是这些野鸡大学的毕业生，不准参加考试。还有在国内由外国人开设的学校的毕业生，也不算留学生，也不能参加留学生的选官考试。
　　此外学部还派出了游学生监督，把所有公费或者自费的留学生，他们的履历、专业、毕业时间以及上课有没有旷课等情况一律整理成册，作为考试选官时的参考，可以说满清朝廷这个时候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真是的是操碎了心。
　　但是毕竟留给满清朝廷的时间不多了，一项新制度背后必然会出现很多新问题，尤其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的制度，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根本就来不及消化解决，所以最后无论是学堂选官制度还是留学生选官制度，都选不出能够拯救清朝的人，反而是创造出了一堆革命派。
　　新式学堂和留学经历让更多人开阔了眼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看到了我们和西方的差距，以及背后清王朝的腐败，他们就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民国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海外流亡的时候，也在不停地考察欧美的文官制度，所以最开始的文官选拔制度，基本上都是基于孙中山的思考而形成。
　　孙中山认为欧美的文官制度都来自于英国，而英国以考试为核心的文官制度则是参考了中国的科举制，所以考试制度本来就是很适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也能够被习惯了科举体制的中国人所接受，所以孙中山先生在出任大总统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建立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文官制度。
　　在孙中山的设想里，我们能看到很多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子，比如官员选拔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通过建立不受政党干涉的考试院来主管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工作。考试权的独立一直都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下立法、司法、行政、弹劾以及考试都是彼此独立的权力，通过权力的分立来实现彼此的制衡。
　　考试权的独立一直都被孙中山所重视，他认为人才是为国家所选的，而不是为某个君主或某个利益集团所选。尽管民国建立了，皇帝也很快就要没了，但是君主专制毕竟搞了两千年，人的思维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走出来，考试权实现独立，就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人从君权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孙中山命令法制局制定考试章程，法制局接到命令后开始疯狂加班，很快拿出了6个有关考试的法令草案，包括《文官考试令》、《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法官考试委员官职令》、《法官考试令》。
　　具体的内容包括：以考试制度为主，国家建立考试院，主管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建立文官的培养、任用、监察等方面的运行机制。
　　有的时候真的非常佩服那些人，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干了这么多活，背后的驱动力就是革命的热情啊。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让参议院对这些方案进行审定，审定通过后就要进行考试，然后把整套制度实施起来。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无法预料的，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得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几个月而已，最终文官选拔制度停留在了纸面上，但是制定草案的人班也没有白加，他们制定的这套草案，对日后民国文官制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世凯对革命果实的篡夺，其实也是给自己找了一堆麻烦事儿。1912年2月清帝退位，按理说袁世凯应该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很精明的，他知道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能留在北京，而不能只身前往南京，所以在北京袁世凯也建立了一套临时政府的班底。
　　这下就比较尴尬了，北京南京两边的人员架构完全是重复的，袁世凯想要在北京建立新的体系，需要面临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北京临时政府要不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人，如果接收的话，该怎么接收？如果不接收的话，那边的反对声如何压制？
　　第二，清帝是逊位了，但是不管是北京城还是全国各地，清朝的那些官员都还在呢，什么巡抚、县令等等，这些人该怎么处理？
　　第三，民国初建，共和体制和之前的体制完全不同，必然需要一些新的部门，新的官制，那么政府又该如何吸纳新的人进来呢？
　　面对如此混乱的情况，袁世凯头都大了，本来袁世凯脑袋就不小，现在头更大了。他为了一定程度上维持稳定，也发布了命令：现有的官员不管是前清的还是北京的，都先留在自己职位上，先不要急，等制度建立之后大家再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制度没建立起来之前，大家还是先干嘛干嘛。
　　但是资产阶级的新官员，和清朝的旧官员水火不容，而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也是水火不容，双方矛盾频频，见过无数大场面的袁世凯现在都有点撑不住了。
　　然后，袁世凯就选择了躺平，因为他突然发现，咱们搞的是内阁制啊，选人用人是内阁的事情，和我这个大总统有啥关系？大总统还来干涉用人问题，那不就是孙中山他们嘴里的权力滥用吗？然后袁世凯就当起了甩手掌柜，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好你个袁世凯，法条对你有用的时候就拿出来滥用，对你没用的时候就扔到一边。
　　但是此时毕竟内阁还没有成立，最终混乱的局面只能各个部门，大家自己解决。有友好解决的，比如教育体系的官员，好歹素养高一些，大家也愿意互相谦让一下，教育总长蔡元培把新人旧人都安排地井井有条，教育口没出什么乱子。
　　也有协商解决的，比如陆军部，其实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员太多，没办法都安排好，陆军部索性增加一部分官职来吸收过多的官员，再加上陆军部这帮人军权在手，段祺瑞、徐树铮等大佬在上面压着，陆军部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风潮。
　　但是大部分都是乱七八糟的，比如司法部，司法部长王宠惠的意思是所有人都通过考试来重新选官，不管是前清的、北京的、还是南京的，都要报名参考，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考试，最终报名的只有51个人。他们都非常不满，为什么别的部门就没有考试的说法，就我们司法部有？所以后面也是闹剧连连，出了不少洋相。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说到底就是新旧体制过渡，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相关的制度和法规的规范，用人没有标准而已。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面临这个问题，上一次新旧体制更换，已经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了，而且那时候早就已经有秦国的体制铺了路，远比辛亥革命之后的这个民主共和政体顺畅的多。
　　既然没有制度，那就建立制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在南京临时政府原来那些草案的基础上，北洋政府又借鉴了欧美、日本等国的方法，在1913年终于确立了选拔官员的标准，一个是考试，一个是甄别。
　　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标志是1913年初，北洋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法草案》，规定民国男子年满21岁的，可以参加文官考试，女子不能参加考试。考试的内容最开始是国文、历史、地理和算术，后面又逐步增加了各类法条法规。
　　负责文官考试的是政事堂的铨叙局，除了文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举行过两届之外，司法官考试、知事试验、留学毕业生甄拔考试也举行过数届。考试制度主要是针对新的官职，然后通过考试来选拔合适的人到新的官职来。
　　而对于大部分已经在文官职位上的人，主要采用的是甄别制度，甄别主要是对这些人进行毕业文凭检验、经历调查、工作成绩检查、考查学识与工作经验等方法决定其是否能够留任。
　　清朝的很多官员，就通过甄别继续留在了原来的岗位上，从清朝的官，变成了北洋的官，也算是实现了顺利的过渡。所以甄别就是旧的人事制度向现代文官制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措施，能够保持行政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不过甄别制度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最终的决定权是掌握在大总统手里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官留还是不留，合格还是不合格，制度里规定的那些方法都只不过是参考而已，最终还是要看你对大总统有没有用处，你是不是大总统的人。
　　这个就和孙中山最开始的设想完全相悖了，前面我也提过，孙中山先生希望的就是权力的分立，选拔的官员应该是国家的官员，而不是大总统私人的官员。
　　所以北洋时期的选官制度最终一定会走形，事实上也确实走形了，本来最公平的应该是考试制度，但是最终北洋各派系充分利用了甄别和保荐的方式来委任官员，直系军阀上台，那么官员就都换成直系的人，皖系军阀上台，官员就都再换成皖系的人，制度建立时的初衷是为了稳定，结果现在乱到不行。
　　留给南京国民政府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混乱，1928年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注意，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激烈，尽管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好像是解决了，但事实上还是暗流涌动的状态。而在地方上，地方的实力派实际操控着地方，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刚刚稳固，还没有树立中央政府该有的权威，以至于很多政令和军令没办法落实，最后成为一纸空文。
　　各项制度的建立，就是这个时候最要紧的事情了，尤其是能够保证政府机关运转的选官制度，是这个时期优先级很高的事情。通过新的选官制度，把各地的官员都换成自己的人，是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最大的梦想了。
　　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重新设计人事制度，“官吏”这个称谓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公务员”所代替。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公务员任用条例》，1933年颁布了《公务员任用法》，通过这些文件对制度进行了法律上的确立。
　　公务员的选拔是通过考试来进行的，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部《考试法》，又在第二年设立了考试院，由考试院来负责公务员的选任，所有的公务员均须依照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公务员实行等级制，这是继承了北洋政府时期的体制，将公务员分成四等三十七级，然后通过选拔或升职的给予委任状，而考试不合格的则会按照等级制往下降级。这样国民政府就把选人用人的权力，都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逐渐摆脱了原来北洋时期体制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制度以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继承、吸收了中国传统考试的监察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精华，很快就建立了起来。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的新制度之所以会顺利很多，某种程度上也要感谢北洋政府，毕竟北洋政府是在封建王朝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做过渡的，也是帮助后面的人消化了很多的麻烦。所以孙中山关于文官考试的思想主张，在这个时期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得到确立，也算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
　　不同于北洋政府限制女性参与考试的法规，1929年颁布的《考试法》是允许女子参加考试的，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前面也说了，国民党内部是有派系斗争的，在法律条文执行的过程中，派系斗争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现象屡见不鲜，根本没办法杜绝。因为从本质上讲国民党搞得就是一党专政，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的乱象被规避，后面有机会也会跟大家讲下这方面的内容，在这里就不过多阐释了。
　　从中国古代到现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再到西方的文官制度，他们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确立了制度，最终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最终将制度确定下来的，所以我们最近这几节课讲到某某选官制度的确立，标志都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推出。
　　由此可见国家各项制度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