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仲夏，福州鼓山涌泉寺重修大殿，油灰剥落处露出一幅褪色壁画：双鬼对立，一白一黑，帽檐高挑，腰悬铁链，神色却带着难言的哀怜。年迈木匠抬头望了许久，低声嘀咕：“这不是谢必安、范无救吗？”旁边督修的知府听不懂，追问一句，“哪两个？”木匠嘬了口旱烟，只留一句话：“阴间的差使，人世的兄弟。”就此，关于黑白无常前世身世的老故事，再度被翻了出来。

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宋代洪迈《夷坚志》。书里写得简单：泉州府南门外，有二少年结义，因暴雨阴阳两隔，一人溺亡，一人愧死，阎君感其义，授以勾魂之职。南宋学者将此事视为“以忠信感鬼神”的范例。明末清初，《酉阳杂俎续编》又添细节，将两人姓名明确为“谢必安”“范无救”，并给出白面长舌、黑颜短躯的造型。到了清代，“一身一鬼，黑白相随”成为民间社火、道场仪式里的固定程式，连街头艺人说唱《打城隍》时，也少不了高呼那句“有三条路，走白路得生，走黑路入幽”。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莆田、泉州一带至今还留有“信义伯”庙，据地方志记载，谢范二人曾是唐代巡检司的小吏。唐文宗太和年间，地方贼寇作乱，二人奉命出城察情。返途遇洪，谢必安执意前去取船，命范无救原地守候。没想到溪水猛涨，范无救抱桥柱至死也不移步。有人疑惑：为何不自救？当地老人解释，这正是“信”—按下诺言的结果。谢必安返见尸，悲恸自缢，“义”字由此写成。传说再度印证“信义”二字。

故事版本林林总总，核心却惊人一致：二人皆因守信仰义而死。民俗学者总结，黑白无常的“黑”“白”并非单纯象征善恶，而是阴阳两面：白者引阳魂，黑者摄阴魄；一柔一刚，相辅相成。宋元以降，华夏社会注重名教秩序，玄门与释氏讲究报应循环，于是将这种“兄弟同心、死亦相携”的传奇包装进地府体系，用来警醒世人：守信重义，上至鬼神皆钦服。

进入明清，国家法网日渐严明，民间却仍缺乏对“法律”二字的直观敬畏。于是树立一黑一白的“鬼差”形象，让凡人对“冥府执法”生出寒意，客观上补充了社会治理的心理威慑。那顶写着“逢生度人”的白帽，以及“见死不救”的黑帽暗示奖惩分明：行善者有归宿，作恶者无可遁形。可以说，黑白无常兼具了民俗信仰、社会教化与司法象征三重功能，绝非简单的“吓人”。

近代学界还有一条颇具争议的推断。部分研究者指出，清初江南传唱的《铁琶记》中，把“谢范二人”定位为元末张士诚麾下的义军斥候。元军围攻，二人潜入洪泽湖寻船，被潮水吞噬，后世百姓遂以“忠诚卫社稷”歌颂之。这条线索无从考据，却侧面揭示一个事实：黑白无常的文化角色，总在不同时代被赋予当代人最珍视的品格——或忠、或义、或公正无私。

如果视野再放宽些，还能发现更早的影子。战国已现“神荼郁垒”门神传说；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描述二神锁捕恶鬼；唐代《朝野佥载》有“使者朱衣青衣”勾魂之说。黑白无常可能正是民俗文化在漫长岁月里不断叠合、重塑的产物。不同地域，眉眼各异；共同点只有一个：守门人必须公正，与生前德行挂钩。

清末医家叶天士就曾记下一桩轶事。某年江南瘟疫，医馆里死者众多。夜半时分，他听见街口有拖链声，急忙掀帘一瞧，只见一黑一白的高瘦身影在门口徘徊。叶天士胆大，朗声道：“行善积德之人，鬼差岂会平白取命？”话音未落，那两条影子竟似抱拳作揖，随即飘散。第二日，病患果然转危为安。对此，叶氏在医案后记里写下“果为善则百邪不侵”。真假如何已不可考，但这段文字映照出晚清士林对黑白无常的另一层认知——他们并非纯粹索命，而是代表“人死有因，报应有时”的天道公允。

再看近代报章，也能捕捉到黑白无常的俗世化身。1912年《申报》曾刊登一则短讯，称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内设有“黑白差”两名，专门押解夜间醉汉与赌棍。民众调侃：活鬼多了，阳间也得有无常来管。官府默许这样的“戏称”，看中的同样是威慑效果。可见，这对兄弟早已从神话走向社会心理，成为秩序、恐惧与正义的复杂符号。

回到那幅壁画。修缮结束，殿里的香火依旧缭绕，游人来来往往。有人在黑无常脚边合影，也有人对着白无常轻声祈愿，无非求个心安。若追问他们二位的“真实身份”，答案或许未必只有谢必安、范无救——也可能是千百年来被百姓寄托于“信义”“公正”“因果”的无名者。生前是人，死后为神，其实皆因心念未泯。换个角度去看，这段看似阴森的传说，留下的正是一句平常却最难做到的规劝：言而有信，行而不苟。大雨突降时守住承诺，在偏僻古庙里等待的，不是死亡，而是让人敬畏的另一种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