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以前广州市舶大略考

秦汉时，中国商贾多至岭南货易。秦始皇开岭外，首置郡县，历两汉、东吴，当南海市舶首冲者，为日南（今广东南部，安南中部）、交趾（自汉专指安南东京州），而非广州。及晋、南北朝，广州乃为市舶所聚。

隋炀帝时遣使自南海郡使赤土国，于诸缘边州始置交市监。唐承隋后，置市舶使（亦称“结好使”，有类“海关监督”）于广州，以岭南帅臣监领之。是时广州与海上诸蕃交通益繁，始有下碇之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一《广州府》：“（隋）仁寿初改为番州，避太子'广’讳也。大业初，复曰南海郡。”〕而广州在当时交州、泉州、扬州诸市舶中最称昌盛；广人与蕃人杂处，设有蕃坊（在州城西）。惟前后节度使、刺史多无清行，务为聚敛。至大历四年（七六九年）市舶骤衰，岁至才四五。至贞元八年（七九二年），广州贸易遂为安南所夺。唐末经黄巢之乱，国内秩序混淆，官吏苛征暴敛，于是寄居广州数达十万之外商顿减，而贸易亦顿困矣。

宋承五代之敝，以禁绝陆道互市为驭边良策，然于海上贸易则加以奖励。置广州、明州（宁波）、杭州三市舶司；三市舶又以广州为最盛。神宗熙宁中变市舶法：凡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东诣广（广州），否则没其赀。宋代市舶制度与后日之广州十三行制度有关，详见本章第二节。

宋末元初，广州市舶骤为泉州所夺。元世祖大开海禁，至元十四年（宋端宗景炎二年，一二七七年），立市舶司四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三十年（一二九三年），立市舶司七于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武宗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年），禁市舶。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复弛其禁，改立泉州、广东、庆元三市舶司。其巿舶制度，大抵仍因宋制。详见本章第二节。

明初设市舶于太仓黄渡，旋废之，改设于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其时阿拉伯回教诸国贸易渐衰，而南洋、西洋诸国则渐盛，疆吏皆设馆于闽粤以待之。闽粤地狭人稠，群趋海洋贸易，足迹遍南洋。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罢三市舶司，永乐元年（一四○三年）复置。正德时，广东市舶迁于电白县。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两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

欧亚之直接通航，始于葡人Vasco da Gama（达伽马）；东西之周回通航，始于葡人Ferdinand Magellan（麦哲伦）。明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葡人A．Dalbuquerque（亚伯奎，文钦案：葡文姓名一般作Afonso de Albuquerque。）占领当时国际贸易要冲之满剌加（Malacca），遂设总督治之。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葡人Refael Perestrello（佩雷斯特罗）首至广东。翌年，葡人Fernao Perez de Andrade（安德拉德）复至，泊于广东之屯门（Tamau），明政府许其率艘至广州互市。越五年，武宗崩，世宗立，复绝葡人之贡市。

嘉靖以后，以防倭故，市舶时置时罢。十四年（一五三五年），市舶自电白移于濠镜（澳门，Macao）。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葡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翌年海道副使汪柏权以濠镜海外浪白滘（浪白澳，Lampacao）与之互市。又越二年，汪柏立“客纲”、“客纪”于广州，以广、泉、徽等商主之（另见本章第二节）。至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始许葡人借地之请。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以海寇犯潮，禁外舶毋得入广州城。

万历间，荷、英、法等国商人相继东渡。时当公历十六、十七世纪，欧西盛行“专商”（Monopoly of trade）之制，各立东印度公司以经营东方。二十九年（一六○一年），荷人求市于澳，葡人拒之，去而据台湾、澎湖；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英人Weddell（威忒尔）复率舰求市于澳，葡人又力拒之，进而迫虎门，遂得通商权利，然犹无安全根据地焉。

时倭寇频仍，闽浙未能通贩，澳门独为舶薮。葡人常携蕃货至广州市易，久之至于激变，遂行禁止。明末清初，禁葡人入省，止令商人载货下澳；又荷兰之入贡者，亦只令在广州舶所馆内贸易。然明代所谓禁止外人入广州者，系指禁止外人入广州城内而言，至城外西关十七甫（亦作“铺”）怀远驿旁舶所，及广州对江海珠岛，则亦时划为对外贸易地。

案有明一代，对外贸易盖以官设牙行为媒介；而牙行又以广东为盛，福、泉、徽商人皆争趋焉。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容次节详论之。

十三行制度名称溯源考

东西学者每误以公行成立之年为十三行创立之年。如英人H.B. Morse，美人W.C. Hunter，瑞典人Andrew Ljungstedt（龙思泰），法人Henri Cordier等，于行商之起源，只追溯至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年）公行成立时为止，前此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何若，非所过问；更有谓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年）闽粤两地之皇商（Emperor’s Merchant）制度为公行之滥觞者。窃窥其意，似以公行为十三行之别称！其实所谓“公行”（Co-hong）者，不过十三行行商在康熙五十九年之一种公共组织。其前广东固早已有十三行之名称及制度，不容混淆也。而日人稻叶岩吉、根岸佶、松本忠雄等更疑十三行当出于公行之后，谓据Morse书所载，公行成立时已有洋行十六家，当无称为十三行之理，尔后洋行渐减至十三家，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以后，积习相沿，定为洋行额数，或始有十三行及十三（行）街之称云云。此种怀疑精神，诚足钦羡！惟其不疑十三行成立于公行以前，而疑于其后，则似对于十三行之起源问题，尚未加以深长之考虑也。

至国内多数学者，对于十三行成立年代，咸奉Morse等之说为其圭臬，是亦惑已！蒋廷黻独以为十三行起始之真实年月尚有待于详细考证；因告余谓曾在向达著《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文中，睹所引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东西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一诗，间接得到十三行当起于公行成立以前之暗示，并嘱余详考焉。

考屈大均，番禺人，明末诸生，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广州竹枝词》，见其所著《广东新语》中。此书在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年）以前已行于世，故所述广东之事，当属其中年之所见闻。至余所读《广东新语》一书，则为康熙三十九年（一七○○年）之重刊本。又乾隆时，李调元《南海竹枝词》“希珍大半出西洋，蕃舶归时亦置装。新到牛郎云光缎，边钱堆满十三行”，实亦仿大均《广州竹枝词》而作也。

复考外舶之来，原为分国分舶贸易。明代外舶航广东者，凡十三四国，岁不下十余艘，意者十三行之得名，盖与外舶航广东之国别、艘数有所关涉欤？——确否待证。

复考行商承商，类以殷实者任之。朝廷思所以控制之法，乃设总商，使外洋贸易不得他越。先大父（讳庆桂）曩亦语曰：“行商承商，约如盐商故事。”案中国自唐以后，举凡盐铁、巿舶诸大利，政府多采独揽制。明清两代，盐商、牙商（十三行之初本为牙行）同为粤东两大资本集团，盐课提举亦尝兼摄市舶事，十三行行商承商制度固早萌于盐商承商制度。

以上所陈，当为十三行创立早于公行成立之明证暗证。兹复就宋、元、明市舶制度名称，与十三行制度名称相埒者略论之。

宋倚市舶为国用。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置榷易院于京师。凡市舶司所收买蕃商输入货物，称为博买、和买或官市者，举发送于京师榷易院，然后由榷易院出售于民间，以总外国贸易之利。是为榷货或禁榷货；而私通外舶者有厉禁。然官市榷货外，其蕃商杂货为官府所购余或所不需者，亦许商人货易之。雍熙四年（九八七年），遣内侍八人，赍敕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勾招进奉，博易香药、犀牙、真珠、龙脑。南宋绍兴六年（一一三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由是大食蕃商蒲啰辛及蕃舶纲首蔡景芳均授以从九品承信郎之职。维时广州领市舶司，每海商至，选官阅实赀货，其商酋皆州里右姓，至则陵轹官府，以客礼见主者。苏缄为南海主簿，以选往，大商樊氏入见，遽升阶就榻，缄捕系杖之。樊氏诉于州，州将召缄，责以专决罚。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舶商虽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为专？”案宋代市舶之“纲”以货物细粗多寡而定，前后屡有更易；其“纲首”为巨商，官许出海贸易，且为政府所恃以收市舶之利者。宋代授官于蕃舶纲首蔡景芳，而清代十三行行商亦为朝廷所钦定，以捐输得官，大商樊氏与十三行行商复甚相仿佛。宋代所称纲首，有中国自设者，有外人在中国所设者，又中国商人经营外国贸易者称“舶商”，间亦称“海商”，中国商人往外洋贸易之船只间亦称“蕃舶”；而清代杂称十三行、十三夷馆为“行”，行商、外商亦每称为“洋商”。又宋在广州府城西南一里建市舶亭，在城西复有“蕃坊”及累累数千之蕃人冢。其后明复沿袭其制，划城西为对外贸易之集会地，以建市舶署、税课局及怀远驿。而十三行、十三夷馆即在城西宋明市舶附近之地。

元世祖灭宋，大开海上之禁，前后立市舶司凡七所（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广东、杭州、温州），凡与外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细者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着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制。然权势之家，往往自有巨艘大舶交蕃夷中，所遣“舶商”往外博易时请给公验，依旧例召“保舶牙人”（舶牙），保明牙人召集到人伴几名，下船收买货物往何处，本船“财主”某人，“纲首”某人，“直库”某人，“梢工”某人，“杂事”等某人，“部领’等某人，“人伴”某人，船只力胜若干，樯高若干，船身长若干；及次年回帆，又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买。而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者谓之“海商”，每船募纲首、直库、梢工、杂事、部领、碇手，具名呈市舶司申给文凭，船请“公印”，托人五名结保。外国“海商”间亦杂称“舶商”。清道光间，粤海关监督文祥拟修《粤海关志》，延曾钊主其事，钊征之《元典章》，谓舶商、舶牙即清之夷商、行商云。

明代对外贸易，公者“贡舶”、“市舶”，私者“商舶”、“寇舶”。市舶之事，以“官设牙行”与民贸易。其时广东牙行独盛，广、泉、徽等商皆争趋若鹜。故十三行行商籍贯，亦多为广、泉、徽云。论此种牙行之性质，初不过为官所设，任“与民贸易”之责。以系官设故，乃称“官牙”；而行商因而称为“官商”。以商人多自外省来集故，亦称“客店”。客店有“纲”有“纪”，为嘉靖年间所设。其性质与十三行之“保商”、“买办”相似。驯至万历后，广东有三十六行者出，主持外舶贸易，市舶提举悉十取一，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是为十三行之权舆。

至当时豪商富户有以金捐“官”捐“秀”者，缘明、清两代称人以郎、官、秀为等第。十三行商人在外人记录中亦咸称某“官”（Quan，qua，quin）或某“秀”（Shaw，例如Cumshaw，Kewshaw等）；乾隆以前行商尚多如此称呼，及后则概以“官”（qua）称之矣。

《粤海关志》云：“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其言必有所据。

按广东十三行制度，固沿历朝市舶之习，然亦革历朝市舶之弊。其革弊之动机，盖受明代倭患影响所致。至论十三行之事业范围，始则偏于以“夷货与民贸易”，继乃转重于“与夷互市”；论其交易之对象，始则重在南洋诸国，继乃转而之西洋诸国；论其性质，始则纯属评定货价承揽货税之商业团体，继乃兼及外交行政。容暇时详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