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都知道于谦冤枉,为啥皇帝非要让他死?_派派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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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天下人都知道于谦冤枉,为啥皇帝非要让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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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川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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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景泰八年(1457)正月壬午,大明王朝的京师重臣们与往常一样入宫上朝,但是,他们见到的皇帝,并非原先的景泰皇帝朱祁钰,而是原先被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在一片愕然中,朝廷重臣于谦、王文被执下狱。群臣不知,就在前一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朱祁钰病重,不能临朝,发动政变,率军拥立被软禁在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是为明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朱祁镇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太上皇”复辟成功的皇帝。

朱祁镇复辟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迅速捕杀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于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之后,力挽狂澜,率领明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对明王朝堪称有再造之功,且为人正直,却被朱祁镇以谋逆罪处死,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可为什么朱祁镇一定要杀死于谦呢?


首先就是出于政治清算的考虑。尽管朱祁镇曾经是皇帝,但是土木堡之变后,其沦为瓦剌俘虏,“丧权辱国”,大明王朝几乎因其而覆灭。其回到北京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之中长达七年,夺门之变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巩固权力,必然要对景泰朝重臣进行清算,以此消除前朝影响力,稳固自己的统治。夺门之变后,除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被立刻下狱,后被处死外。景泰朝的重臣或杀或贬,纷纷远离中枢。在于谦、王文下狱之后,内阁中的陈循、萧镃、商辂,六部中的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吏部侍郎项文曜、兵部侍郎王伟也相继下狱,同时,还有被视为于谦、王文同党的蒋琳、古镛、丁澄、殷谦、张敏、栾恽、宋琰、陈贽等人,俱在石亨等人的问罪名单中。而感知“变天”的吏部尚书王直、王翱(王直年迈,王翱主持吏部事务,时吏部有两名尚书)礼部尚书胡濙(yíng),左都御史萧维祯等人纷纷上疏请辞。


在上述问罪的名单中,真正问罪的并不多。经历一系列磨难的朱祁镇,政治手腕已经成熟许多,面对石亨等人的下狱名单,其并未全部遵从。如《明英宗实录》言:
“朕初复位,首恶已就擒,余姑置之以定人心。”
最终的结果是,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被判充铁岭卫军,萧镃、商辂、王伟、古镛、丁澄被贬黜为平民。其余景泰重臣则是较为体面地离开了朝廷,远离了政治中心。朱祁镇虽然清算了景泰朝的核心重臣,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其实并未赶尽杀绝。在上述大臣中,真正被诛杀的只有于谦、王文,同时还有景泰时期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其中,朱祁镇把于谦列为“首恶”。这是为何呢?

‍如果光看《明史·于谦传》的记载,很容易有于谦是景泰朝“第一重臣”的印象:
“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尝遣使往真定、河间采野菜,直沽造干鱼,谦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访谦。谦据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
如果《明史》所言为真,那么朱祁镇捕杀于谦,似乎就很合乎“杀一儆百”的逻辑了。然而,于谦权势果真如此之大吗?

从《明实录》《水东日记》等文献看,并非如此。于谦在北京保卫战前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到景泰八年(1457)正月,依然是兵部尚书,且未入阁。而即使是兵部诸多事宜,朱祁钰也并未完全听从于谦的意见。如景泰元年(1450)四月,于谦上疏裁撤各地镇守太监,此事《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为亲历者,据《水东日记》言:
“一日,兵部尚书于公谦谓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学士言事中及之,外人来言更便也。’未几,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扰’中略及,‘乞将各处公差,内外官员,量取回京。’有旨,内官不动。”
可见此事朱祁钰就没有遵从于谦的建议。而所谓“用一人,必密访谦”同样夸大了于谦在景泰一朝人事任免的权力。实际上,哪怕在兵部的人事任用上,于谦也是多有掣肘。

那么,为何要将于谦列为“首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弄清楚夺门之变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诛杀大臣的逻辑是什么?尽管我们知道,无论是于谦还是王文,都是被冤杀的。但是为何要以“更立东宫、迎立襄王”作为谋反的罪名?究其原因,正是景泰八年(1457)正月的立储风波。
这年正月上旬,朱祁钰身体已然不好,而其亲子朱见济早亡,太子迟迟未立。因此群臣在拥立继任者方面分为三派。
第一派就是复立废太子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王直、胡濙、于谦都是此派;第二派则为迎立太上皇复位,石亨等人虽不敢言明,但早已暗中联络,这两派对于朱祁镇都是利好的;但是第三派,则对朱祁镇一系的皇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就是迎立襄王世子。根据杨瑄《复辟录》的记载,王文、陈循、萧镃三人为迎立襄王世子派的核心人物,究其原因,无非是揣测朱祁钰的心意,也可使得自己有拥立之功,但即使如此,这也仅仅是一个提议,并没有付诸实践,所以王文在下狱后连呼冤枉。但是朱祁钰对三派都持否定的态度,坚持自己只是偶感风寒,没有定下继任者。因此,等到夺门之变骤然发生,在朱祁镇眼里,迎立襄王世子的诸臣自然是恶人。这也是王文被诛杀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知于谦并不是迎立襄王世子派的首要人物,即使出于政治清算的考虑,也不应该处死。那么,为什么石亨一党敢于将这个罪名安在于谦身上,而朱祁镇在不加详查的情况下就将于谦杀死呢?
这是因为朱祁镇对于谦也有着极重的成见。首先就是朱祁镇“北狩回銮”之事。土木堡之战后,朱祁镇丧师被俘,也先本以为“奇货可居”,却不想明廷迅速立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此举功在大明社稷,但对于朱祁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之后,朱祁镇又被也先挟持至北京,作为“和谈”的筹码。但在于谦的主持下,明廷拒不媾和,在北京城下痛击瓦剌军。北京保卫战结束后,也先还不死心,景泰元年(1450)三月,也先一边调集重兵进攻万全,一面又派人前往大同,希望明廷遣使“媾和”。但是于谦看出了这只是瓦剌的缓兵之计:
“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

此后,明军边将才放弃了媾和的幻想,坚持与瓦剌军对战。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无利可图的也先派出多批使者,希望归还“太上皇”。面对意图阻止的朱祁钰,正是于谦的“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打消了景泰帝的疑虑,迎回了朱祁镇。从事后来看,于谦无疑是朱祁镇得以平安归来的头号功臣。但在朱祁镇看来,却未必是这么一回事。首先,于谦在景泰帝上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其对瓦剌的强硬态度,在朱祁镇看来,也是自己回归北京的最大阻碍。从意气风发的万乘之尊到阶下囚,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是巨大的煎熬,瓦剌明明早就说只要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就肯放自己回去,偏偏就是这个于谦,不肯讲和,才使得自己一直“北狩”。《明史·于谦传》就直言:
“(于谦)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可见,朱祁镇对于谦的恨意,自北狩归来就一直存在,加上之后被软禁于南宫,心中对于谦的怨气恐怕是有增无减。

除了在“北狩回銮”一事,于谦在景泰帝更换太子一事上的表现,或也令朱祁镇不快。景泰三年(1452)五月,朱祁钰废除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封其为沂(yí)王,而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在景泰帝即位之时,孙太后即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于谦亦为人证。然而朱祁钰即位第三年,即谋求废除朱见深,于理有亏,于谦也无力阻止,同意此事,事后虽然再三推辞赏赐,但在朱祁镇看来,此事于谦也脱不了干系。朱祁镇对弟弟更换太子一事,是极为不满的,在朱祁钰废立太子一事中,比群臣多受赏赐的陈循、高谷、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六人中,除了王一宁已经亡故,高谷因在回銮和南宫之事上有功于朱祁镇而未被处罚外,陈循被廷杖一百,贬戍铁岭卫;江渊被贬辽东铁岭,不久去世;萧镃、商辂均革职为民。相比之下,其他所谓于谦的“同党”,大多得到了宽宥。此事既是朱祁镇对朱祁钰旧臣的清算,也是对他们在易储风波中表现的惩罚。而作为拥立朱祁钰,与孙太后有皇太子之约的重臣于谦,在易储风波中签名同意更换太子,在朱祁镇眼中怕是还要罪加一等。
《无款楷书朱祁镇谕都纲锁南坚参勅横》。来源/故宫博物院
而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私怨,英宗朱祁镇除去于谦原因,就是自己在土木堡的失败罪过太大,而于谦在北京保卫战的功劳太高,于谦的存在就是时时提醒自己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土木堡一战,明军溃败,死伤无数,朱祁镇被俘,明军死伤数十万,张辅、王佐、邝野以及一大批文臣武将都葬送在土木堡。而随军的八十万兵器以及无数盔甲、军资,除了十万件火器外,大都被瓦剌军所得。此消彼长之下,瓦剌军力大盛。也先甚至因此动了夺回元大都的念头,幸亏于谦挽救大明社稷于危难之中,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否则明代很有可能步北宋的后尘。从朱祁镇的角度来看,于谦活着,自己如何保留帝王的无上尊严?因此借机将其除去,也未尝不可。
如果说政治清算和个人恩怨两个因素是朱祁镇杀死于谦的“内因”,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外因”:石亨、徐有贞等复辟功臣,一定要杀死于谦。

石亨、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本身就是一场基于自身利益的投机行为。而这份功劳也势必要由自己人独享。在石亨、徐有贞看来,倘若不尽早杀死于谦,而是将于谦流放或者贬为平民,待朱祁镇坐稳皇位,了解了当日北京保卫战和于谦拥戴朱见深的详细情况,朱祁镇或许会回心转意,再次重用于谦。况且,朱祁镇的亲生母亲孙太后尚且在世,其了解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劳,如果她来劝说朱祁镇,朱祁镇或许也会留于谦一命。如《明史·于谦传》中所言:
“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因此,只有将于谦借朱祁镇之手尽快诛杀,才能保住自己的权位,让朱祁镇重用己方。而于谦绝对不会成为“己方”。
于谦与徐有贞的恩怨简单明了,徐有贞原名徐珵,在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其以“天象”为理由,宣扬迁都,遭到于谦的怒斥,北京保卫战胜利后,徐珵因为南迁之议被群臣耻笑,后通过于谦门生向于谦求取国子祭酒之职。于谦虽然推荐,但被朱祁钰驳回。后来徐珵在陈循的建议下,改名徐有贞,才得以重新出仕。(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陈循作为景泰八年的当朝首辅,迎立襄王世子的主谋,在夺门之变即使被御史告为谋逆,要求“明正典刑”,却得以逃过一劫的原因)。早在景泰初年,徐有贞已对于谦“切齿”。

石亨原本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但是其心胸狭隘,在北京保卫战结束后,石亨因功劳得以封侯,石亨知道自己功劳不如于谦,却赏赐重于于谦,因此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是于谦性格刚直,面对石亨的示好,不仅不领情,反而说:
“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绝不敢以子滥功。”
让石亨无地自容。这并非于谦刻意贬低石亨,而是其性格使然,《明史》记载:
“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
此外,在夺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张軏(yuè)(张玉之弟),也曾被于谦弹劾,再加上宦官势力的代表曹吉祥也素来憎恨于谦,复辟集团可谓都是于谦的敌对方,自然无人出来保于谦性命,只有除之而后快。

如果还要加一个原因,就是运气。在夺门之变前一日,于谦等人已经拟好了劝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奏疏,却因天色已晚而没有上呈,只要夺门之变晚一天发生,于谦也许就不至于丢掉性命……
茗日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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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随缘回礼,0225周年,0410转正~雪子~我来派派看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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