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间谍”郑国:本来想拖垮秦国,反而成就强秦大业_派派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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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新手间谍”郑国:本来想拖垮秦国,反而成就强秦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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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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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世多以为一帆风顺。但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就不难发现,其实不然。

秦始皇在位前20年,秦国头顶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危机——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

秦王政即位第三年,秦国“岁大饥”。次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九年四月,“寒冻,有死者”。十二年,“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五年,“地动”。十七年,“地动。民大饥”。十八年,“大饥”……诸如此类的记载,充斥在《秦始皇本纪》前半段。

自然灾害如此频繁,秦国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逐一灭亡六国。

王翦甚至集举国之兵60万与楚军长期对峙,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期间消耗的军辎粮草会有多庞大。对山东六国的物资掠夺当然是缓解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间也必定少不了秦国自身雄厚的农业基础和丰富的粮食储备。

秦国对农业的重视由来已久,水利工程也同样受高度重视,而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中,除了蜀地的都江堰,就要数关中地区的郑国渠了。

间人主持的水利工程

郑国渠的修建本来是一起阴谋。

战国末年,山东六国中的韩国最弱小,又距离秦国最近,韩王安企图削弱秦国,于是命本国水工郑国担任间人、游说咸阳朝廷,在泾水和洛水之间开凿一条灌溉沟渠。名义上是为秦国农业着想,实际是打算以此拖垮秦国,使之无力东出,进而保全自身。

对于这一间谍计划,后世普遍认为即便能成功,效果也极为有限,南宋学者林之奇就在《拙斋文集》中评论:

君子创业垂统,必为万世之计。而战国之君,其所以为国者,苟可以延数年之命者,无所不为,是所谓偷生苟活者也。夫韩王使郑国为间于秦,使之凿渠,以延数年之命,信可谓拙矣。然向使于此数年之间有以处之,亦未为拙也……秦人既从郑国之策,数年不伐韩,而韩于此数年之间,亦不见其有所为者,徒玩岁阅月,以苟一旦之命。数年之后,秦之渠既成,而韩亦亡矣。

简单来说,林之奇认为韩王安的这一计划只能为韩国争取到数年的喘息时间,韩国本当利用这段和平时期积极备战、积攒实力,韩王安却全无作为,白白错过机会。这一评价自然中肯,但此时的韩国已是奄奄一息,郑国渠计划的成功与否,其实都不会对韩国命运有什么影响。

关于郑国渠的修建时间,《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河渠书》《李斯列传》等相关传记均不见记载,倒是《六国年表》称其修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资治通鉴》等史料也延续这一说法。由于此时秦国大权在相邦吕不韦手中,有可能是他决定了这一工程的上马。

此后许多年里,为修建这条水渠,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料修渠期间,郑国的间人身份暴露。秦王政本欲杀郑国,郑国辩解称:自己虽然是间人,但这道水渠如果真的修成,对秦国仍然有利。

很可能是郑国此前已展现出先进的工程理念、丰富的技术经验,并取得一定工作成绩,使得秦王被这段话打动,对其既往不咎,继续任用他修渠。数年后,水渠完工,果然灌溉了关中地区的大片农田。为表彰郑国,秦国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

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工程的消耗极为巨大。

大坝蓄水,还是壅水入渠?

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有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他的计划简言之,便是在泾水东岸、泾阳以北修建一条东西向绵延三百里的水渠,横贯整个关中平原北部,直至大荔,从而打通泾、洛二水。

如今的郑国渠首已湮废,对于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对郑国渠首的形态存在“大坝蓄水”“壅水入渠”两种看法。

李令福更根据现代水文观测推断,以泾河四年一遇的洪水流量3000立方米/秒、流速2米/秒推算,泄洪道过水断面需要宽达200—300米,水深5—7.5米。如果按照建大坝的观点,建成的大坝之内三角形库区蓄水面积不到2平方千米,有效库容约500万—600万立方米,只能蓄泾河三到五天的常流量,对百万亩的灌区起不了多少的调节作用,绝大多数洪水都要排泄掉。这既不合理,现场也找不到泄洪设施遗迹。所以,现在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郑国渠是无坝自流引水。

《史记》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中山即仲山,是陕西淳化、泾阳、礼泉三县天然分界线,山体呈东西走向,全长19.8千米,宽9.8千米。主峰钻天岭高1600米,由于泾阳县城位于山南,所以泾阳人习惯称其为北仲山。选在这里,郑国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特点。

从《史记·河渠书》“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的记载看,郑国渠最重要的作用是引淤浊的泾水灌溉泽卤之田,从而改良土壤。这一目的决定了它需要在洪水期引水,此时河流水量大、流速急,常常冲淤和泛涨,对渠首的位置选择和渠首工程也因此有严格要求:渠首应选定在河床较窄、少崩塌的地方,以保证能长期使用、安全泄洪。

从现实中的地理条件来看,泾水出九峻山、仲山的石质山口,水面迅速开阔,流速也随之骤降,并出现河曲。以泾河出山口为顶点向下游,河漫滩不断扩展,到今天的木梳湾村南尖嘴形成第一处河曲,又向南到王桥西街形成第二处河曲。它们与河西岸的九峻山坡前缓丘地貌相对应正好形成一个“瓠(葫芦)”状河曲地貌,古人形象地称其为“瓠口”。

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正位于“瓠”状地形的细腰部,东有北山老洪积扇向西伸出的尖嘴,西有湾里王村南的缓丘台地向东发展,形成一处峡口,是泾河出山口最窄的地方,即便如此,宽度仍然达2300余米。

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径流量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64.1 立方米/秒,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又较窄,易于引水;河床较为平坦,水流减缓,一些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主流仍靠近引水口,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向整个灌区,增加自流灌溉面积。

郑国渠选择此处作为引水位置,正符合淤灌对渠首位置的各种要求。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惠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
东注洛三百余里

相对于渠首的形态,郑国渠的流向倒十分清晰,《水经注·沮水》对此有详细记载:

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渠渎东迳宜秋城北,又东迳中山南……又东迳舍车宫南绝冶谷水。郑渠故渎又东迳嶻嶭山南,池阳县故城北,又东绝清水。又东迳北原下,浊水注焉……又东历原迳曲梁城北,又东迳太上陵南原下,北屈迳原东与沮水合……沮循郑渠,东迳当道城南……又东迳莲芍县故城北……又东迳粟邑县故城北。其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也。

关于这段文字中的“绝”字,学者们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绝”与“度”“渡”相通,这里指渡槽一类的立交工程。

但更多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横绝”技术,即在沿途的清峪河、浊峪等河的下游修筑拦水坝,将它们“拦腰截断”,冶峪、清峪、浊峪这些小河流“横绝”后,河水流入郑国渠,可直接将下游河道淤灌为耕地;对于石川河、苇子河等较大的河流,当它们的河水量少时,便被拦堵、流入郑国渠中;当遭遇洪水暴雨等情况导致水量暴涨时,则溢流过坝、继续泄入原河道中。今天的人们仍能在阎良区断垣村与康桥镇之间、石川河与苇子河一带,发现“横绝”工程的残留。

至于“浊水注焉”,则可能是郑国渠与浊水水位相当,这条河是直接流入郑国渠的。“与沮水合”则是将沮水揽入郑国渠,循郑国渠东流入洛。

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认为,郑国渠并不是全程开凿一条全新的水渠,而是只开凿若干最必要的渠道,使原有众多河水改变流向,或者使之变为自己的渠道。这样既可增加郑国渠的水源,又可减少施工量。

持续千年的引泾灌溉工程

郑国渠的竣工,极大改善了渭水北岸的大片土地。它不仅灌溉大片农田,泾水还带来黄土高原泥沙和有机质,在关中平原实现了灌水、肥田、改良盐碱地等多重功效。

郑国渠不仅在战国、秦代造福关中地区,也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各朝代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不断重修和改建。不同时期的水利工程名称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将泾水引入灌区。它们的渠首无不坐落于王桥镇西街以西,以东则为灌区,瓠口范围内分布着历代引水渠首工程的遗迹。

郑国渠之后,修建于西汉时期的白渠是效果最好、使用寿命最长的一条水渠。此时郑国渠已被废弃,有学者推测,原因可能是河床在水流长期冲刷下不断被刷深,导致水渠损毁。汉武帝时期,关中大旱频仍,长安又集中了大批皇室、仕宦、豪强,人口众多,生活侈靡,粮食耗费甚巨。赵中大夫白公为此建议:

“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栋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太始二年(前95),西汉王朝在郑国渠基础上开凿了白渠。

白渠由此成为关中灌溉的主要河渠,一直沿用上千年。到唐代,白渠称郑白渠,经过大规模重修改善,灌溉总面积达到一万多顷。此时,白渠的渠首引水主要在非汛期,也不再是引洪淤灌,而是引清水灌溉;整个渠系又分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三条干渠,合称三白渠;干渠以下有支渠,支渠以下有斗渠,输配水体系更加完善,从而奠定了历代引泾灌区及泾惠渠灌区的总体布局。朝廷还出台了《水部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水利法典,其中许多规定就是针对郑白渠制定的。

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唐代以后,关中地区失去了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宋元明清几代,引泾灌溉工程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与发展。

自宋代起,泾水河床逐渐降低,引水更加困难。北宋赵佺在郑国渠口以上3794米处修建了一条新渠,它由土渠、石渠两段组成,长3978尺的土渠与郑白渠相接,长3141尺的石渠又与土渠相接,渠口、石渠遗迹以及石渠左侧壁所刻水则(量水尺)、闸板槽等至今仍清晰可见,这就是丰利渠。各文献对它灌溉面积的记载各不相同,研究者根据丰利渠石渠断面、引水流量推算,《长安志图》所记的“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较为接近实际。

元代中叶,元朝统治者在丰利渠口以上延伸石渠,另开引水口。至大元年(1308),西台御史王琚增开石渠51丈。此渠在丰利渠口以下与石渠相接,共长138米。渠口为喇叭形,由最宽处7.3米收缩为4米,这就是王御史渠。

明成化元年(1465),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项忠又从王御史渠口以上凿渠,修建了广惠渠。此渠的修建极为艰巨,袁化中记录道:

“抚台项公请自旧渠上于龙山后崖划开,穿山为腹,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众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顽如铁,工作甚难,日用炭炙醋淬,乃举凿焉,故名铁洞。洞深者百余尺,浅者亦不下五六十尺,宽仅四尺,工役仰视,不见天日。”

成化十八年(1482),广惠渠终于竣工,历时18年之久。

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三年大旱,关中地区饿殍遍野。中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临危受命,在原郑国渠、白渠基础上,紧急修建泾惠渠。

泾惠渠于1930年底破土动工,5年后全部完工,渠道全长270千米,能够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和富平6个县区的146.5万亩农田。泾惠渠产生的效益十分显著,灌区粮食产量由以前的亩产60斤左右增加到450斤左右,棉花由原来的亩产20斤增加到80斤,关中重新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在《泾惠渠颂并序》中写道:

“民享乐利,实泾之惠,肇始嘉名,流芳百世。洛渭继起,八惠待兴,关中膏沃,资始于泾。秦人望云,而今始遂。年书大有,麦结两穗。忆昔秦人,谋食四方。今各归里,邑无流亡,忆昔士女,饥寒交迫,今渐庶富,有布有麦……”

这段文字提到了郑国渠。它正是后续2000年一系列引泾灌溉工程的源头,应验了当年郑国所说的“建万世之功”。郑国渠也于2016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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