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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三日谈] 【三日谈】信息公开、限制就业、“化学阉割”……性罪犯面临的可能不止牢狱【3.29~3.31】【已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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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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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流云，玄浪破礁发书番外不补

举报全看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0-03-29 0

— 本帖被死鱼安乐。执行加亮操作(2020-03-29) —

　　近日，韩国媒体曝光系列网络性犯罪事件，统称“N号房”案，在即时通讯平台Telegram上的加密付费群组中，有人建不同“房间”（即不同聊天组）分享女性性剥削影像以牟利。“N号房”案在韩国引发了轩然大波，韩国总统文在寅、韩国警察厅厅长闵钾龙要求彻查，舆论呼吁严惩。
　　据韩国警方调查，“N号房”受害人超70位，包括16名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11岁。3月25日，韩国警方向社会公开一位主要嫌疑人的姓名、年龄、长相等个人信息，这是韩国制定《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以来首次公开嫌疑人信息。
　　从“素媛”案到“N号房”案，犯罪嫌疑人以极其恶劣手段侵犯、伤害女性的犯罪行为令人发指，而“N号房”事件牵涉的人数之多、影响之恶劣更是前所未有，令人震惊。截至北京时间25日22点，在青瓦台问政平台“国民请愿”上，多个要求公开犯罪嫌疑人信息、包括群组会员名单的请愿已得到超过500万个签字。
　　 4月23日，韩国SBS电视台披露了“N号房”主要犯罪嫌疑人赵主彬的照片和身份信息，25日，韩国警方将赵主彬公开示众，这是韩国首次引用《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规定，公开犯罪嫌疑人信息的案例。
　　尽管“N号房”案的犯罪嫌疑人赵主彬还未被审判、定罪，但仍被警方公布了个人信息，可见针对影响恶劣的性暴力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要面对可能不仅仅是牢狱，还会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素媛”案罪犯赵斗淳也是如此。2008年，赵斗淳将一名8岁女孩拽到厕所性侵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2年后，韩国修订通过《特定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第8条第2项条例，允许公权力部门公开重刑犯的长相。而根据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此之前的案件不适用。最终，出于民众安全大于罪犯肖像权的考虑，韩国MBC电视台公开了赵斗淳的长相。“素媛”案罪犯的手段残忍，令人咋舌，随着赵斗淳的出狱日期临近，韩国民众甚至到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赵斗淳出狱。
　　除被公布长相，赵斗淳在服刑以外也会受到“特别对待”。韩国“素媛”案促成了《赵斗淳法》，根据该法案，在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刑满出狱后对其实施一对一监视，6个月后决定是否继续，监视总时长不超过7年。2019年4月16日起，《赵斗淳法》正式实施。
　　 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的7岁女童梅根·康卡被邻居强奸并杀害，新泽西州同年通过了9条关于性侵罪犯信息登记与公开的法律，即为《梅根法》。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梅根法》，强制所有州制定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释或刑满出狱后，必须向警方登记住所，并公布给社区知悉。
　　 200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亚当·沃尔什儿童保护与安全法》，其中第一章即为《性犯罪者登记和信息披露法》，该法案对性侵罪犯信息登记的要求更为严格，并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性罪犯登记系统，要求各州采用相同的标准在互联网上发布罪犯数据。
　　针对性罪犯，尤其是关于儿童的性暴力罪犯，韩国也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2000年，韩国颁布性犯罪登记法，规定对任何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进行登记，并建立全国性的公众通告制度；2010年，韩国修订《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可公开重犯身份；同年，韩国国会通过“对于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者，为了防止重犯或习惯犯罪的预防和治疗法案”，又名“化学阉割法案”。根据该法案，对“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的初犯和重犯一律进行“化学阉割”，对象年龄从25岁减低至19岁，将儿童的定义从未满13岁扩大至未满16岁。
　　除韩国外，美国、丹麦、德国、英国、瑞士、瑞典等国家都有关于“化学阉割”的立法。
　　此外，美国50个州都有针对性罪犯的电子脚镣，性罪犯需要跟警方汇报自己的位置，每周要去警察局签到。韩国有上千人因性犯罪而佩戴电子脚镣，由于《赵斗淳法》的实施，其中有五人将受到一对一监视。
　　我国也有公布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个人信息的案例。2017年12月，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四名涉嫌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集中宣判。同时，司法机关还将对这四人信息进行公开，并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2019年4月，上海市《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出台。该意见明确了用人单位在招录员工过程中的审查和筛选义务。用人单位应当对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情况进行审查，并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核实。如果发现拟录用人员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则不予录用。
　　一直以来，关于公开性罪犯的个人信息出现过不同的声音。有观点认为公开性罪犯信息，可能会对犯罪人员的家人及子女带来伤害，同时也侵犯了犯罪人员的隐私权。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性罪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潜在危害性，公开其信息有利于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而且公众享有知情权。
　　韩国也曾对大幅扩大公开性犯罪者个人信息产生过了争议。韩国民间团体及人士表示，出狱后的儿童性犯罪人员并不是百分百都会再犯，如果大规模公开个人详细信息，不仅使罪犯个人无法重新融入社会，其家属的合法权益也会受到损害。但韩国专家和媒体对加大个人信息公开的呼声较高。
　　对于此次韩国警方公布“N号房”案主要嫌疑人个人信息一事，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刑辩律师赵良善表示，向社会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个人信息须有法律明确授权。如果我国采纳实施，需要注意的仍然是'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2020年，“素媛”案罪犯赵斗淳将出狱，“N号房”案持续发酵，韩国警方加大了调查力度，相信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最终会被法律所严惩。而不管是公开性罪犯个人信息，还是监视其动向、限制其就业，最根本还是希望能够借此对性罪犯起到震慑作用，保障女性、儿童的安全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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