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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与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又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而变迁，是中国奴隶社会文化最为直接的体现。 奴隶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仰仗自然的恩泽而生存，同时又在无情残酷的自然现象面前，对各种不可知的物象产生了敬畏的观念及神秘的认识。人们在这种观念认识支配下，构造了“万物有灵”的形象世界。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了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事事占卜，事事问神，用青铜礼器来供奉神灵，祭祀社稷、祖先，为酒为醴，载歌载舞，“致其敬于鬼神”（《礼记·运动》）。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导致青铜艺术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
1、青铜器纹饰的产生背景
兽面纹爵早期人类社会，动物对人具有神奇力量，而人则是被动的。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用青铜器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周人装饰饕餮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知道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对猛兽恐惧万分、痛恨不已又无能为力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感情成分。这时青铜器纹饰中人形装饰极为罕见，偶尔出现时，也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饕餮面形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令人望而生畏。狰狞恐怖的纹饰是对命运的恐惧心理在器物装饰上的投射：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氏族则是战胜恐惧的符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些猛兽虽然存在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常出没于人们居住的村寨、城邑。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逐渐减少，甚至不是猛兽寻人残食，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反映在青铜器装饰上，动物纹饰趋于程式化，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经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
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影响着人对动物的态度。体现在神话中，动物扮演的角色从族群祖先（如子姓与玄鸟的关系，东周的典籍《诗·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到上帝的使者（《说文》中说：“凤，神鸟也”神之使者。），从先祖英雄的伴侣（如夏后启与两龙的关系，《山海经》说：“启宾天有两龙为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如果说早期神话中人对动物的态度是敬畏的话，那么后期神话中这种态度已不复存在。这时动物不再是人类祖先的帮忙者，而成为降祸于人、为英雄所驱除斩擒以立功勋的恶魔。
“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1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工匠们“将主体的动物分割成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再将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或将甲动物的一部分配合与乙动物的另一部分；或夸张其身体之一部而忽略他部，由此形成各种复杂的纹样。所以，有各种奇异畸怪的形象出现。但题材都是自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取出的”所以说，“饕餮纹所取的物象多是由来有自，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的”。
2、青铜器纹饰与原始宗教
青铜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具有符号的意义，能够为同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所认同之物可以是具有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
2.1图腾标记
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代、逐渐由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图形装饰变化多样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凤纹同属具有图腾学渊源的纹饰，始于商，而盛行于周。这与凤鸣岐山而周兴似乎一致。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最为飘逸美丽的纹饰。
2.2神灵崇拜
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饕餮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于是,有首无身,便成了饕餮纹的一个特征。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
2.3驱神辟邪
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
2.4装饰作用
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凝重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3、青铜器纹饰的演变原因
3.1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的影响表现了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在青铜器上用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从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装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商周青铜器上种种纹样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
3.2青铜器功能的变化引起纹饰的变革
商代和周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也有密切的关系。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慑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已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日用方向发展。青铜器不仅造型依据人的尺度设计，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的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
4、青铜器纹饰演变过程
青铜器的纹饰，在夏商周三代具有各自的特点，其演变历程与其社会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国古代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 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 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夏代的青铜器以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为代表，其中的铜爵、铜 、铜盉多为素面器，其中一件铜牌饰，用绿松石镶嵌，勾勒出兽面纹形象，比较抽象，眼睛突出，但整体看起来并不狰狞可怖。该纹饰有一条并不存在的中轴线，纹饰以此线为轴，两边严格对称，并注意了线条布局的疏密、上下比例，曲线的弧度也非常优美和谐，从中可以看出古人的抽象思维和艺术造型能力已相当发达。
同时代的夏家店文化，出土有一些彩陶，上面饰有勾连变形的S纹和弧线纹，其纹线勾勒近似变形的兽面纹，但其构图自由活泼。
商代早期，巫卜盛行，礼制成形，青铜器上的装饰开始趋向于精致，饕餮纹成为最常见的主题纹饰，其他还有连珠纹、云雷纹、弦纹。
晚商时期，青铜器造型变得精致，出现了一些动物或兽首、人面造型的青铜器，几何体造型也更讲究，与此相适应，纹饰方面也变得繁缛，普遍地出现地纹，即主体纹饰的空白处再饰以其他纹饰做陪衬，一般多以云雷纹为地纹，纹饰有了层次。这时期的主题纹饰仍是饕餮纹饰，最重要的是，纹线在变粗变宽，而且加厚，显得很重很沉，加强了器型的凝重感，似乎是器身上长出了厚厚的硬皮。商代同期的南方湖南、西南四川、北方的晋陕蒙高原都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明，其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同时又有一些铜器显示它们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之间有一些联系。如三星堆人体人面雕像十分独特罕见，但其铜尊、铜 的造型，兽面纹等主体纹饰，又与安阳殷墟的中原文化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西周时期，饕餮纹饰已大为减少，而且也已趋向于简化，渐渐失去神秘意味，凤鸟纹和变形夔纹则大为盛行。新的纹饰品种也出现了。西周总的纹饰风格趋向简约朴实，结构上打破风行几百年的兽面纹对称构图，代之以较自由的连续结构，布局上留有空白，主纹做成连续的环带，装饰在显要部位，而不是布满全身。如鼎上有时只有几圈简朴的弦纹，间或于中央加饰一个凸出的兽头，或是在窄条形的花纹带里，使用已简化分解的兽面纹或夔纹。
东周时期，诸侯并起，列强争霸，人性高涨，神性更趋衰落，青铜纹饰的内容不再是神物，而以现世生活的写实场面为题材，如采桑、宴乐、射礼、水陆攻战等。这些图案的构图手法古拙，采用正侧面的构图，平推布置，形成类似剪影的效果。如采桑图，只能将前面位置的事物处理成上下构图，前面的画下层，后面的在上，于是在树前面采摘的人画在下面，桑树在他头顶之上，看起来桑树似乎在空中悬着，而人伸出的双手不是在采桑而是在托树一般。
战国中期盛行云气纹，则与新兴的升仙思想有关。新的装饰工艺技术的出现，纹饰和图案也更富于表现力，而且内容变得更为宽广，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几何纹、动物、人物，而以场景为表现中心。如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镶嵌水陆攻战图像的青铜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纹铜壶，都以场面为主。至此，青铜艺术终于摆脱神灵的荫蔽，跨出宗教的门槛，成为现实的人的艺术。秦汉以后的青铜器已绝少礼器，而大多是与生活有关的实用器具，渐渐地也就少了纹饰。如国宝级的秦陵二号铜马车，代表了古代青铜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号称“青铜之冠”，但也很少纹饰。青铜器就这样开始走向没落，越来越仅限于铸币和制作铜镜。
商代和周代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有何关系？《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题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王孙满看来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
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吓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青铜器则以礼乐器为主，用于“明贵贱，辨等列”“纪功烈，昭明德”。青铜器饕餮纹饰已退居次要地位，装饰形式也与前期的单独适合对称式不同，多运用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常常一个母题织成带状的连续、反复，整齐中求变化。其一唱三叹的形式，给人有条不紊的节奏、韵律之美。这和礼制观念强调等级与秩序密切联系，也与《诗经》叠章法的表现形式相似，于反复中，强化主旨，加强感染力。
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怪异的饕餮纹因不适于装饰日常生活用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无角小蛇互相穿插重叠，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的蟠螭纹。恰似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纠结蟠绕。这一时期频仍的战争，也使得人们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类社会及其自身命运，在青铜器纹饰上出现了以独幅绘画的章法表现社会、人事的内容、题材，如宴乐、攻战、采桑等，以剪影的形式组成画幅，生动、富丽，极具装饰性。总之，功能的演变使青铜器器型、纹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青铜彝器、礼器及其纹饰，随着其所负荷的政治、宗教意义的丧失而消亡。当虔诚的心理与特定的崇拜观念不复存在时，以饕餮纹为代表的神秘、狞厉的动物纹饰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都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演变还与装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与工匠的创造心理及使用者的欣赏趣味等多种因素相联系。饕餮纹消失了，但其所承载的装饰观念与审美意识却长久地流动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对后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青铜纹样的应用
所谓青铜，是与红铜相对而言的。天然的铜是红色，称红铜：红铜和锡铅的合金，表面呈灰青色，称青铜。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和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大都直接模仿陶器的造型。商代后期和西周是青铜工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春秋是青铜器的新式发展期。到战国末叶走向衰落。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有烹调器鼎、鬲，酒器尊、壶、爵、角，肉食器豆，洗器盘，盛冰器鉴等等。而且各朝代有不同的器类出现。青铜器是一种综合艺术，其上有书法钟鼎铭文和雕塑、绘画形象。这完全符合作为奴隶制时代的上层统治者对所使用的礼品的要求。具体功能表现为：借文字以记事、纪念，借纹样以装饰、威慑，借雕塑而成像，因工艺而成器。其绘画性因素便是各种装饰纹样。事先将装饰纹样雕在塑模的壁上，铸造出的青铜器便呈现出各种纹样。有的加上泥片再加以雕刻，产生浮雕感，形成地纹和主纹，即背景和主像；有的在主纹上再加以雕刻，形成丰富的层次变化，富有韵律感。纹样主要包括饕餮纹、夔纹、龙纹、凤纹、回纹、鸟纹、环带纹和重环纹等。
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的主要装饰纹样，多见于器身的显要部位，以鼎上的饕餮纹最具代表性。饕餮据传是一种凶残、贪婪的怪兽，面目狰狞可怖。这种纹样往往夸张表现面部，双眼圆睁，神气通天地，可以辟邪驱鬼，也可以用于祭祀。因其形象威猛，也可象征王权和公正。北宋金石学家将这种纹样称为饕餮纹，后代一直沿用下来。夔纹，是一种近似龙的纹样。多见商代青铜器，一般取侧面的角度。据古文献记载，夔纹的形状如龙，但仅有一足。实际它薀团代一种爬行虫类动物，后人在铸铜时加以想像，以侧面角度表现。有单个形象，也有双夔相对。夔纹的变化也很多，有双头夔纹、三角夔纹等。龙纹，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应用范围最广、最具活力的装饰纹样。
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龙的造型，但作为平面化的图案装饰则是到了夏代，见于青铜器。商、周青铜器也很常见。面部突出圆睁的双目，龙身多表现为盘曲形状，满幅生气。风纹的应用也很广泛，其特点是综合各种禽类的特征组成装饰纹样，取禽类轻巧、飞扬的形态加以变形、夸张，产生活泼可爱的装饰形象。回纹，也称云雷纹，多见于商、周青铜器。回纹通常作为饕餮纹的地纹出现，起到辅助和衬托的作用。窃曲纹是周代特有的重要装饰纹样，是一种为了适应装饰部位的需要而变形的动物纹样。商代纹样多为方直线，周代纹样则多为S形线，窃曲纹就很有代表性。环带纹，也是周代常见的，是一种连续波动的带状纹样，通过上下左右的反复产生节奏感。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造趋于生活化和世俗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可以铸成器身的装饰，诸如战争、采桑、宴乐、农耕等等，而且人物众多，构图复杂，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据统计，这种青铜器已发现30件左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川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壶身纹饰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采桑、习射和狩猎，人物的动作与树木相协调，富有情节性。第二层是宴乐和射雁，古代工匠们巧妙地表现了雁被射杀后的结局，舞蹈者的和谐场面更是韵味十足。第三层是水陆攻战，交战的双方于船头拼命厮杀，有的被刺后掉入水中；陆地上的战斗也很激烈，有的搭弓放箭，有的挥剑砍杀，对众多人物的动作及动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得既细微生动又很有概括性。如将整个壶身饰纹展开成平面，则是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如分析水陆攻战纹的艺术特色，则可以看到，人物以剪影的形式表现，侧面和半侧面居多，很少有正面，这是远古及上古时代许多文明所共有的艺术手法。人物头、身及双腿表现为侧面时，肩部却呈正面，这似乎又像薀团代埃及壁画中常见的正面律。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水陆攻战图的人物姿态、动作更为多变，场面更为热烈，艺术表现更具概括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商代主要装饰纹样饕餮纹在周代已退居其次，而且周代一般不用地纹，所以显得朴素疏朗。周代青铜器中常见的二方连续装饰带，以同一个母题的反复出现而产生秩序感和节奏感。这与《诗经》中“一唱三叹”的文学形式相暗合。不同文艺门类有着相似的表现手法，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同一性。
总的看来，商、周青铜器的装饰纹以动物形纹和几何形纹为主，其他尚有人物纹、植物纹。这些纹样在满足上层统治者的装饰嗜好的同时，也能起到祭祀神灵和威慑奴隶的作用。因此，青铜器纹样不仅具有审美功能，也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
青铜器是一种综合艺术，其上有书法钟鼎铭文和雕塑、绘画形象。这完全符合作为奴隶制时代上层统治者对所使用礼品的要求。它的具体功能表现为：借文字以记事，纪念．借纹样以装饰、威慑，借雕塑而成像，因工艺而成器。其绘画性题材便是各种装饰纹样。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事先雕在塑模的壁上，这样铸造出的青铜器便呈现出各种纹样；有的加上泥片再加以雕刻．会产生浮雕感，形成地纹和主纹．即背景和主像：有的还在主纹上再加以雕刻，便形成丰富的层次变化．富有韵律感，纹样主要包括饕餮纹，夔纹．龙纹．凤纹．回纹，鸟纹．环带纹和重环纹等。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的主要装饰纹样，多见于器身的显要部位，以鼎上的饕餮纹最具代表性。饕餮据传是一种凶残贪婪的怪兽，面目狰狞可怖。北宋金石学家将这种纹样称为饕餮纹，后代一直沿用下来。这种纹样往往夸张地表现面部．双眼圆睁，神气通天，既可以辟邪驱鬼，也可以用于祭祀。因其形象威猛，故也是王权和公正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造趋于生活化和世俗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可以铸成器身的装饰．诸如战争．采桑．宴乐．农耕等等。而且人物众多，构图复杂，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据统计，这种青铜器已被发现30件左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川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壶身纹饰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采桑．习射和狩猎，人物的动作与树木相协调．富有情节1哇。第二层是宴乐和射雁古代工匠们巧妙地表现了雁被射杀后的结局，其中舞蹈者的和谐场面更是韵味十足。第三层是水陆攻战，交战的双方于船头拼命厮杀．有的被刺后掉入了水中。陆地上的战斗同样也很激烈．有的搭弓放箭．有的挥剑砍杀，对众多人物的动作及动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得既细微生动又很有概括性。如果将整个壶身饰纹展开咸平面．则是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如分析水陆攻战纹的艺术特色，则可以看到，人物以剪影的形式表现．侧面和半侧面居多，很少有正面，这是远古及上古时代许多文明所共有的艺术表现手法。人物头、身及双腿表现为侧面时．肩部却呈正面．这似乎又像薀团埃及壁画中常见的正面律。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水陆攻战图 人物姿态．动作更为多变，场面更为热烈，艺术表现更具概括性内容也更为丰富。
6、青铜纹样的类别
青铜器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有几何纹、动物纹等等，到商代中期和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的动物纹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的加工，产生的一种以幻想为主的动物纹饰。其中饕餮纹、龙纹、凤纹等占着主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三种幻想动物纹的分析和介绍（当然也不乏介绍一下其他动物纹），来看商朝时期的受宗教礼治和原始图腾影响的幻想动物纹，及其美的独特之处。
动物纹主要是以动物为原形而进行的动物图案装饰。动物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动物型，以尊最多，像象尊、羊尊、牛尊等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生动；而另一类为想象动物型。多有鸟首兽尊、鸟兽纹四足光觥等等。这类动物多是人们把一些动物典型的特征加以组合创造出来的，多恐怖、怪诞、神秘为主。
1.兽面纹
兽面纹古称饕餮纹：（1）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2）比喻贪婪凶恶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后亦专指贪于饮食。如饕餮之徒。
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头部的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兽面纹形状说法不一，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这说明兽面纹并不是代表一种动物，而是所有的常见的有代表意义的动物纹样。不过这些由各种猛兽综合形成的凶恶动物形象，衬托出一股狰狞、神秘、规正、威严的气氛。
兽面纹的特点：
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动物形有所不同。亦称“兽面纹”。也有用两个相对的夔纹组成。其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双眼：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是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青铜饕餮的断语。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
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都以兽面纹为主。鼎，最为突出。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商朝前期兽面纹主要是单层装饰。例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朝中后期尤其是迁殷后，开始出现双层装饰。兽面纹下面出现了回纹。用以衬托兽面纹，更加显示出其的神秘性。
商朝的统治者铸饕餮，号召节俭，劝贪婪。
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而且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物品供应严重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上古的人们从平均主义社会转向私有制社会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平均的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加上物质生产的匮乏，统治者占有了大量的食物，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增加社会的不公平感，如果在饮食上节俭，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戴。大禹是那个时代的正面典范，而夏桀则是反面的典型。夏桀的贪婪、豪奢，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仇恨。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并灭了夏朝。从民众对夏桀贪吃好饮行为的仇恨中，可以知道民众对饥饿充满了恐惧，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多吃”、“多喝”还要严重的罪恶，于是对放纵饮食的声讨就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呼声。这在几千年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之一。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商朝经济发达从商人员特别多。用饕餮来告戒大家不要贪婪过多。饕餮的历史传说告诫人们做事，索取应有节制。一个人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视作是自己的筹码，然后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人很可怕，就如饕餮喜欢吃东西一样，他所追求的欲望广，标准高，所伤害的人也很多，是极其有害的。饕餮的象征意义是我们对后代进行德育教育的好题材。
饕餮是天地的媒介、人神相通的使者，象征着权力。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崇拜的鬼神。青铜艺术的狞厉之美便主要来自铸刻其上的动物纹饰，特别是那长睛大耳、大口獠牙的被称作饕餮纹的兽面纹。《左传》记载：“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好。”这说明青铜纹样的狞厉之美的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宗教意义非常强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饕餮纹在商朝时的神圣地位。
商朝青铜器主要是作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因为在商周两代，宗教活动特别盛行，一为占卜，二为祭祀。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宗教活动尤为多。商朝时对卜辞的迷信，已发展到了极至。并且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
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像。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1] 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这说明商朝时对鬼神的崇拜远远大于对其他的崇拜。而作为最主要装饰纹样的饕餮纹无疑便薀晚神的象征。当然有时商人把自己的祖先比作操纵一切祸福吉凶的鬼神（或者说祭祀鬼神的同时也经常祭祀祖先）。例如把两个夔龙纹组合成一个饕餮纹。
然而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2.夔纹、龙纹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龙纹、夔纹的特点：龙薀团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双体龙纹、两尾龙纹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
爬行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卷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双体龙纹
亦称“双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两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头在中间，两尾在左右。
夔纹也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两头夔纹、三角夔纹等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两头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构成为一身两头。头一般作颠倒相向。有的两头相同，有的两头相异。通行于商代。三角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三角形中两夔纹相对，空间饰以雷纹主要装饰在鼎的腹部、爵尊的尾部。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商朝前期龙纹、夔纹和饕餮纹一样为单层装饰。商朝后期以回纹作底，更突出其庄重、肃穆之感。
夔纹龙纹装饰地位：
主要在饕餮纹两旁，或有时作为主要纹样。
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它的形象不是在青铜器上才出现的，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龙的萌芽。在青铜时代，龙的真正形象出现了。早期的龙纹为：夔龙纹。它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综合体，是一种经古代人民创造性想象而产生的怪异而神秘的动物形象。它最初的原形主要是以蛇为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有龙蛇互化之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等说法。而蛇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的图腾动物，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不少是龙首蛇身或人面蛇身的形象，如：女娲、伏羲、黄帝（号有熊氏，以蛇和熊为图腾）等等都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们都为人面蛇身或龙首蛇身的动物，都广受人尊敬和爱戴。龙之所以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奉，也就在于它是以蛇为主要原形的神异动物，还融合了马、牛、鹿、虎、象、驼、兔、鱼、鹰等多种动物的形象，形成对龙的一种强烈的图腾崇拜。而龙的形象在商朝青铜器中并不少见，它把表现的每一个部分都抽象化了，并且还有选择性的进行了强化。像钩嘴尖喙是对鹰的特征的一种强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神秘、威严而庄重的氛围。如爬行龙，就强化了眼睛钩嘴、尾巴。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而商朝祖先冥被后代尊为水神3。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这说明夔纹龙纹代表着商朝时期的祖先。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但是又因为夔纹龙纹的地位远不及饕餮，因此祖先崇拜远不及鬼神崇拜。
3.凤鸟纹
青铜觥，此风鸟纹大，而商朝风鸟纹小，尾短。
凤鸟：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倾》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可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商朝的图腾崇拜。
商青铜器上凤鸟纹。
凤最初的形象是玄鸟（玄鸟是中国上古东夷族的图腾），和龙一样，它也是上古人民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也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神鸟。它的羽毛是吸收了孔雀的形象特征，它尖锐的爪子是取自愈凶猛的鹰。另外，它也还吸收了另外的一些动物形象的成分，如兽、鱼、蛇等等。《韩诗外传》里就有关于凤的描述，“夫凤之象，鸿前而鳞后，蛇颈而鱼尾，龙纹而龟身，燕颔而鸡啄。”它也是吸收和融合了别的氏族的文化。但是这里的凤纹变化极多，可与夔龙纹相媲美，也给人一种神秘感。上面所讲的龙纹、饕餮纹他们都融合了多种图腾的形象，这就必须要求对所有的图腾形象具有的典型特征，加以整理，简化和抽象化它们各自的图案造型，原始图腾的融入，使它产生了神圣和威严的宗教气氛，而同时人们想象的一种神物，也能增加人们对图腾的崇拜，也极好的保持了它的神秘感，作为变形和组合了的图案也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凤鸟纹特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商代鸟纹多短尾。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鸟大多比较小，且很少处于主要地位。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
饕餮纹周围为商朝凤鸟纹凤鸟纹位置：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不管是从商代的文化经济，还是祭祀来看凤鸟纹远不及龙纹夔纹。因此在当时祖先崇拜远大于图腾崇拜。并且凤鸟纹为其图腾纹样。
4.回纹（有的也叫云雷纹）
回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回纹有拍印、压印、刻划、彩绘等表现技法，在构图上通常以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式展开。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从漩涡纹发展而来。至商代晚期，回纹已经比较少见，但在商代白陶器和商周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上，回纹仍是主要纹饰。商周时代回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多作衬托主纹的地纹。到了汉代，随着青铜器的衰退，陶瓷器上的回纹也消失了。
5.涡纹（火纹）
商青铜鼎上的火纹涡纹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6.乳钉纹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7.蚕纹
蚕纹：又有叫之蛇纹。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两眼突出，体有鳞节，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见于商代青铜器上。
8.蝉纹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回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回纹。蝉纹有两种：一种以横向带状排列或以纵向连续排列，一般带蝉足，用主题纹饰；另一种多于三角形几何纹图案中出现蝉体，一般不带蝉足，大目，体近似长三角形，腹部有节状的条线，常以回纹衬地。此种多作为主纹的配饰。蝉纹盛行于商晚周初时期。
9.虎纹(食人纹)
虎口大张，并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和凶猛。一般为虎侧视爬或跑形状。虎大张口，背微凹，尾下垂而后上卷。多饰于鼎、尊等器物上和钺、戈等兵器上。虎纹流行时间长，一直延续到汉代，不过商朝时这种虎纹很少见，在司母戊大鼎的双耳上有其纹样。
10.牛纹
多于器物的颈，腰上作牛的全形。牛体圆肥、大首，头上有一角或两角，前足多作跪卧状，但全形的牛纹很少见。一般为牛头纹较多见，有的以牛形作成器物的，如犀牛尊，还有以牛头浮雕器物的盖或提梁的两端，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牛头鬲。
云雷纹
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也有人以为云雷的图案起源于手指的螺纹，实际上是单线或双线往复自中心向外环绕的构图。其表现形式有单个同一方向的旋转和两个B形及S形旋转等多种。商代早期已有用连续带状云雷纹作为主纹的青铜器。商代中期兽面纹的主体，有用大量的云雷纹构成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龙纹、鸟纹的空隙处，常填以云雷纹，而且云雷纹低于主纹，起了陪衬作用。春秋战国之际粗犷的兽面纹、龙纹的体躯上，也有各种云雷纹变形图案。云雷纹常作为青铜器上纹饰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仍见沿用。战国开始，云雷纹发展成为线条活泼的流云纹。河南洛阳金村出土战国云纹壶用金银片镶嵌，非常华贵。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所构成。
勾连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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