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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能“镇国”？这一点官方没有说法。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表示，北京故宫馆藏珍品众多，连“镇馆之宝”都很难评出，更何况镇国之宝？如果把中国各大博物馆馆藏文物拿出来PK，按照文物门类每种选出十大国宝，再从中挑出一件作为“镇国之宝”，难度很高，争议也必定很大。
《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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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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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品为商周时期的金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b][size=4]藏品信息[/size][/b]
[b]基本信息[/b]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规格：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
年代：商周时期
来源：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
收藏：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b]文物介绍[/b]
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鸟头、爪较大，颈、腿长且粗，身体较小，翅膀短小，啄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形，然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箔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
此器构图凝练，薀团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薀团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b][size=4]国宝简介[/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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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
2005年8 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它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薀团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商代后期，古蜀人制作的精美金箔器，表达了古蜀人对太阳的顶礼膜拜，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薀团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太阳神鸟金饰，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太阳神鸟金饰遨游太空，象征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千年飞天梦。太阳神鸟图案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阳光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成为人们最早崇拜的神；中华先民把太阳和在天空中飞翔的神鸟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神鸟在驮着太阳飞行。太阳神鸟薀团蜀人早期部落的图腾，“神鸟绕日”表达了中华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b][size=4]外形描述[/size][/b]
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 0．02厘米，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在工艺上采用了娴熟精湛的锤揲与切割技术。其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或图案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苟。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光芒，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光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即代表金鸟负日的神话传说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 “太阳神鸟”通过对“太阳神鸟”金饰进行成分分析，确定其含金量达到了94.2%。系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炼，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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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4]文物意义[/size][/b]
太阳神鸟金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太阳和神鸟的记载。
《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也。”
《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经》：“帝俊生中容，……使四鸟。”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乌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量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太阳崇拜习俗，仰韶文化文化陶器上所绘的鸟纹，其背上驮一大圆点，正是太阳鸟的形象，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八角星纹玉版和太阳纹玉鹰，在良渚文化中，太阳和鸟纹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代表神权与王权的器物上，如玉璧、玉琮上的一些刻纹，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人头上立有玉鸟，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了与太阳有关的符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有呈旋转状的太阳纹，铜鼓的鼓面中心也常常装饰为太阳纹。到了汉代有关太阳与鸟的文物出土更多，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只金乌栖息于太阳中，满城汉墓里有鸟衔太阳铜灯，汉代画像砖上还有双凤衔日图像。以上这些实物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崇拜太阳及阳鸟的真实写照。
在出土的中国古代有关太阳崇拜文物图案中，以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最为精美，其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所表达的内涵寓意深远，薀团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十二道顺时针旋转的光芒与四只逆向飞翔的神鸟，表达了远古先民对太阳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太阳神鸟”是希望的象征，体现了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四凤绕阳，祥瑞吉祥，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太阳神鸟给人以巨大的感召与动力，并伴随着现代中国一起腾飞。
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薀团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以此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b][size=4]出土过程[/size][/b]
2001年2月8日，在成都近郊的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不已！2月25日上午10时许，一件特别的金饰件被发掘出土，刚出土时金饰件已被揉成一团，在考古人员认真科学记录之后，小心翼翼将金饰复原展开——金饰上刻划的“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薀团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件造型精美，寓意深刻的金质饰件在4年之后的今天成为中国文化的标识！
[b][size=4]遗址价值[/size][/b]
经过考古工作者长达4年的勘探与发掘，可以确认的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已发掘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一般居址、大型祭祀场所、墓地等重要遗存，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象牙、陶器等珍贵文物上万件，主要器型有金冠带、金人面具、太阳神鸟金饰、鸟首鱼身纹金带、金盒形器、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蛙形器、金鱼形器、金蝉形器、铜立人像、小人铜头、铜立鸟、铜牛首、铜兽面饰、铜虎、铜曲刃戈形器、铜璧形器、铜方孔器、玉琮、玉璧、玉环、玉璋、玉圭、玉戈、玉矛、玉钺、玉戚、玉凿、玉斧、玉锛、神人玉头像、玉贝形佩饰、玉镯、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大量与古蜀国最高统治者有关的遗存和遗物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推测应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金沙遗址是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也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由5座房址组成，面积近20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我国西南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基址；超过5000平方米的祭祀遗存，是我国商周时期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祭祀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祭祀遗存之一。金沙遗址已出土金器200余件，工艺精湛，艺术表现力极强；玉器达2000余件，种类丰富，制作精细；圆雕石像造型生动；漆木器，纹饰精美，保存较好；数以吨计的上百根象牙的出土举世罕见。
金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空白。
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出土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如玉璋、玉钺、玉戈、玉牙璧、多孔玉刀、单节玉琮、玉圭、石矛、陶盉和部分铜容器残件等均具有三代中原同类器物的特征；十节玉琮应是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辗转流传而来；金沙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在云南、广西、越南等地也有发现。这表明金沙遗址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金沙遗址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发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考古学实证。
金沙遗址的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b][size=4]相关传说[/size][/b]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也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b][size=4]古蜀历法[/size][/b]
实际上就薀哇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阴阳历”就是年以回归年为依据,月以朔望月为依据,把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的一种历法称为阴阳历。
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同样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证,这个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太阳闪烁的光芒,与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的旋涡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类似的象征意义。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因此,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均可以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较完备的阴阳历的佐证。
不论是太阳神鸟金饰上的12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字之所以说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因为还可以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几乎没有出现,就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是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的。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同样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圆轮形器(有说是“青铜太阳形器”、“车形器”或“轮形器”),它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六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上面的太阳形图案,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并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说明它们都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早得多,所以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它们只是单纯地表示太阳的形象,表示太阳崇拜。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至少在早期还没有把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崇拜)和历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开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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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青铜器：西周利簋[/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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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紵挺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b][size=4]名称来源[/size][/b]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因为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b][size=4]簋内铭文[/size][/b]
[b]正文释义[/b]
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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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
释文译文大意是：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该释文为被较多人采信的张政烺先生所做的释文）
[b]释义争议[/b]
利簋自出土以来，唐兰、于省吾、张政琅、徐中舒等都作过考释，但该器铭文中“岁鼎”一辞，各家分歧较大 。有将“岁鼎”与卜辞“岁卜”相联系，认为“岁鼎”是“指贞问一岁之大事而言”；有认为应解释作“岁祭时进行贞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岁鼎”与卜辞“岁卜”毫无关联，“岁”指的是岁星，即木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岁鼎”解释为“越鼎”，意思为“夺得了鼎”的人 。
张政琅释“岁”为岁星（木星），释“鼎”为“丁”，转训作“当”，意为“岁星当前” 。
徐中舒认为鼎当读为则。根据为郭忠恕在《佩觽》说的“古文以贞为鼎，籒文以鼎为则”。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琅先生一样认为“岁”是岁星。
唐兰先生则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越鼎”，即指夺取了鼎[9] 。
锤凤年同样人这两个字不是岁鼎，他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戍晃，即驻征商之师于此 。
戚桂宴认为“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岁”即岁星，“鼎”训为当。
于省吾、赵诚、黄盛璋、王宇信等认为这两字应为“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 。赵诚认为“岁为一岁之大事”也说的通 。
[b][size=4]文物鉴赏[/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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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纹饰[/b]
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的主要部位腹上用饕餮纹来装饰。饕餮纹与夔纹、龙纹、凤纹等一样，都属于幻想的神话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饕餮纹的形象被刻划为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
饕餮纹所呈现出的狰狞恐怖具有一种神秘的威严感，体现了奴隶主上升阶段时的历史必然力量，是一种“狞厉之美”；但也体现了兽性的残忍，即美中有丑。饕餮纹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张扬其威严的权利，以之镇慑邪魔和愚弄平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子孙臣仆们不可过于贪暴。
夔纹的形象是头大嘴长，张口，身细尾尖作卷曲状，均为一足，一角。夔纹和饕餮纹具有同样的装饰作用，所以夔纹也常被饰于器物上。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雷纹。云雷纹常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如利簋上的云雷纹被用来烘托饕餮纹。
利簋器身所饰的花纹，具备了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特征。这些装饰花纹是和盛行青铜器的商周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b]文字[/b]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 。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b][size=4]价值地位[/size][/b]
[b]价值[/b]
该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
同时其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利簋铭文虽然简略，却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价值、意义非凡，誉之为价值连城都似嫌太轻。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意外，还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b]地位[/b]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02年1月18日， 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利簋为镇国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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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石刻壁画：秦石鼓文[/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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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b][size=4]概述[/size][/b]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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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4]鼓序排列[/size][/b]
文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石鼓诗歌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既歌古也颂今，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因此，在弄清各鼓诗篇的内容和中心思想之后，按事件早晚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出石鼓诗歌所记载和歌颂的秦人起源、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历史大事，而鼓次顺序也就自然排列出来了。
1、《马荐》诗篇歌颂的是秦祖非子牧马建秦、复续嬴氏祀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公元前897年非子复续嬴氏祀之时；
2、《汧殹》诗篇歌颂的是秦襄公封侯始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公元前770年襄公始国之时；
3、《霝雨》诗篇歌颂的是秦文公伐戎迁汧建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文公三年东猎迁汧之时，即公元前763年；
4、《虞人》诗篇歌颂的是秦穆公用贤乃至称霸西戎之事，关键时间点为穆公五年用虞人大夫百里奚之时，即公元前655年；
5、《作原》诗篇歌颂的是秦孝公变法和迁都咸阳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之时，即公元前350年；
6、《銮车》诗篇歌颂“天子致伯”秦孝公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孝公之时，即公元前343年；
7、《田车》诗篇歌颂秦惠文王使张仪取陕打开东扩要道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取陕之时，即公元前324年；
8、《而师》诗篇通过歌颂“天子致胙”秦惠文王以及嗣王武王始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武王元年始国之时，即公元前310年；
9、《吾车》诗篇歌颂秦昭襄王定蜀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昭襄王六年司马错定蜀之时，即公元前301年；
10、《吾水》诗篇歌颂始皇帝统一天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至天下太平之事，时间应不早于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六国之时，即公元前221年。
参考罗君惕测石鼓数据，按石鼓《秦颂》时间发生顺序排列结果如下：
1、《马荐》，高一尺六寸，围六尺八寸。颂秦非子事迹鼓。实最小、最矮。
2、《汧殹》，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襄公事迹鼓。
3、《霝雨》，高二尺一寸，围六尺八寸。颂秦文公事迹鼓。
4、《虞人》，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穆公事迹鼓。
5、《作原》，残高一尺五寸，围六尺八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6、《銮车》，高二尺，围七尺三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7、《田车》，高一尺八寸，围六尺四寸。颂秦惠文王事迹鼓。
8、《而师》，高二尺二寸，围六尺七寸。颂秦惠文王与武王事迹鼓。
9、《吾车》，高一尺七寸，围六尺六寸。颂秦昭襄王事迹鼓。
10、《吾水》，高二尺九寸，围七尺八寸。颂始皇帝事迹鼓。实最大。最高。
以上资料来源于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b][size=4]历代简介[/size][/b]
[b]主周说[/b]
“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于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于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于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于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于《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于《书后品》中赞同。后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于籀文已于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后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后世之字书，辨认无据，于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b]主秦说[/b]
“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李仲操认为“密畤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于“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于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后之刻石”这一看法。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其在《石鼓文刻于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于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时代接近。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于是断定“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苏莹辉、那志良等从之。后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郑樵以“殹、㞼”二字见于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后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b]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b]
1.“汉说”始于清代武亿《金石跋》。其因《銮车》鼓“趍趍⌻马”句《古文苑》释为“纥纥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于是推断石鼓产生于汉代。
2.“晋说”源于清末王闿运，其在《湘绮楼文集》中认为石鼓是晋代所刻；“北魏说”源于清人俞正燮，其在《答成君瓘书》认为石鼓产生于北魏，姚大荣《石鼓文足证记》从之；“宇文周说”源于《金史·马定国传》，其文称金人马定国认定石鼓为南北朝宇文周所刻，明代顾炎武于《金石文字记》也支持这种说法。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现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前不久，高明先生又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根据石鼓文字形体、刻制工具与秦君称谓这三方面的证据认为石鼓文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称公又称嗣王的，比较符合石鼓文的内容，文字特征与刻制工具也属于这一时期。唐兰先生曾指出诅楚文和始皇刻石皆晚出，认为石鼓应在前四世纪（献公时）。Gilbert L Mattos （马几道）在研究秦石鼓时也认为刻石的风气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石鼓应该是前五世纪的作品。这种见解与高明的看法结合，可以为石鼓文产生于战国晚期的说法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
[b][size=4]字体形状[/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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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臒蜕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
[b][size=4]文字特征[/size][/b]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b][size=4]文物流传[/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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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原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 ，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俯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b][size=4]始皇说[/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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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銮车》鼓“□弓孔硕，彤矢□=”之“彤”字。孔传曰：“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彤弓以讲德习射，藏示子孙”。《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辂”等文献资料。具是表明“彤弓、彤矢”为天子致霸时之信物及凭证，是一般诸侯不可能得到的物品。故“彤弓、彤矢”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解答石鼓之谜的关键线索。由于秦孝公是秦人历史上唯一为周天子致霸的秦君，因此将此鼓诗文内容与孝公联系上也就有助于获得了对《銮车》鼓诗文内容以及石鼓组诗中心思想进一步的认识。而多数的学者在遇到“彤弓、彤矢”这个问题时，要么是以“红色的弓红色的箭”简单一笔带过，要么是略而不谈，完全忽略了“彤弓、彤矢”真正的内涵和意义，因而使得他们在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一般来说，各鼓诗文内容内皆有不同的关键词句提示其诗文内容分别与不同时代的秦公秦王的历史事迹密切相关，而这些同样成为了解读各鼓诗文内容的关键线索。如：《马荐》鼓“马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牧马出身的秦祖非子历史事迹有关。《汧殹》鼓“汧”，“君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始国的秦襄公历史事迹有关。《霝雨》鼓“君子”、“涉”、“汧”、“舟”、“于水一方”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以兵七百人东猎”，千里跋涉至汧渭之会的秦国第二代诸侯秦文公历史事迹有关。《虞人》鼓（《吴人》鼓）“吴人（虞人）”、“勿翦勿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用虞人大夫百里奚“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秦穆公历史事迹有关。《作原》鼓“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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