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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虎原来食素——详论段祺瑞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二、一元钱起家
三、三造共和
四、府院之争
五、“军阀祸国”
六、徐树铮之死
七、亲日派？
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民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开熗打死请愿学生47人，伤200多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举国上下纷纷痛斥执政府和“执政”段祺瑞。学人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均有文字见诸报端；另如梁启超刚刚动完手术，缠绵病榻之中，犹不忘口诛笔伐；刘半农与赵元任再一次词曲璧合，哀声凄楚，传唱京城；鲁迅则有《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尤为悲天悯人……民意不可违，向来慵懒的国会为此召集了非常会议并通过决议，认为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京师地方检察厅则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熗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在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下，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倒台。
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北洋系的各路诸侯走马灯似的登上“华山绝顶”。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以及吴佩孚、冯玉祥、徐树铮、张宗昌、阎锡山等等，纵横捭阖，错综纷乱。这区区十年的历史，是一台群英荟萃的武戏，而在这台戏中，段祺瑞显然是最为显要的角色。他从1916年任国务总理以来，虽曾几度下野，事实上却始终留在这舞台的中央。如吴佩孚之异军突起，冯玉祥之朝秦暮楚，张作霖之虎视眈眈，也终究不如段祺瑞的砥柱中流。因此，如果非要为这十年的北洋政局找一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一定是段祺瑞。
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也赫然在列。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衡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则没有孙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更好驾驭。
因此，段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到底是谁下令开熗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中国历史上何尝有一个国家元首真正向人民下跪过？因此，即便段祺瑞是在故作姿态，他也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大沽口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一次无理挑衅，同时也是二十年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炮击后，在日本的鼓动下，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抗议，他们手捏《辛丑条约》，要求解除对水道的封锁。这八个国家就是当初八国联军的八国，他们在中国是骄横贯了的，这次也不例外，抗议后，更轻蔑地抛出“最后通谍”，要求中国军队在3月18日正午之前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人民自然看不到幕后的黑手苏联，他们只知道国民军在与日军对垒，因此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谍国民大会”，是万众一心拥护国民军而反对列强的。这次大会最终形成议决六款：
（1）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谍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谍。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这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接着，数万学生与市民从天安门开始大游行，准备直趋执政府门前示威，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国民党兼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大家素来相信李教授的为人，于是从之而去。到了执政府门前，大家齐呼口号，内容包括：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勒令八国向我道歉，要求列强驻华机关要在国民军阵亡将士出殡日下半旗谢罪，要求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直至“推翻段祺瑞”等等。当时，总理贾德耀正和总长们在府内召开例会，听到学生这些声震云天的口号，不禁面面相觑，吓得汗流浃背，最后由于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匆匆作鸟兽散了。但大门口的军民对峙却越来越激烈，终于引发了惨案，连李大钊也被殴伤了头部和手部。随后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年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
军警有罪，但这次国民请愿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从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谍”，到“段祺瑞下台”，显然有一个渐趋狂热的过程，而在当日的死者中，也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谍”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谍”的内容“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反观冯玉祥，却已准备承认遵守《辛丑条约》，仅求各国严守中立为条件而已。他之所谓“遵守《辛丑条约》”，实则是遵守列强的条件而已，显然他并未尊重国民的意愿。最后，冯玉祥认为局势复杂，不可预测，乃以退为进，通令下野，西出包头，准备游历苏联。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冯玉祥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却受到了国民的爱戴，段祺瑞作为一个傀儡，却成为众矢之的。显然，是政治上出现了偏见，聪明的政治家现在要做的便是把民心扭转过来。你看冯玉祥，不是把大权一交，飘然而去了嘛，给国民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愈显其伟岸倜傥。段祺瑞也是老江湖了，怎能不知道争取民心的重要！于是他便要来长跪不起，并扬言要“终身食素”了。
事实上，段祺瑞吃素并非从“三一八“开始的，他本来就信佛吃斋，不仅吃素，而且吃得很简单，主食之外，常只是一碟雪里蕻加一碟辣椒。由于其太过简单，其家人多不与他同桌共餐。不过，他早期的吃素与信佛都不彻底，并不戒荤，也绝少烧香礼佛请和尚。但是“三一八”之后却有了改观：他下野后，日渐虔诚礼佛，曾受聘为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亲朋故旧辐辏在侧，形成了一个信佛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以佛界人物相称，他当仁不让，自称“释迦牟尼”。他死后，也是按佛教礼仪大殓的。而在饮食方面，则果然坚决戒荤了，确有“以示忏悔”的意思。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就凭这一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再加上他当年那一幕长跪不起，他就是决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物。大丈夫敢作敢为，言出必践，他以这种意志力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未能挽回政治上的败局。他本来在暗中策划联奉反冯，却被鹿钟麟获悉。此时冯玉祥不在军中，吴佩孚大军压境并要求驱段，鹿钟麟乃决心赶段下台。4月10日，鹿钟麟发动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熗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
随即前任总统曹锟获释，段祺瑞乃于20日通电下野，避往东交民巷，不日又携亲信多人避往天津。直奉重新联合，鹿钟麟、张之江等冯玉祥旧部被吴佩孚唾弃，京师局势又生新变。不过，段祺瑞却已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了。
二、一元钱起家
段祺瑞不止饮食简单，在生活作风上还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可谓戛戛不同于流俗。他号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对受贿深恶痛绝，据说只有一次例外，即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巨大的南瓜，他哈哈一笑收下了。连段祺瑞都能贿赂，可见冯玉祥的马屁功真薀团今无双！段祺瑞一生爱穿布衣长衫，邋里邋遢，自己从不在意，有点魏晋人物的通脱。他也不事产业，生活但求自给，贵为总理时，车马服饰还不如一个次长，到了晚年，更是潦草渡日。他能做到这些，一方面是自制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年时曾有过一段艰苦日子，习惯成自然。此外，他的先世曾有过两件至惨之事，对他日后冷酷坚忍的性格形成不无影响。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明末迁至湖北英山，清初又迁至安徽寿州。道光年前，段家发生了一件至惨之事：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生性铿吝，仅因为妻子向穷人施舍了一碗羊肉汤，竟勃然大怒，一巴掌失手将妻子打死。当地人义愤填膺，不依不饶，段友杰自知理亏，只好搬迁到六安。
段祺瑞于1865年（同治四年）生于六安太平集祖居，由于此地离合肥很近，后来他也自称合肥人。他的祖父段佩与同乡刘铭传关系甚笃，曾一起创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后来编入淮军，累官至记名总兵。1870年，段佩在合肥大陶岗买田百亩，为子弟开创了一个小康的家境。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老实厚道，但只会种田，别无他长，甚至不会抚养子女。段祺瑞从小就养在外婆家，稍长大些后，段佩将他携往江苏宿迁的任所，在军中为其延请塾师，平时常带在左右，还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亲家是宿迁一个姓吴的举人。爷爷把孙子当宝贝，外人却不这样看。当时的段祺瑞其貌不扬，还老是拖着两排鼻涕，人见人厌。段佩有个下人还骂过他，说“就你这个屌样！”可是几十年后，这下人仍是段祺瑞的下人，跟人说起此事，只能抱怨自己当年瞎了眼睛。1879年，段佩病卒于军营中，十四岁的段祺瑞失去了这个靠山，扶柩归梓，开始务农。
段祺瑞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生活甚为窘迫。段祺瑞刚回安徽时还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实在拮据只好辍学。他不甘心做个农民，于是回到宿迁军营，希望能借祖父的余威谋个差使。但人情如纸，只能充当杂役而已，后来混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安徽。1882年，他决心去威海投奔在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但车马川资全无所出，于是仅带了一元银洋，步行2000余里，跋涉到了威海。段从德安排他在营中做司书，从此开始了佩剑戎装的生涯。后来，他常对子女讲起这段艰难往事，不无得意地自称“一元钱起家”。
但是他到威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父亲段从文思念儿子，分别一年后赶到威海看望，在返回合肥路上，行至离家只有二三十里的西七里塘时，被一个攀谈同行者乘夜幕降临时杀害，年仅38岁。想是段祺瑞给父亲带了许多盘缠，对方见此而起盗心，因此，儿子的孝顺反而成了父亲的死因。噩耗传到威海，他想请假奔丧，未获批准，只得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手被正法，但是母亲范氏竟因哀恸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实在是人生一大惨事！段祺瑞这次获准回家奔丧，开始正式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一年他才18岁，命运的无情使他拥有了一份过早的成熟，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先人两次遭遇至惨之事，才有福荫庇佑着他成为一代人杰。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了武备学堂，拟从淮军士官兵弁中选拔生员。段祺瑞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一考而中，成为第一期预备生，分入炮兵科。天津武备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立学理念，不仅有西式的兵法、地利、军器、炮法、算法、测绘等课程，也有传统的经史教育，段祺瑞一生的业务基础和礼仪修养正是奠基于此。有一次，学堂购自德国的一门管退炮的瞄准器坏了，无人会修，最终是段祺瑞解决了这个难题，还画出了图纸，他因此受到了校方的重。，1887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往旅顺口监修炮台。次年，朝廷选派人才赴德国留学，经严格考核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与其余四名入选者以官费留学于柏林军校。
他们在德国被视为另类，尤其是那条辫子常遭到嘲笑和攻击，他们自己看来也觉不堪入目。但清廷对剃头蓄辫的严格规定，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谓二百余年死不改悔。段祺瑞生性刚烈，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讥笑，乃决定剪辫。同学劝道：“你以官费留学，不禀告朝廷便剪去辫子，一旦朝廷知悉，断绝你的学费，你求学不成还是小事，只怕便连家都回不去了。”他听后才觉害怕，但又不愿就此放弃，于是竟致电朝廷军机处，请求剪辫，结果自然是遭致一顿痛斥。剪辫本不是大事，如后来辜鸿铭曾有“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样精辟的总结，但从剪辫一事可以看出段祺瑞对清朝的感情淡薄，比之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人都不可作同日语，这也是他日后所以能三造共和的一大心理因素。
所幸朝廷并未以一眚而妨大德，他们5个人在柏林军校攻读一年半后，段祺瑞被保送到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其余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工厂，他在这里浸濡熏陶，业务知识自然大增，后来他在小站练兵时一直主持炮兵方面，正是肇因于此。而他这两年留学生涯，其成色之足，非后世那些自费官费、留日留美的学生可比。从某个角度来说，段祺瑞是我国早期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但是，朝廷的用人机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埋没人才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也不乏畀以重任的例子。比如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时，只能做一个普通译书人员；而同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却被政界吸收，不久成为日本首相。而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却也能被委任军中要职，几年后便官拜山西巡抚。段祺瑞于1890年学成回国时，满心以为会大展才华，不料却被搁置为闲职，一开始任职于北洋军械局，不久又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达五年之久。当时，新式军队尚未开始大量训练，而行伍出身的将领脽吞步自封，哪里看得起什么留学生！只是，朝廷花那么大气力和财力进行选拔和培养，等学成之后却又弃如敝屣，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若非遇见袁世凯这样的明主，段祺瑞只怕就会默默无闻地了此余生了。
不过，他虽位卑权轻，却不乏血性。甲午海战中，日军进攻威海卫，他曾督率一帮学生军协守炮台，奋勇作战。中国士兵在甲午战争中的英勇壮烈天日可表，但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暴露了清廷的军政体制之弊，于是政治上乃有维新改良运动，军事上乃有训练新军之举。1895年，袁世凯奉旨练兵于天津小站，广招贤良，选拔标准是“宿将及有根底之学生”，如段祺瑞与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梁华殿、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锴、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皆云集麾下，真是云蒸霞蔚。他们当中许多人日后都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而当时最出类拔萃的，还数北洋三杰，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祺瑞且被称作北洋之“虎”。
段祺瑞在小站任炮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麾下虽只有不足两千名炮兵，不足一百门炮，却是中国第一支装备正规的炮兵部队。除了炮兵部队的常务工作外，他还从事了建章建制的重要工作，如《编练章程》、《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等，大半多自他的手笔。此外，他治军十分严格，某次他的一个老乡有违军令，辗转托袁世凯向段祺瑞说情，他厉声驳回道：“此人是我同乡，我若放纵了他，今后将何以服众呢？”袁世凯由此对他更加爱重，似在王士珍和冯国璋之上。1900年段的结发妻子病卒，次年袁即将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这个张夫人是袁世凯金兰兄弟的遗孤，素来被袁当作亲生女儿来养育的，如今许配给段，足见对段的青睐。后来，袁赴山东会操，段亦随之南下，且参与了镇压义和团及景延宾起义，因功被袁表荐为知府加三品衔，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按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改）。1903年，袁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段被任命为军令司正使加副都统衔，全面主持编练新军。1905年和1906年，清廷在直隶河间与河南彰德举行了两次秋操，段皆任北军中的总统官，由于两次秋操均取得了成功，段的声誉也随之愈隆。此期，他还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直接领导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也在各军之中建立了个人威信，为其日后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
1907年，朝廷开始防范袁世凯，着力削夺其兵权，将其嫡系部队收归陆军部直辖，并排斥其亲信将领。段祺瑞亦被转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他不屑于此等闲职，乃倾心于督办军校。其任总办的保定陆军学堂，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以及后来赴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等等。次年袁世凯还乡避祸，他与冯国璋等亦韬光养晦，曲意逢迎。由于他曾经留学德国，是新军不可多得的人才，近年来又名声鹊起，清廷对他的态度终究还是以笼络为主。1910年，他奉令署理江北提督，加侍郎衔，得以拥兵一隅，为北洋派积存了实力。他与隐居河南的袁世凯音书不断，诸如袁后来的东山再起、鼎定朝纲、养寇自重，未必曾语之与王士珍、冯国璋，却悉数咨之于他。可见，段祺瑞是袁世凯入主民国的第一干将。
三、三造共和
辛亥革命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先是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征调湖北军队前往镇压；随后湖北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个空隙，首义于武昌，各省响应；接着，清廷派精锐的北洋军南下征剿，北洋军竟“不知有朝廷，惟知有项城”，军前似有倒戈的危险；于是，袁项城复出，总揽大权并养寇自重，意在逼帝去位。可见，革命军对清帝退位的作用是间接的，而袁世凯才是直接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南北之间形成一个僵局：南方革命军攻占南京，则北洋军收复汉口，在军事上务必维持均势；革命军进攻力愈强，则朝廷压力愈大，而袁世凯愈喜，在政治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袁世凯之所以要铲除欲在北方起事的吴禄贞，正是生怕其破坏这一均势。袁世凯用的是借力打力、借刀杀人之计，他的天下打得太过轻松了！也许正因如此，后来也就不甚珍惜。
当时奉命征剿武昌革命军的北洋军，乘火车抵达孝感前线后开始盘桓不进， 总指挥官荫昌莫如之何。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明白，湖北到北京不过两三日的车程，如果北洋军反扑京城，则是亡国之祸。于是，10月27日，摄政王逊退，袁世凯复出，总揽军政大权，且直接赴湖北督战，不曾入京叩谢。果然，北洋军突然声威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前军主帅冯国璋战到酣处，把政治因素浑然忘却，一意要直捣武昌，创立曾国藩那样的赫赫功勋。袁世凯十分不满，乃临阵换将，以段祺瑞替换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并署理湖广总督，主持前线军事。
其实袁世凯刚复出时，对冯国璋并无偏见，因此，他最初只是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调任第二军总统，折往山西镇压党人起义。但一个月后，袁世凯便无法容忍冯国璋的迟钝，乃以段祺瑞代之，驻湖北前线与革命军对垒。冯国璋曾纵容第一军在汉口纵火烧屋，破坏严重，民愤极大。袁世凯以段代冯，不仅支开了冯，也保护了冯，且可给冯总结自省的时间，为日后收服禁卫军埋下了伏笔；而将段从革命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江苏调开，坐镇革命军已被严重削弱的湖北，这样就既保护了段，又给段以机会。一进一退之间，形势即大有改观，袁世凯用人的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不久前，袁世凯避祸林田的时候，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与他联系密切，一样的幕后密语，段祺瑞却显然更得要领。果然，他一到汉口，即下令停战，大谈和平。之后，又秘密派亲信廖宇春到上海与革命党代表顾忠琛、俞仲达谈判并达成协议，约定若确定共和政体，则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这正是袁世凯朝思暮想而口不能言者，幸有“政治觉悟”如此之高的段祺瑞，日后才得以心想事成呵！
次年元月26日，段祺瑞领衔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陈光远、吴鼎元、李纯、潘矩楹、孟恩远、马金叙、谢宝胜、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徐树铮、蒋廷梓、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张士钰、袁乃宽、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恺、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施从滨、萧安国等47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原文如下：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官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回、藏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电驰报纸，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依，惟国利民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又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牵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东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篇电文将隆裕太后吓得面如土色，从此食不甘味。她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大清皇帝永传不废”、“皇帝岁俸不得少于四百万两”、“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等条款，早把什么老祖宗“退保关内”的走为上之计忘在九霄云外了。但是，许多朝廷亲贵并不相信这么多人会一同造反，坚持认为电文是伪造的。局势虽然越来越明朗，太后却仍然不知所措，无奈何处，干脆装聋作哑，捱得一天是一天。不料段祺瑞已等不下去，2月5日，又领衔第一军八名协统再次发出代奏电，原文如下：
“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颍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笩旺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乎？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凭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请代奏。”
他威胁“率全军将士入京”，便是毫不客气的逼宫了；所谓“败坏大局，罪难发数”，对皇族也不再有丝毫客气。他明指“二三王公”，实批“太后皇上”，如此电文，犹胜十万貔貅，应该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电文之一了。果然，2月12日，隆裕太后再也捱不下去，乃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退位，去安享其400万两“岁俸”去了。
《三国演义》中，曹爽胸无大志，想做“富家翁”，结果造成曹氏被司马氏夷灭的惨剧。如今，隆裕太后妇人之见，甘愿领“遣散费”，结果造成清朝政权迅速瓦解的笑剧。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然而清室却能保住身家性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实际上，满清入关之初，就对统治中国很不自信，因此一直留有“退保关外”的后路。清帝退位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即后来《清史稿》的主编，是个死忠的保皇派，他帐下的张作霖等将领，也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因此，如果隆裕有慈禧一半的手段，他庶几可以退出关外，依仗日本和东北地方的力量，维持一个小王国的。当然，这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清帝没有退出关外，而是和平交出政权，避免了别生枝节，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幸事。而段祺瑞在此重要时刻中，立场坚定，终至一锤定音，不仅为袁世凯立下头功，对民国的建立也可谓功勋卓著，这便是他的“一造共和”。
15日，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以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从此他在这一职务上连任七届。陆军总长的实权，仅在总统、总理之下，因此，段祺瑞一入民国，便成为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派了。事实上，他还在民国二年（1913年），暂代过两个月的国务总理，而更早些的总统选举，他与孙中山得票数相同，仅排在袁世凯、黎元洪、伍廷芳之下。
他对袁世凯忠诚不贰。1913年2月，宋教仁遇刺，总理赵秉钧涉案辞职，段祺瑞代理总理，面对众议院国务委员的质询，傲然不答，显示了对国民党的轻视。不久，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他也参与了镇压。后来，他又以陆军总长兼署湖广都督，将黎元洪挤出湖北，为袁世凯除一大患。继之，他又兼任河南都督，参与镇压白朗起义。然而，他虽然参加了许多军事行动，但他在军事上并无太大建树，即便对白朗军这样装备简单的流民起义，也莫如之何。不过，由于他身居要职，且兼署较多，在北洋军中的势力却得以日益扩大，再加上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袁世凯另外编练模范军后，想让袁克定来负责，征求他的意见，被他一口拒绝。袁世凯很生气地说：“那么我自己来兼如何？”他才不好再说什么。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已不似当初那么亲密了。
任何独裁者都要独掌兵权，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忌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袁世凯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这样一来，段祺瑞在军中的优势面临被褫夺的危险。他自知形势微妙，乃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则称病不出，颇似当年袁世凯归隐林田的样子。
袁世凯既薀妄来人，岂不知其用意！随着袁称帝的步伐日渐促迫，他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当筹安会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表达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不愿做出尔反尔的小人，不愿遗臭于青史，这份气节犹如鹤立鸡群，是十分可贵的。在整个洪宪帝制中，他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态度相仿佛，事后证明，这四个人的成就也是北洋系中最可称道的。
他还曾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被袁一口否认，这与冯国璋的情况相同。到了最后帝制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跑去向袁世凯剀切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袁家的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袁世凯一开始还虚与委蛇，最终勃然变色道：“这都是杨皙子和克定等人讨论的，赞同的人多而反对的人少，你何必如此大惊小怪？”他傲然答道：“我受大总统数十年恩遇，不能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来得及，时机稍纵即逝，届时悔之晚矣。”后来他又两次去晋见袁，袁均称病不见。
不久袁世凯称帝，他对袁世凯抱有知遇之恩，做不到象蔡锷那样潜出京城高张义帜。但是，他与蔡锷、陈宦等人都曾暗通消息，蔡、陈潜出京城前，都曾到段宅拜访过。因此，他在护国运动中的角色，与冯国璋有相似之处，都属于不便站到前台的幕后人物。而其既然身在京城，处境自然比冯更为艰难。据说，袁世凯曾收买他的干儿子罗凤阁做刺客，但罗下不了手，反向段坦陈其事。而洪宪分封的诸臣中，黎元洪、冯国璋、曹锟等都赫然在目，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却惟独没有段祺瑞，这是他拥名“二造共和”的一大关键。
1916年3月21日，洪宪帝制取消。4月22日，段祺瑞复出担任国务卿，5月8日复称国务总理。可见，他不是不忠于袁世凯，但先决条件是在共和体制下；袁世凯也不是不倚重段祺瑞，前提条件也是在共和体制下。6月6日，袁世凯逝世，在金匮中预留了嘉禾金简，上列三个接班人，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足见他对段祺瑞的重视，至少在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之上。段祺瑞则不惜对抗民意，为业已身败名裂的袁世凯主持国葬，并亲自执绋扶柩，全了这一段君臣之谊。此即段祺瑞的“二造共和”。
几个月后，他在国务总理任上，与总统黎元洪发生了激烈的府院之争。1917年5月23日，矛盾终于不可调和，黎元洪下令免去他的总理职务。他于是退往天津，寄寓在段芝贵的私宅，决心武力倒黎。在朝总统和下野总理依旧剑拔弩张，京津之间局势紧张。这时，对清朝死忠的辫帅张勋在督军团的怂恿下，决意以进京调停为名，复辟清朝。黎元洪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把张勋当做了救星，结果6月14日张勋进京，黎差点被其俘虏，最终依托洋人的力量才得以逃出北京。
张勋复辟是袁世凯称帝之后的又一政治丑剧。袁世凯之称帝尚有杨度和古德诺的理论先行，张勋复辟则完全是军人强奸民意。全国舆论一时大哗，纷纷要求讨逆。黎元洪在离开京城之前，在国家大局的面前，终于放下了府院之争的面子，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出师讨贼。
当初，张勋在徐州几次召集督军团会议，段祺瑞曾派曾毓隽告诫张勋道：“如果议及复辟，则必尽力扑灭之，届时不要说没有预先告知。”张勋率辫子军北上路过天津时，曾专门下车拜访段祺瑞。段祺瑞郑重地告诉他：“你若复辟，我一定打你！”又说：“保清帝复位的事，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南方也决不会答应，因此至少应该缓办。”但张勋未加理睬。当然，从客观上来说，张勋进京可以驱逐黎元洪，这正是段祺瑞求之不得的，因此，说张勋为段祺瑞做了嫁衣裳，也是一点不错的。
7月1日，张勋拥清帝复位。3日，段祺瑞即在马厂誓师，正式通电复任国务总理，并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叛逆，檄文为“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所拟，文末写道：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胞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兵横行部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受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履及剑及，率先涌进，以为国民除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赖之。谨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以段芝贵、曹锟为东西两路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的讨逆军，12日即光复北京，复辟丑剧上演12天后即告收场。段祺瑞拥兵入京，迎“四哥”冯国璋继任总统，将黎元洪晾在一旁。此即“三造共和”，也是唯一一次真刀真熗打出来的，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权力斗争意味。其名为“讨逆”，却对王士珍等“从逆”的老朋友网开一面，除张勋外皆不问罪。因此，梁启超在檄文中说张勋的“既类疯狂，又同儿戏”，讨逆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段祺瑞对“共和”这一原则是十分坚定的。马厂誓师前，他曾分析过形势，认为若不迅速出兵并速战速决，复辟派就有可能控制人心和扩大影响，届时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毕竟当时中国的保皇观念还比较流行。他的这一分析是理智而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展现了一个统帅的政治素质。他之所以能始终赞同共和而反对帝制，只怕与其留德的经历不无关系。德国虽是君主国，但西方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他眼界既开，势必会受到熏陶。当然，这些脱胎于旧时代的武人，是不能真正理解“共和”的含义的。
四、府院之争
“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放下了面子，以国家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挂帅讨贼。只此一点，便可看出府院之争的主要症结。
当时，一直在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他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张国淦的分析入情入理，完全是出于对段祺瑞的一片爱护之忱。如果段祺瑞能够接受，学古人将相和，也许可以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可惜他对黎元洪罢免自己耿耿于怀，终于因私而废公，挟愤而忘义，拒绝了这个建议。
所谓“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院”指国务院，“府院之争”即总统和总理之争。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有两次，一次是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之争，另一次是冯国璋总统与段祺瑞总理之争，两次的当事人都有段祺瑞。可见段的性格缺陷是府院之争的一大动因。
但是，府院之争的渊薮却决不止如此之浅，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民主共和是新鲜的舶来品，因此民国肇立之初，需要借鉴西方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而西方的共和体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另一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于是，有关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争论，在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心理作用下，一时甚嚣尘上。即便以袁世凯的神武雄健，欲加强总统的权力，也一度面临着宋教仁政党内阁计划的挑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同时修改了《临时约法》，将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更改为内阁制，用以约束袁世凯。宋教仁更在此基础上，重组国民党，要成立政党内阁，从而在实际行动上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及其北洋派不愿放弃权力，乃卑鄙地暗杀了宋教仁，激起了国民党“二次革命”，然后再借此驱逐了国会中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理论之争，最终引发了流血和战争，使民国成为一个乱世。
在社会运动中，理应有一个“理论先行”的过程，此即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中国的民主革命自维新运动失败后开始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出十余年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在这十余年中，革命者更多的是按照西方民主共和的蓝图来憧憬新政权的，至于将民主共和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工作，实在还做的很少。于是，进入民国后，就出现了一个“理论后行”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不惟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了激烈论争，到后来竟连“共和制”和“帝制”、“世袭制”和“非承继制”等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也被重新翻上台面。参加这些辩论的往往不是政客本身，而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中国的比如杨度、梁启超，洋人比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不一而足。
不论总统制或内阁制，总之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根植了一个“共和”的理念，却有其名而无其实，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业务素养十分有限的政客和军阀们，主观上本就惟力是视，客观上也的确不知所措。府院之争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16年6月袁世凯临死前，对徐世昌、段祺瑞执手呜咽道：“按照《约法》，由宋卿（黎元洪）继任总统，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可能是有感于此，当在川作战的张敬尧等将领致电表示愿推举段祺瑞为总统时，被他断然拒绝。此事被外人知晓后，举国一片赞叹之声。当时，袁世凯戕害约法，解散国会，民国已遭到严重破坏，如今有一个宽仁谨厚的黎元洪担任国家元首，有一个正直不阿的段祺瑞主持内阁，又有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处国会，宪政实现已依依在望，全国上下对此表示了一致的乐观。
但是，段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绝少交往；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再者，段祺瑞并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总理，大小事务多委之于秘书长徐树铮，而徐偏生是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奔走于府院之间，处处越俎代庖，以前就为袁世凯所厌恶，现在更为黎元洪所不喜。有一次，徐树铮拿着一份委任状请黎元洪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