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汉唐以来，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这正应验了美国人类学家英菲的论断：“一个文化项目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要了解中国服饰那多样的款式、独特的风采、鲜明的色泽和精湛的工艺，首要的课题就应该浅知一点中华民族博大深邃的服饰文化发展轨迹，这样才能通过浏览，去着意开开掘中华服饰文化的底蕴。
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成就，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科学地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阶段。在此以前更遥远的时间，人类开始用捕猎所获的兽皮来掩盖保护身体和保暖。夏天则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免受炎热。这标志着人类刚脱离了动物境界，原始服饰出现的雏形。而山顶洞人遗存中发现的利用缝纫加工为特征的服饰文化。这时候的衣饰已不再是简单的利用自然材料，而演变成合乎人类生活需要的构造，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
我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纲坠等，又出土有纺织物的残片。我国中原甘肃出土的彩陶上的陶绘，已将上衣下裳相连的形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来。
殷商时期，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又产生许多物质文明。从甲骨文中可见的象形文字就有桑、茧、帛等，可证明农业在当时的发展程度。又从出土的商代武器铜钺上存有雷纹的绢痕和丝织物残片等，可见那时的工艺水平的高超和精湛。殷商甲骨文中，可见王、臣、牧、奴、夷及王令等，衣冠服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开始打上了时代烙印，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的分化，促使服饰也开始形成其固有的等级制度。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服饰的记载和“虎冕练里”（毛公鼎）、“女裘宝殿”（周、伯蔡文簋）等。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不全遵周制度。七国崛起，各自独立。其中除秦国因处西陲，与其它六国有差异外，其它六国均因各诸侯的爱好和奢侈，以及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之风，在服饰上也各显风采。春申君的三千食客中的上客均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儒者的缛服长裙褒袖、方履等等。汉初服饰，与民无禁。西汉虽有天子所服第八诏令的服饰制度，但也不甚明白，大抵以四季节气而为服色之别，如春青、夏赤、秋黄、冬皂。汉代妇女的日常之服，则为上衣下裙。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将北方民族的服饰带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大量民族服饰文化也影响和同化了北方民族的服饰。妇女的日常衣服仍以上身着襦、衫，下身穿裙子。襦、裙也可作为礼服之内的衬衣衫。
隋统一全国，重新厘定汉族的服饰制度，然而也难以摆脱其由北向南统一而带来北族服饰形制的影响。只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建立，才以其长时间的统治，加上其强盛的国力，令其服饰制度上承历代制度，下启后世冠服制度之经道，同其社会一样，呈现出繁荣景象。唐人与西北各民族的交往频繁，各民族同唐人杂居内地的也很多，因此，唐人穿胡服的装束常会在该时代的文物中见到。隋唐时妇女的日常服饰是衫、袄、裙，多见是上身着襦、袄、衫，而下身束裙子。裙子以红色最流行，其次是紫、黄、绿色。唐代妇女的鞋子多将鞋头作凤形，尺码同男子相似。宫人侍左右者均着红棉靴，歌舞者也都着靴。妇女的日常服饰名目繁多，有如袄、衫、袍、腰巾、抹胸、裙、裤、膝裤、袜、鞋靴等等。
宋代北方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贵族统治领地，服饰文化也因其政治和经济因素而发生交互影响。《续资治通鉴》记载：“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可见南宋京都也尚北服。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下身束裙子、裤。其面料为罗、纱、锦、绫、绢。尤其是裙子颇具风格，其质地多见罗纱，颜色中以石榴花的红色最注目。褶裥裙也是当时裙子中有特点的一种，有六幅、八幅、十二幅不等，贵族妇女着裙的褶裥更多。
元代是蒙古族入关统治中原的时代。其服饰既袭汉制，又推行其本族制度。元朝初建，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蒙古族的衣冠，以头带帽笠为主，男子多带耳环。然至元大德年间以后。蒙、汉间的士人之服也就各从其便了。妇女服饰，富贵者多以貂鼠为衣，带皮帽。一般则用羊皮和毳毡作衣冠材料。当时的袍式宽大而长，常作礼服之用。元末，因贵族人家以高丽男子女子的装束为美，又流行起衣服、靴、帽仿高丽式样。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帝国后，先是禁胡服、胡语、胡姓，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明朝的皇帝冠服、文武百姓服饰、内臣服饰，其样式、等级、穿着礼仪真可谓繁缛。就连日常服饰，也有明文规定，如崇祯年间，皇帝命其太子、王子易服青布棉袄，紫花布衣，白布裤、蓝布裙，白布袜、青布鞋，戴皂布巾，装扮成老百姓样子出面活动，然也印证了当时平民百姓的衣饰。明代妇女服饰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不能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色，不能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则用蓝绢布。明代的衣衫已出现用钮扣的样式。明代妇女的鞋式仍为凤头加绣或缀珠。宫人则着刺上小金花的云样鞋。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曾下令：“有效他国（指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
清代又实行逼令剃发易服，按满族的习俗制度实行剃发改服。服饰制度坚守旧制，尤其在男子服饰上，保持满族特点而延续极长的时期。尽管清代三令五申废除明代服饰，然其官服上的补子仍采用了明朝的样制。命妇冠上所缀的金凤、金翟也仍承前制。清代的官服等级差别主要反映在冠上的顶子、花翎和补服上所绣的禽鸟和兽类。若排列名次可从皇帝开始，依上而下有皇太子、皇子、亲王、奉恩将军、公主、驸马等皇族宗室戚属。异姓封爵的有公、候、伯、子、男、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未入流的品官，以及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外郎蓍老、从耕农官。此外还有一等、二等、三等蓝领侍卫、侍臣等等，其官服均有严格区别。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政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族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越来越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侵透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方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早期，服装式样变异甚少，民间仍然是长袍马褂为男子服饰；女子则上袄下裙。之后，商业贸易日渐昌盛，洋货大量倾入，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充斥市场，使传统的服饰穿着有所变动。外国衣料因价廉渐为人所欢迎，费工费时，工艺考究的滚、镶、嵌、绣等传统手工艺渐渐为衰落，西方缝纫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女性的时装，由于缝纫精制、款式合乎时代潮流，影响尤大。风行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样式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尚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经过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从20世纪20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二十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低，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驼背的旧貌，让女性体态与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性解放立了大功。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仿效，几乎成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意，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英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一不穿。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