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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安塞腰鼓[/size][/b]
[color=#663300][size=2] 安塞腰鼓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间大型舞蹈艺术形式，具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独具魅力的安塞腰鼓像掀起在黄土地上的狂飚，展示出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而豪放的性格，张扬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香港，在中国的各地展现风采，并为世界瞩目。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充分体现着陕北高原民众憨厚朴实、悍勇威猛的个性。早在1986年，安塞腰鼓就荣膺首届中国民间舞蹈大赛最高荣誉大奖，近年来，它先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等大型活动中表演，并赴日本进行表演。安塞腰鼓表演可由几人或上千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被称为“天下第一鼓”。1996年，安塞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腰鼓之乡”。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安塞腰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塞腰鼓是安塞三绝之一。[/size][/color]
[color=#0000ff]历史发展[/color]
[color=#663300] [size=2] 安塞腰鼓源远流长，寻根溯源，还得从鼓说起。鼓是精神的象征，舞是力量的表现，鼓舞结合开舞蹈文化之先河。如果说《尚书.益稷》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记述了原始社会人们敲打着石器，模仿兽类的形象跳图腾之舞的话，那么《易.系辞》中“鼓之舞之以尽神”则说明鼓的出现，使舞蹈得到飞跃，成为农耕舞蹈文化的开端，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艺术形式。击鼓助战用于战争，预示战争的开始。
鼓，不仅用于战争，而且成为民间舞蹈中不可缺少的打击乐器。春秋战国后，以鼓为击乐伴奏的民间舞蹈就更为繁多，甚至以鼓命名的舞蹈也渐已出现。山东沂南汉画中的《百戏图》较完整地记录了“百戏”演出的盛况。其中伴奏的乐器有钟、磐、鼓等打击乐器。在样式华丽的建鼓旁，一人着宽袍大袖衣，侧身向鼓，双臂高扬，正欲击鼓，舞姿健美。
安塞腰鼓渊源流长，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各部落的男性，常用一中空之树杆包以羊皮，携于腰间，击之以驱赶野兽。后来，又用于报警和作战。到春秋战国时达到鼎盛，且以秦国为最。安塞腰鼓的形式与发展，和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及民情习俗是分不开的。安塞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北部，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延河在境内蜿蜒流过，属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素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为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要塞之一。当地群众传说，早在秦、汉时期，腰鼓就被驻防将士视同刀熗、弓箭一样不可少的装备。遇到敌人突袭，就击鼓报警，传递讯息；两军对阵交锋，以击鼓助威；征战取得胜利，士卒又击鼓庆贺。以后各代多用刁：边塞守卫，击之以报警号令和助战。到了宋代，多用于边关。今天的安塞县，就是当年北宋与西夏国(今宁夏)的边界，为安定边塞方设“安塞县”。“安塞腰鼓”也因以得名，历千年而不衰，并且成为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据调查，安塞县12万人口中，约有1万户人家有腰鼓，会舞弄者达五六万之众，随着时间的流逝，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节时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秦汉将士的勃勃英姿。
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使安塞腰鼓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发展，成为亿万军民欢庆胜利、庆祝解放的一种象征，并被誉为“胜利腰鼓”，遍及中华大地，载入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史册。1951年，安塞腰鼓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由安塞冯家营村的艾秀山等民间艺人向中国青年文工团传授了腰鼓技艺，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上演出后，荣获特等奖，从而使安塞腰鼓扬名海内外。
1981年，在与安塞县比邻的延安市梁村乡王庄村一处叫“墓陵塌”的小山坡上，群众在耕地时发现一座古墓。其中出土了形制、人物造型相同的两块腰鼓画像砖，均系翻模成型后烧制的。经延安地区文物考古专家鉴定，系宋代造物。画像砖上所塑造的打鼓者，腰挎细腰鼓、侧身、头向左后扬起，左脚着地，右腿前跨蹬出，双手一高一低作挥槌击鼓状；左侧一人为敲镲者，双脚跳起，吸左腿，眼看左侧，双手在胸前做打镲状。击鼓者赤膊，穿灯笼裤，腰系彩带，飘至前下方。尤其是打鼓者的动作和形象，颇似当今安塞腰鼓中“马步蹬腿”的第四拍和“前进步”的第二拍动作。腰鼓画像砖的画面清晰，造型美观，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宋代陕北地区的腰鼓表演，对研究陕北腰鼓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翔实的文物资料。[/size] [/color]
[color=#0000ff]风格特征[/color]
[color=#663300][size=2] 1．通过动律的变化表达舞者的内心激情。舞者击鼓时情不自禁地微微摇头晃肩，使内在感情与外在的动律有机地结合，达到神形兼备、和谐自如；
2．舞者挥槌击鼓有股子狠劲，无论是上打、下打还是缠腰打，双手都要将鼓槌甩开。但虽狠而不蛮，显得挺拔浑厚，猛劲中仍不失其细腻之感；
3．做踢腿、跳跃动作时，无论是大踢、小踢或蹬腿动作，都要有股子“蛮”劲。节奏欢快，难度较大，代表了安塞腰鼓粗犷豪爽、刚劲泼辣的风格；
4．击鼓转身是安塞腰鼓表演的关键。在舞蹈中凡做蹲、踢动作必有转身，转身时必须要猛，特别是做腾空跳跃落地蹲，边转身、边起步的一套动作组合时，必须在固定的节拍里，运用迅速地猛劲才能完成动作的变化与连接；
5．动律形态复杂，跳跃幅度较大。表演随着节奏的加快，脚步便开始复杂的踢踏跳跃，并加大身体左右摆动的幅度。如做“马步蹬腿”、“连身转”、“马步跳跃”等动作时，舞者运用弓步向后连跳两次，然后左腿大步前跨，右腿发力蹬地而起，势若龙腾虎跃，显示出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
挎鼓子的服饰装扮与传统戏曲．中的武生相似，穿黑色紧身夸衣；头戴草帽圈；戴髯口，脸要红，眉毛要粗，表演时胡须要摆开。随着时代的变迁，舞者的服饰也在变。近年来西河口乡一带的腰鼓服饰，已接近于生活，而真武洞腰鼓队的服饰；仍然保留着古代武士的装扮，头扎英雄巾、腰束战裙、脚蹬红缨鞋，颇似古代征战沙场的士卒将帅。
安塞腰鼓除以舞者自身击打的鼓点为主要伴奏外，也有以民间鼓吹乐队伴奏的，乐器有鼓、镲、锣等，另有唢呐吹奏曲牌，常用曲牌有（搜山令）。[/size][/color]
[color=#0000ff]表演介绍[/color]
[color=#663300] [size=2] “腰鼓”是陕北各地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鼓舞形式，尤以延安地区的安塞县、榆林地区的横山、米脂、榆林等地最为盛行，是陕西民间舞蹈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舞种之一。陕北腰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一些主要流传地区，几乎是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而且世代传承，经久不衰。正由于它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参加的人数多，所以，舞蹈的基本形式和动律虽然大致相同，但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和习俗。安塞腰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安塞腰鼓由来已久，本薀团代军旅以增军中士气及传递情报所用，这里是用来表达胜利的欢呼和丰收的喜悦。颇密的击鼓声，强悍的步伐，变幻的阵势，雄壮的呐喊，尽现男子阳刚之美，在国际上极富盛名.
安塞腰鼓多采用集体表演形式，鼓手（称“挎鼓子”或“踢鼓子”）少则数十人，多时可达百余人。队伍包括拉花女角、伞头、蛮婆、蛮汉等角色，和“跑驴’、“水船”，等各种小场节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舞队。在表演上强调整体效果，要求动作的整齐统一和队形变化的规范性，主要通过鼓手们豪迈粗犷的舞姿和刚劲有力的击鼓技巧，充分展现生息在黄土高原上的男子汉们的阳刚之美
安塞腰鼓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和活动习俗。过去，多在喜庆节日和庙会中演出，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是集中的活动时间。活动开始前，要由庙会会长（由各村推举产生）先组织祭祀活动，称为“谒庙”：舞队在伞头的带领下，敲起锣鼓，吹着唢呐，有时还要抬着整猪整羊和其他供品前去寺庙烧香敬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在庙内广场踢打一阵，意在娱神。“谒庙”结束，正月初八九后，腰鼓队便开始了挨门拜年活动，俗称“沿门子”。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锣鼓唢呐直响哩，屁股底下棍撬哩！”群众也都坐不住了。这时，腰鼓队按村中情况依次走串各家，在主家院中、窑前表演一阵，伞头根据各家情况，触景生情演唱几段吉利秧歌，以表贺年之意。主家则认为腰鼓队进院入户敲敲打打、跳跳唱唱，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这可能薀团“乡人傩”的习俗遗风。有时两队腰鼓在途中相遇，一般都由伞头互唱秧歌，共贺新年，让道而行，但有时也会出现互不让道的情况，此刻就要竞技赛艺，争个高低。两队锣鼓大作，唢呐声、腰鼓声，好似春雷滚动。鼓手们尽情击打、跳跃，如疯似狂，打至高潮，鼓乐暂息，由双方伞头出场对歌，这也是竞赛技艺的一个方面。直至有一队阵角先乱，动作不齐，鼓点、队形也都统一不到一块或对歌对答不上时，就算输了，于是主动让道，让胜者先走。
“沿门子”结束后，邻村之间的腰鼓队还要互相拜年，彼此互访，进行交流演出，这和陕北秧歌一样，称之为“搭彩门”。正月十五时，各村腰鼓队云集广场，开始了互比互赛活动。各路鼓手各显身手，互比高低，成为一年里腰鼓表演的高潮。这不仅活跃了农村春节文娱活动，还通过彼此观摩、切磋技艺、推动了腰鼓的普及和提高。当晚还要举行“转灯”（也称“转九曲”），几乎是人人争游，阖家同转。届时鼓乐齐鸣，灯光闪烁，腰鼓队在前引导，众人随后，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腰鼓队的活动常延续到正月十七、十八，祭罢土地神后方告结束。此后，老乡们就安心去准备春耕生产了。
腰鼓的表演形式可大致分为“路鼓”和“场地鼓”。
“路鼓”是腰鼓队在行进中边走边舞的一种表演形式，前由两名伞头领队，后随由挎鼓子和拉花组成的舞队乙-伞头身后紧随的一位挎鼓子，称“头路鼓子”，他必然是技艺精湛的击鼓能手，全队的动作变换和节奏急缓，统由他来指挥。队伍的后部，是扮成蛮婆、蛮汉的丑角，也有的扮成孙悟空、猪八戒等唐僧取经中的人物，随意扭动，逗笑取乐，以增添节庆的欢乐气氛。“路鼓”由于在行进中表演，一般动作简单，幅度较小，多做“十字步”、“走路步”、“马步缠腰”等动作。常用的队形有“单过街”、“双过街”、“单龙摆尾”、“双龙摆尾”等。
“场地鼓”是指腰鼓队到达表演地点，打开场子后的表演形式。开始时由伞头挥伞号令，顿时鼓乐齐鸣，众舞者随伞头翩翩起舞。这一段叫“踩大场”，表演节奏缓慢，目的是打开场地，拉开队伍，稳住观众情绪。第二段载歌载舞，表演节奏渐快，动作幅度较大，队形变化繁多。常用的队形有“神楼”、“古庙”、“神前挂金牌”、“富贵不断头”、“和尚游门”等。到引出“太阳弧”图案后，伞头站到场中央领唱秧歌，唱词视场合和对象而定，“谒庙”时，有拜庙祭文，一般演出有向观众拜年问好的，也有喜庆丰收和祝愿吉祥等内容。伞头唱时，众舞者在场边慢步转圈，并重复接唱每段的最后一句，俗称“接后音”。唱完后，伞头退出场地，由挎鼓子和拉花入场表演，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队形。此刻不受时间的限制，舞者尽情表现各自的技艺绝招，情绪热烈，起伏跌宕，使表演达到高潮。
近年来安塞腰鼓为了突出挎鼓子的技巧，表演“场地鼓”时由挎鼓子在场内单独表演。众鼓手在头路鼓子的指挥下，精神振奋，击鼓狂舞，此时只见鼓槌挥舞，彩绸翻飞，鼓声如雷，震撼大地，声势逼人，极富感染力。
这一段结束后，再穿插表演其它形式的小场节目，如“跑驴”、“水船”、“高跷”、“二鬼打架”、“大头和尚”等。节目形式的多少，视各村的人才和条件而定。小场节目结束后，再接着表演一段大场腰鼓。此刻锣鼓敲得快，唢呐吹得紧，击鼓更激烈，情绪更欢快，使整场表演在强烈的气氛和高昂的情绪中结束。
安塞腰鼓依据不同的风格韵律原有文、武之分，“文腰鼓”轻松愉快、潇洒活泼，动作幅度小，类似秧歌的风格；“武腰鼓”则欢快激烈、粗犷奔放，并有较大的踢打、跳跃和旋转动作，尤其薀湍手的腾空飞跃技巧，给人们以英武、激越的感觉。目前，文、武腰鼓逐渐结合形成新的风格，而以安塞的西河口乡与真武洞两地最有特色。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当地群众憨厚、淳朴的气质和性格特征。特别在表演中，又有机地揉合了民间武术和秧歌舞动作，有弛有张、活而不乱，进退有序、气势磅礴、浑厚有力。群众赞之为“式子慷慨码子硬”。[/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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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陕北秧歌[/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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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简介[/color]
[color=#663300][size=2]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北高原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又称"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等。它主要分布在陕西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地，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绥德秧歌最具代表性。 [/size][/color]
[color=#663300] [size=2] 陕北秧歌舞，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已有，原为阳歌，"言时较阳，春歌以乐。"《延安府志》记有"春闹社，俗名秧歌。" 由此可知，秧歌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 清李调元《粤东笔记》云："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中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竞作，弥日不绝，是日秧歌"。故又有人指出，秧歌传自南方，是陕北的一种外来文化。作家曹谷溪在《再谈陕北秧歌》中说："陕北人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每年正月二三开始，几乎要闹腾一个正月天。一直到二月初二才压了锣鼓五音"。形式多样，是一种民间广场集体歌舞艺术，表演起来，多姿多彩，红火热闹。
陕北地区 "闹秧歌"习俗由来已久。如陕北的绥德、米脂、吴堡等地，每年春节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演出前先到庙里拜神敬献歌舞，然后开始在村内逐日到各家表演，俗称"排门子"，以此祝贺新春送福到家，这薀团代祭社活动的延续，十五日灯节这天，秧歌队还要"绕火塔""转九曲"。"绕火塔"也叫"火塔塔"，先用大石和砖垒起通风的座基，上面再用大块煤炭搭垒成塔形，煤炭之间有空隙，填入柴禾、树枝以便燃点。由于当地煤炭质量好，又有柴木助燃，所以在十五日的夜晚点燃后，火焰照红夜空，秧歌队绕塔高歌欢舞，非常好看。此习薀团代"祀太乙""积薪而然"求火消灾驱邪的遗风。此风俗在清代县志中有记载，如《绥德县志》"并以煤块积垒如塔，至夜，然(燃)之，光明如昼。"《米脂县志》"铺户聚石炭垒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可见此俗由来已久。[/size] [/color]
[color=#0000ff]风格流派[/color]
[color=#663300] [size=2] 陕北秧歌主要有"大秧歌"和"踢场子"两大类。大秧歌，是一种在广场上进行的集体性歌舞活动，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动作矫健豪迈，情绪欢快奔放，并伴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跑驴等社火节目，队形变化丰富，有"龙摆尾"、"卷白菜"、"十字梅花"、"二龙吐水"、"十二莲灯"等数百种排列法。小场表演包括"水船"、"跑驴"、"高跷"、"霸王鞭"等。也可根据动作风格和内容划分为"文场子"、"武场子"、"踢场子"、"丑场子"等；其中"踢场子"为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双人舞，参加人数为偶数，成双成队，男待彩扇，女舞彩绸，有较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需展示"软腰"、"二起脚"、"三脚不落地"、"龙爪穿云"、"金鸡独立"、"金钩倒挂"等高难技巧，既刚健又柔美，既洒脱，又细腻。逢年过节，城乡都组织秧歌队，拜年间好。村邻之间还扭起秧歌互相访拜，比歌赛舞，热闹非凡。男角叫"挂鼓子"女角叫"包头"，过去均由男子扮演，"挂鼓子"的动作朴拙，有武术的爆发力。"包头"的动作质朴、活泼，具有农村妇女的特点。表演虽有套路，但即兴创造的成分极大，充满陕北农村生活的情趣。技艺精湛的演员深受群众的喜爱，如李增恒扮演的"包头"形象俊俏，表演洒脱、灵巧，有"溜溜旦"的艺名。[/size][/color]
[color=#0000ff]豪迈粗犷[/color]
[color=#663300][size=2] 绥德可谓陕北秧歌的中心，那里的农村至今仍保留传统的秧歌表演程式、礼俗和风格特色，其中既有古代乡人驱傩的"神会秧歌"、"二十八宿老秧歌"，也有1942年之后才兴起的新秧歌。秧歌表演者常有数十人，有的多达近百人，在伞头的率领下，踏着铿锵的锣鼓，和着嘹亮的唢呐，作出扭、摆、走、跳、转的动作尽情欢舞。沉浸在欢乐愉快的喜庆气氛中的陕北高原秧歌表演十分红火。秧歌吸收当地流传的水船、跑驴、高跷、狮子、踢场子等形式中的艺术元素，组成浩浩荡荡的秧歌队。
早年多是男扮女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的也参加。男女队身着彩服或带云角装的秧歌服，男的用毛巾包头，女的手持彩肩、汉巾。拜年有排门子秧歌，彩门秧歌；正月十五有酒曲秧歌、花灯秧歌。小场子秧又叫踢场子，分二人场、四人场，八人场。舞蹈动作丰富，豪迈粗扩，潇洒大方，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局憨厚、开朗乐观的性格。
陕北秧歌表演形式，主要特点是"扭"，所以也叫'扭秧歌"，即 在锣鼓乐器伴奏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动， 脚下以"十字步"作前进、后退、左腾、右跃的走动。上下谐协，步调 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同时还可以伴随着唱。
陕北秧歌主要有三种角色，即伞头、文、武身子和丑角。陕北秧歌的领头人叫伞头，一手持伞，一手持"虎撑"，两种道具都有吉祥的含义。伞，寓义庇护众生，风调雨顺；虎撑与唐代名医孙思邈有关。据说孙思邈曾为老虎治病，为便于观察和治疗，曾用一铁圈撑开老虎的嘴，这铁圈就叫"虎撑"。后来，虎撑演化为串乡治病民间医生手中发出声响的"串铃"，成为民医的标志。它在伞头的手中，则成为消灾却病的象征物，又是指挥秧歌队表演和变化队形图案的响器。伞头是秧歌队的领头人，通晓传统秧歌唱段，能即兴编唱新词，根据场地气氛或各家的情况出口成章。演唱时，他领唱，众队员重复他最后一句，形式简朴、热闹，词句生动、易懂，唱得观众皆大欢喜。现在的秧歌舞，经过改革后角色有所不同，服饰可为现代装， 腰系红绸带。手中道具可以是镰刀、锤子，可用花伞。丑角也可不要，也可和霸王鞭结合起来。[/size] [/color]
[color=#0000ff]发展传承[/color]
[color=#663300][size=2] 1940年代初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新秧歌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学习秧歌、腰鼓，掌握了基本的动律特征和典型的舞姿动态后，升华为规范的、新农民形象的舞蹈动作，形成新型的秧歌和腰鼓，领头的伞头改为工农形象持木制镰刀斧头，创造了具有新内容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其中，"翻身秧歌"、"胜利腰鼓"等新秧歌在全国得到普及。新秧歌有大场秧歌《边区好地方》、扇秧歌《南泥湾》等，深受群众欢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起着鼓舞斗志，庆祝胜利的作用。1950年代民间舞蹈方兴未艾，各地秧歌异彩纷呈，人们就在秧歌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别。
陕北秧歌表现了陕北群众质朴、憨厚、乐观的性格，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陕北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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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傀儡戏[/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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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概述[/color]
[color=#663300][size=2] 许多种类，其中台湾流传的傀儡戏以悬丝傀儡是最主要的，其他地区还有许多种类,例如：仗头傀儡、水傀儡等。
文物与历史资料显示，傀儡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具有表演功能的戏剧。据说古代葬礼中用来殉葬的[俑]，与傀儡戏有直接而深远的关系。[/size][/color]
[color=#0000ff]起源与发展[/color]
[color=#663300] [size=2] 根据出土文物与历史数据显示，傀儡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具有表演功能的剧种。可追溯之年代，一说古代葬礼中用以殉葬的“俑”，与傀儡戏有直接而深远之关系，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出现偶戏的表演；另一说则为西汉时代，盖因一九八○年于山东省莱西县岱野遗址，出土一批西汉墓穴文物，此为目前中国傀儡偶与悬丝傀儡之最早证据。
此外，在历史文献方面，东汉《风俗通》、唐朝段安节《乐府杂录》、杜佑《通典》、《后汉书》及《旧唐书》等，均有傀儡戏活动的相关记载。至宋代，傀儡戏更为发达，除宫中伎乐外，民间傀儡戏活动更为兴盛，《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梁录》及《西湖老人繁盛录》等书，均载有北宋末年至南宋时代，汴京与杭州傀儡戏活动。
傀儡戏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梁刘昭注《后汉书．五行志》引东汉应邵《风俗通》：“‘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也。挽歌，执用绋相偶和之者。”此为傀儡戏原始社会功能。此外，《旧唐书？音乐志》及杜佑《通典》，均认为傀儡戏起于丧家乐，迄汉末始用之于嘉会，然在丧礼中扮演驱除邪煞的重要功能，一直延续至近代，并成为民间傀儡戏的主要功能之一，此种特殊社会功能，使傀儡戏迥异于其它剧种之表演功能，并具神秘宗教色彩。
傀儡戏在福建地区已有悠久之历史，其操纵技术与表演形式，均相当成熟；并有闽南、闽西及兴化（莆田）三流派。台湾傀儡戏，系随福建移民渡海来台，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及永定地区。台湾南部及金门傀儡戏属泉州系统，而北部地区则属闽西系统或漳州傀儡之支流。至于傀儡戏最早传入台湾之年代，仅能从台南祀典武庙“武庙禳荧祈安建醮牌记”、台南天公庙灵官爷圣诞例行演戏之记载加以推测。
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本最重要的功能是驱除邪煞，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到现在驱除邪煞变成民间傀儡戏主要的功能之一。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使傀儡戏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这也是傀儡戏跟其他种类的戏剧非常不同的地方。
日本专业的傀儡戏，又称“文乐”，这个词来源于“文乐座”——存活到近代的唯一一个商业木偶剧团的名称。木偶戏17～18世纪发展起来，又叫做木偶净琉璃（“人形净琉璃”），这个词汇本身说明了木偶剧的起源和实质。“人形”的意思就是木偶或者傀儡，“琉璃”的意思则是一种伴以三味线演奏的戏剧说唱。
跟歌舞伎一样，木偶戏乃是江户时代 (1600-1868)朝气蓬勃的商人文化的组成部分。木偶戏虽然使用木偶，但是并非儿童戏。木偶剧的许多有名的剧本都是由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 撰写的，近松的高超技艺使得木偶人物形象和情节在舞台上栩栩如生。[/size] [/color]
[color=#0000ff]演出形式[/color]
[color=#663300] [size=2] 傀儡戏是台湾民间最神秘诡异的剧种，一般民间戏曲多为庙会酬神之用，兼具娱神、娱人特色，唯独傀儡戏以除煞禳灾为主要功能，除必要的工作人员及主事者外，并不欢迎一般“闲杂人等”，而除煞仪式所使用的咒语、手诀、符咒及法索、七星剑等法器，也使傀儡戏更具神秘色彩。
除煞仪式之时间多在午时过后或深夜，至于其程序与内容，因场合之不同或剧团之差异，而有不同的表演方式。一般而言，北部傀儡戏除煞仪式有“净台”、“请神”、“定棚”及“出煞”等程序，所需时间约四十分钟。“净台”系演师手持点燃的四色金在戏棚四周挥扬，或以净水符焚化于碗中，再以柳枝沾水分洒四处；戏棚内外放置生、熟牲醴各一副，生的在外侧用以祀鬼，熟的在内侧用以祭神。
净台之后“请神”，调请诸神坐镇除煞。请神之后为“定棚”，包括敕符与安符，“敕符是在王爷前请神敕符，使符具有法力。安符则是将符安置于特定的地方。”演师须抓起白公鸡与白公鸭，并咬破鸡冠取血敕符，以增强法力。公鸡司晨用以破阴阳，白色及雄性属阳，用以镇阴煞；鸭谐音为“压”，表压制恶煞。敕符之后将符咒贴于戏棚五方，慎重其事者，尚须于戏棚两侧摆设刀熗，上方安置弓箭，藉以对付恶煞。
“出煞”即“除煞”，程序是演师脚踏七星步，持刀念咒后将刀插于戏棚上，象征万煞不入；尔后向四周抛撒盐米，表示发兵镇压凶煞；然后演师手持卷起之草席向地面摔打，意谓惊吓恶鬼，驱逐邪魔；之后是演师于戏棚上操演钟馗，警告凶神恶煞不得在此驻留，否则将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南部傀儡戏通常表演三出，每出长约十分至十五分钟之间。演出前，演师先拜天地五方及相公爷，念“路里令”咒：“路里令、路里令，路里里如令，里令里令里如令，路里令，里如令。”每出戏演出前，均以问卜方式决定戏码，演出前先由相公爷出场请神，演完后相公爷亦须谢神。正戏之后尚包括“团圆”及“花童戏葫芦（球）”；“团圆”系由生旦出场户拜，并跪拜天地，“花童戏葫芦（球）”则由一童子表演耍葫芦（球），包括双手、足、肩及头部相互交弄葫芦等动作，失去葫芦，并四处寻葫芦之玩笑动作。
南部谢土、开庙以除煞为主，须搭戏棚。仪式方面，首先须在戏棚四角及正前中央贴符；烧化金纸与灵符请神；并在戏棚各方洒净水。然后锣鼓齐鸣，开始演戏。入厝须至主家正厅，铺一大草席，打开所有门窗，在相公爷身上披红绸布，手持缠有灵符之七星宝剑与朱砂笔，烧化灵符，燃放鞭炮，鼓、吹齐鸣，四角走七星步，安八卦，念咒，巡视各房间，同时燃放鞭炮，以惊吓恶煞。至于开庙门，须在庙门正对面搭台，使用白鸡血符，以具法力；演完戏后，于庙门作法，再以脚踢开庙门，以除恶煞，尔后再进入庙内正厅，走七星安八卦。[/size][/color]
[color=#0000ff]演出场合[/color]
[color=#663300][size=2] 台湾傀儡戏俗称“嘉礼戏”，因漳、泉南北系统之不同，于演出场合、演出形式、戏曲音乐、戏偶造型及戏文方面，均有所差异。台湾北部、东北部的傀儡戏多属漳州系统，具有浓厚的驱邪祭典功能，从演出场合言，应用于车祸、矿灾、吊死及溺毙等之呼引冤魂，或开庙、辟地、开台（剧院及戏台首演）、压火灾（送火神）及送孤（建醮、普度后和抢孤前送走孤魂野鬼）等除煞仪式。南部地区的傀儡戏以祈福的酬神仪式为主，其演出多应用于祭天仪式，如玉皇大帝诞辰，或弥月、结婚及做寿祭拜天公之前的除煞，表示净坛与祈福。此外，亦用于开庙、入厝与葬礼法事之后的除煞。除宜兰、台南及高雄地区的傀儡戏外，另外尚有属于汀州客家语系的傀儡戏，以及掌中戏班兼演“出煞”用的傀儡戏。[/size][/color]
[color=#0000ff]音乐[/color]
[color=#663300] [size=2] 傀儡戏之戏曲音乐，一般认为目前宜兰傀儡戏使用北管，当与北管在宜兰的兴盛有关，但宜兰傀儡戏原始曲调则难以考察。宜兰“福龙轩”创立者许阿水（一八六○至一九一五），系目前所知宜兰地区最早的傀儡戏艺人，为台北阿里磅人。大陆傀儡戏团曾于阿里磅演出，许阿水拜该团艺人为师，并曾至大陆习艺，后回家乡自组傀儡戏班，再迁至宜兰从事傀儡戏演出。
台湾南部之傀儡戏音乐，通常为南管系统的傀儡调。“新锦福傀儡剧团”梁宝泉及“锦飞凤傀儡剧团”薛忠信曾指出，台南及高雄一带之傀儡戏，主要为潮调音乐；但围仔内大戏馆吴灯煌则认为，所使用之音乐为“南系”的“白字戏仔”。
北部傀儡戏班的组织，包括前场演师二至三人，一人主演，另一人或二人担任助手，后场乐师三至五人，乐器与北管戏班相同，有单皮鼓、堂鼓、大锣、小锣、铙钹、胡琴、唢呐等，但“福龙轩”早在二十余年前，已使用录音带（北管及歌仔戏音乐）取代后场。至于南管系统的傀儡调，使用之乐器通常为堂鼓、羯鼓、大锣、小锣、小钹、胡琴、唢呐、笛及拍板等，今仅使用锣、鼓及唢呐三种乐器。[/size][/color]
[color=#0000ff]戏偶与脚色[/color]
[color=#663300] [size=2] 偶之结构乃由偶头与偶身组合而成，故民间有“三十六身，七十二头。”的说法。戏偶内部结构分为头、身（以竹篾编成）、双手及双脚四部分；外部则有披肩、髯口、头盔及武器等配件。北部傀儡戏戏偶，偶长两尺半，操纵线有右手掌、右手腕、左手腕、右手胕、左手胕、左脚、右脚、前胸、后背、左耳、右耳等十一条；南部傀儡戏戏偶，偶身长约两尺，操纵线有左肩、右肩、左脚、右脚、后背、左手胕、左掌背、左指、左指背、左指尖、右手胕、右掌背、右指背、右指尖等十四条。
宜兰地区傀儡戏，常有文戏演出，脚色分类及行头较复杂，江武昌认为所谓“三十六身，七十二头。”系民俗界象征性说法。一般而言，宜兰傀儡戏戏偶，脚色分为生、旦、净、末、丑、动物（龙、马、虎、狮、飞禽）及话剧中的特别人物。南部傀儡戏戏偶，大致可分为生（小生、老生）、旦（小旦、老旦）、净（大花）、末（公末）、丑（三花）及花童等脚色。[/size][/color]
[color=#0000ff]未来[/color]
[color=#663300][size=2] 台湾傀儡戏延续由来已久的宗教功能，不但具有诡谲的神秘色彩，且为禁忌最多之剧种，剧团数量本较其它剧种为少，再加上传子不传女、女性不得登台等传统观念；时至今日，真正能搬演傀儡戏之剧团已相当少见，傀儡戏已濒临失传窘境。因此，除有计划地进行传承外，在其宗教功能之余，转化、加强其展演机会，将是挽救傀儡戏的努力方向。[/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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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评书[/size][/b]
[color=#0000ff] 简介[/color]
[size=2][color=#663300]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在北京流行的评书，相传是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1587～1668)来北京时传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在掌仪司立案授徒，流传到现在的。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color=#0000ff][size=3]表演[/size][/color]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多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color=#0000ff][size=3]评书的特色 [/size][/color]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现在流传下来的传统评书，都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特征。它汇集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既是历代评书艺人的心血结晶，也是群众性的艺术创作成果。它通过"册子"(一部书的详细提纲，也称"梁子")和口传心授方法流传下来。 不同流派、不同演员对一部书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尤其在"评议"方面，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评书艺人既是演员又是作者，他们的表演过程，往往就是精心构思和不断创作的过程。这正是口头文学的特点。[/colo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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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山东琴书[/size][/b]
[color=#663300][size=2]中国曲艺曲种，流行于以鲁西南菏泽地区为中心的废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南、江苏、安徽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及东北的个别市县，在山东最先流传于鲁西南，以嘉祥、巨野、定陶为中心，后逐渐向北（济南及惠民地区）、向东（青岛、烟台）延续扩展，约有二百年历史。山东琴书最初叫扬琴，也有叫打扬琴的、唱小曲的，约形成于乾隆初年。早期为农民闲时自娱的庄家耍（又称玩局）。清末渐趋兴盛，名家辈出，分成了南、北、东三路 ，南路最早 ，以茹兴礼为代表 ，称为茹派 ，不用巧调花腔 ，重声腔 、咬字，唱段多愤世之作；北路是以邓九如为代表的邓派，善用方言俚语，于纯朴中见幽默，平易中求韵味；东路则是以商业兴为代表的商派，唱腔优美，富有变化。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的语言、风俗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东乱、北路、南路琴书三大流派。其叫法也不想同，如商业兴自称改良扬琴；邓九如文明扬琴。到一九三三年邓九如在天津电台播音时，才定名山东琴书直今。
大约在一百多年前，广饶县（就称乐安）北部一带的农民，为活所迫，四处逃荒要饭。有不少人，随身携带坠琴、节子板等乐器，以唱琴书小段为主，或随口编些有趣的故事，边演边唱。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他们还不断吸收戏曲唱腔和民间小调来丰富自己。约在一八九六年前，东寨村的张兰田、张志田兄弟俩，曾去安徽凤阳拜师学艺，当地流行的（凤阳歌）有力的推进了演唱艺书的发展。艺人在演唱中，为了更多的招徕听众，增加收入，便不断地探求新的艺术形式。擅唱工的艺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点。如广饶县西商村的艺人商业兴和妻子关云霞，长期在烟台、青岛一代演唱，成了东路琴书的代表；而擅长人物表演的艺人，便致力于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时殿元、崔心悦、谭明伦等，把《王小赶脚》改成化装演唱，便是这种探索的结果。
最早被称为驴戏的《王小赶脚》，由艺人时殿元试演成功，距今已近百年。时殿元（1963-1948），又名时鸭兰，广饶县人，是化妆扬琴的奠基者，驴戏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幼学唱扬琴，擅演小丑。开始演驴戏《王小赶脚》，时殿元饰演王小，崔心悦饰演二姑娘，驴子是用纸糊（后改用布扎）彩绘，分别截用带子系在崔的腰间，扮作骑驴的二姑娘；时殿元头戴破毡帽，腰扎白围裙，手拿马鞭、鼻眼之间用白灰一抺，化妆成小三花脸，扮作挥鞭赶驴的王小。用坠琴、扬琴、三弦、笛子、板鼓等乐器拌奏。二人边走边唱，使多年来的坐唱的《王小赶脚》，一下子活起来了，很受群众的欢迎，驴戏便很快传播开来。以上证明，驴戏的产生，是群众艺术活动与琴书说唱有机的结合，也是由琴书向吕剧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从形式上看，琴书属于坐唱形式的曲艺。演唱时坐成八字形，扬琴居中，其他乐器分列两旁。演员各持乐器，自拉自唱。在故事的发展中，演唱者多以角色出现，并有生、旦、丑的分工。塑造的人物，立体感很强。它本身就为向戏曲化演变，孕育着内在的因素。因而时殿元等人从群众喜爱《王小赶脚》的化妆上演得到启发，逐渐把琴书中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小节目，如《站花墙》、《兰桥会》、《登云休妻》、《鸿鸾喜》、《丁僧扫雪》、《拾玉镯》、《王定保借当》、《三打四劝》、《后娘打孩子》、《王天保下苏州》、《王汗喜借年》等，改为化妆登台，从唱琴书发展成了演小戏。[凤阳歌]也逐渐演化成了吕剧的基本板式──[四平调]。由于剧目大都是反映小姐、公子、儿媳、公婆等男女爱情、家庭论理的戏，而且情节逼真，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很受群众欢迎，因此不少唱坐腔（山东琴书）的艺人，先后改演小戏，在胶东、鲁北一带流传开来，如蓬莱、掖县的蹦蹦戏，济阳一带的迷戏，都属于流传后派生的。流传越广，叫法越多。有的说叫捋戏，因为伴奏主乐器是坠琴，拉时是用四个指头上下不断的捋弦；有的说叫闾戏，意思是属于街坊邻里的家乡戏；有的还说由于艺人外出搭班，都是一村，同姓同族，甚至是一家子或两口子，所以叫吕戏。
山东琴书为民间小曲联唱体 ，共有小曲 200 余支 ，山东琴书最盛行时，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达到300多个，以〔上合调〕、〔凤阳歌〕、〔梅花落〕最为常用。以扬琴为主奏乐器。传统曲目分牌子曲、中篇 、长篇3类 ，牌子曲产生较早，有全部《白蛇传》等；中篇在山东琴书中最具代表性，有《王定保借当》、《三上寿》等70～80部；长篇多为移植改编，如《杨家将演义》、《包公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山东琴书有了新的发展，成为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要曲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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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西河大鼓[/size][/b]
[color=#663300][size=2] 西河大鼓是北方较为典范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和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沿用至今。 [/size][/color]
[color=#0000ff]历史溯源 [/color]
[color=#663300] [size=2]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在河北省,演唱西河大鼓较早且最有声望者首推马三峰。他是安新县段村人,被曲坛称西河大鼓的创始人之一。其弟子朱大观(雄县人)、王振元(艺名"毛奔",新城县人)、王再望(艺名"转眼王",雄县人)均是西河调的名家。其中尤以朱大观最负盛誉,他在艺术上有很多创造,并带了不少门徒,形成了河北省中部农村一支庞大的西河体系。
据艺人传说，早年在河北省中部就流传着演员以小三弦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和演员只敲击鼓板演唱的"单鼓板"，至乾隆中期保定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等，将弦子书与单鼓板结合一起，搭伴演出，形成以演员敲击鼓板，由另一人弹小三弦伴奏的演出形式，形成早期的木板大鼓，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说书"形式。很快在冀中地
